92年出门打工被拐卖,醒来看到熟悉村庄,我愣住:这不是我家嘛

楔子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早晨。

一九九五年八月初四,天刚蒙蒙亮,我从一堵土坯墙上掏出来的洞里钻了出去。墙洞不大,刚好容一个人侧身挤过去。我先把编织袋塞出去,然后脑袋、肩膀、腰,一寸一寸往外蹭。土墙粗糙,蹭得我胳膊肘火辣辣地疼。钻出去的时候膝盖磕在墙根底下一块半截砖上,磕掉了一块皮,血珠子当时就冒出来了,顺着小腿往下淌,我也顾不上。我把编织袋往肩上一甩,撒腿就跑。

跑过砖窑后面那片荒地,跑过玉米地,玉米叶子刮在脸上跟小刀子似的,划出一道道白印子。跑过荒坡的时候脚底下踩空了,摔了一跤,嘴磕在土坎上,满嘴都是泥腥味。我爬起来接着跑,跑到一条土路上。天还早,路上一个人没有,只有路中间两道车辙印子,里面汪着露水。我顺着土路跑,跑到嗓子眼冒火,跑到两条腿打颤,肺叶子像是被人拿手攥着,一吸气就疼。

跑了大概半个多钟头,我看见前面有个村子。

村口有棵老槐树,树身子得两个人合抱那么粗,树杈往东边歪着,树底下蹲着个石碾子,碾盘上缺了个角,缺的那块跟我家村口那个碾子缺的一模一样。村里的房子一排一排的土坯墙,墙头压着青瓦,房顶上晒着玉米棒子,金灿灿铺了一片。烟囱里冒着青烟,闻着有股子烧玉米秸的味儿。村口有条小河,弯弯曲曲从村东绕到村南,河沿上长着两排柳树,柳条子垂下来,扫着水面。

我站在村口,心砰砰直跳。那棵老槐树,跟我家村口那棵一模一样。树杈也是往东边歪的,树底下也拴着一条黄狗,狗见了我也不叫,只抬了抬眼皮。那条路,从村口往东走,路过三户人家,第五家的门口有个猪圈,猪圈旁边是赵老三家。猪圈墙是用半截砖垒的,上面搭着石棉瓦,跟我家那边分毫不差。

我心想,到家了。

我三步并两步往村里走。走到赵老三家门口,一个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择韭菜,韭菜根上的泥甩了一地。我认得她,她是赵老三家的大娘,姓李,论辈分我得叫李奶奶。我从小叫她李奶奶,她逢年过节还给我塞过糖。我喊了声:“李奶奶!我回来了!”

老太太抬起头,眯着眼瞅了我半天。她眼睛不大好,见风流泪,拿手背蹭了两下。瞅完了,说:“你是谁家的娃?俺不认识你。”

我说:“我是国栋啊!赵德厚家的国栋!我爹是赵德厚,我妈是刘桂兰!”

老太太把韭菜往盆里一扔,站起来拍拍围裙上的泥,说:“啥赵德厚?俺们这庄上没姓赵的。你走错村了吧?”

我回头又看了看那棵老槐树,看了看那个缺了角的石碾子,看了看那条往东走的路和那个猪圈。树是一样的树,碾子是一样的碾子,路是一样的路,猪圈也是一样的猪圈。但人不对。我这才反应过来——这地方跟我家长得一模一样,但它不是我家。

后来我才知道,这地方叫刘庄,跟我家的赵家沟就隔着一座山。一个在山东边,一个在山西边。两个村的祖宗当年是一家人,老老爷子那辈分家,一个占了东山头,一个占了西山头。房子怎么盖、树怎么种、猪圈垒在哪儿,都是照着老宅子的样子来的。连村口那棵槐树,都是同一棵老槐树上撇下来的枝子栽的。所以从村口一看,两个村一模一样,亲娘来了都分不清。

可我当时不知道。我蹲在路边,抱着脑袋,想哭哭不出来。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和骂声。我回头一看,瘦高个领着两个人追上来了,手里提着棍子。我站起来想跑,但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跑不动了。瘦高个追上来,一棍子打在我腿弯上,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膝盖磕在石子路上,疼得我眼前一黑。那两个人上来把我胳膊往后一拧,拿麻绳反绑了手,绑得死紧,勒得我手腕子发麻。

瘦高个喘着粗气,蹲下来看着我,拿棍子点着我的脑门:“跑啊!你接着跑啊!这方圆几十里都是我们老板的地盘,你跑到哪去?你跑山东边,那是赵家沟,也是我们老板打过招呼的地界。你跑山西边,这就是刘庄。你跑南边北边,全是山,你跑进去喂狼啊?”

我没说话。他把我从地上拎起来,推着我往回走。我回头看了一眼刘庄,心里想:下回,下回我一定跑对方向。往西翻山,那就是我家。

回到砖窑,光头男人已经得了信,站在院子里等着。他那天没打我,只让我蹲在墙根底下蹲了一下午。晚饭也没给吃。我蹲在那儿,腿麻了又麻,从中午蹲到天黑。瘦高个过来叫我起来的时候,我两条腿已经完全没知觉了,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那天夜里我躺在木板床上,盯着石棉瓦顶棚想了一宿。我算明白了:这地方四面都是山,往东跑是刘庄,往西翻山是赵家沟,往南往北是野山林子,跑进去不是饿死就是让狼叼了。唯一的路是往镇上,但镇上就有汽车站,光头男人在那边有人盯着。也就是说,我得先把路摸清楚,把日子算准了,一步不能错。

我在心里跟自己说:国栋,你记着,往西跑。翻过山就是家。山不高,你小时候天天上山砍柴,你爬得上去。就这一句话,我在心里翻来覆去嚼了三年。

第一章 一九九二年的春天

一九九二年春天,我二十岁,做了个决定:去深圳打工。

这个决定在我们赵家沟算是个大事。我们村在安平县最西边的山沟里,四面都是山,地少石头多。村东头到村西头走一遍用不了十分钟,全村四十三户人家,二百来口人。地是山坡地,一层一层的梯田,从山脚摞到山腰。种一亩玉米收三百斤就算好年景,碰上旱天,一亩地收一百来斤也是常有的事。村里但凡有点力气的年轻人,都往外跑。

前一年,村东头的赵老四从广东回来了,穿了一身西装,脚上蹬着皮鞋,头发梳得油光锃亮,兜里揣着厚厚一沓钱。他给他爹翻盖了三间大瓦房,墙是红砖的,顶是青瓦的,窗户上还镶了玻璃。他爹逢人就说,老四在深圳一个月挣六百块。六百块是什么概念?我在家种一年地,刨去种子化肥,落到手里也就三五百。人家一个月顶我一年。

我妈听了心里痒痒,吃饭的时候拿筷子戳着碗沿说:“你看看人家老四,出去一年就翻身了。”我爹没吭声,闷头扒拉饭。他那年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干一天活回来喘半天,夜里咳嗽得睡不着觉。我夹了筷子菜放他碗里,说:“爹,要不我也出去试试?”我爹把碗往桌上一墩:“试啥试?外面乱得很,你老实待在家里,饿不死。”

我爹不同意我去。他靠在床头,咳嗽了两声,缓了缓说:“你没出过远门,不知道外面啥样。咱家虽穷,好歹有口饭吃。你出去了,万一出点啥事,我跟你妈咋整?”我说人家赵老四咋没事?我爹说赵老四是赵老四,你是你。人家脑子活泛,你实心眼,出去让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我当时觉得我爹看不起我,心里憋着一股气。

可家里的情况摆在那儿。我爹前一年查出了肺病,在镇卫生院住了半个月,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我妈刘桂兰把圈里的猪卖了,又找我舅借了三百块,才把药费结清。但病没好利索,隔三差五就得去镇卫生所拿药,一次十块八块的,看着不多,可架不住老拿。药一断,我爹就咳得直不起腰,夜里睡不着,整个人瘦得脱了形。

我妹赵国芳那年十六,在镇上读初二。她成绩好,老师说考个中专没问题。中专要交学费,一学期一百二。我妈为这一百二愁得嘴上起了泡,东拼西凑还差四十。我妹懂事,说不念了,回来帮家里干活。我妈把她骂了一顿,说砸锅卖铁也供你念。

我跟我爹说:“爹,我去深圳干一年,挣够了钱就回来。把债还了,再给国芳攒点学费。”我爹抽了半天的旱烟,一锅接一锅,抽得屋里云山雾罩。最后把烟袋锅往鞋底上一磕:“去吧。多个心眼,遇事别逞强。”

我妈连夜给我收拾东西。一个编织袋,里面装了两件换洗衣服、一双解放鞋、五个煮鸡蛋。她又从柜子底下翻出五十块钱,塞到我兜里,说:“穷家富路,揣好了。”那五十块钱是她卖鸡蛋攒的,一张一张捋得平平整整,用皮筋扎着。我接过来的时候,看见她手指头上全是裂口,冬天洗菜冻的,口子深得能看见红肉,抹了蛤蜊油也不见好。

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妈起来给我下了碗面条,卧了个荷包蛋。我妹还在睡,我摸黑走到她床边,把兜里的两块钱塞到她书包里。那两块钱是我攒的,本来想买双袜子,后来想想还是给国芳。她攒了两块钱的压岁钱,前些天念叨着要买本《新华字典》,没舍得买。我当哥的没本事,走之前也只能给她留两块钱。

我背着编织袋出了门。我妈站在门口送我,一直走到院门口。我说妈你回去吧,天冷。她说我看着你走。我走了老远回头,她还站在那儿,穿件蓝布褂子,手揣在袖筒里,风把她的头发吹得乱糟糟的。那是我妈站在门口送我的最后一回。后来我回来的时候,她头发白了一半。

走了五里山路到镇上,从镇上坐班车到县城,再从县城坐火车到广州,从广州转车去深圳。我妈说,你舅在宝安那边一个工地上干活,到了先去找他。我舅叫刘桂生,在工地上当小工头,管着十几号人。我妈给他打了电话,他在电话里说,来吧,有地方住。

班车是七点发车,我到镇上汽车站的时候才六点半,候车室里已经挤满了人。那年头出门打工的人多,候车室里大包小包堆了一地,有扛编织袋的,有拎蛇皮袋的,还有背着铺盖卷的。我挤上车,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把编织袋抱在怀里,怕让人顺手牵了。

旁边坐了个穿夹克的男人,三十来岁,头发梳得油光锃亮,苍蝇落上去都得劈叉。夹克是深蓝色的,袖口有点磨白了,但整体看着挺精神。他冲我笑了笑,递过来一根烟:“兄弟,去哪啊?”

我说:“去深圳。”他说:“打工?”我点点头。他问:“在深圳有熟人吗?”我说我舅在那边工地上。他吸了口烟,往椅背上一靠,拿手指头弹了弹烟灰:“工地上苦啊,晒得跟黑炭似的,一天干十二个小时,搬砖和泥,累得贼死。不如去厂里,电子厂,坐着干活,风不吹日不晒,一个月三四百。”

我有点动心,但还是留了个心眼:“我舅那边说好了,先去他那看看。”他说行,你先去看看,要是不行找我。他从兜里掏出一张名片递过来,上面印着“深圳华强电子厂招工主管 刘德发”。名片是白底红字,还印着厂址和电话。我把名片揣兜里,没当回事。

到了县城火车站,我下车去买票。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买到一张下午两点去广州的站票。那年头火车慢,到广州得十几个钟头,有座没座全靠挤。我把编织袋往地上一放,坐上面歇脚。买完票出来,刘德发在候车室门口冲我招手:“兄弟,这边!”我走过去,他递给我一瓶汽水:“天热,喝口水。我看你排了半天队,渴了吧?”

我确实渴了。早上走得急,没顾上喝水。我拧开瓶盖喝了两口,觉得味道有点发苦,但想着可能是汽水的牌子不一样,没往心里去。又喝了几口,把瓶子还给他。他说你先坐着歇会儿,我去买包烟。

我坐在候车室的塑料椅子上等着。那椅子是硬塑料的,红不红黄不黄的,坐上去硌屁股。旁边一个大姐抱着孩子,孩子哭个不停,大姐撩起衣裳喂奶,一边喂一边跟旁边的人唠嗑。对面一个老头躺在椅子上睡觉,呼噜打得震天响。

我坐着坐着,觉得头晕。起初以为是起得太早没睡好,想站起来走两步,结果两条腿发软,站不起来。我歪在椅子上,眼前的东西开始转。候车室顶上的吊扇转着,转着转着变成两个,两个变四个。我想喊人,嗓子眼发紧,喊不出声来。旁边抱孩子的大姐看了我一眼,以为我困了,没当回事。

最后看见的画面,是刘德发朝我走过来,脸上还带着笑,弯下腰跟我说话。他说啥我没听清,就看见他嘴角往上一咧,牙挺白。然后我眼前一黑,啥也不知道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递给我那瓶汽水,瓶盖是拧开过的。里面下了安眠药,碾碎了化在水里,喝不出来。这手法,后来派出所的民警跟我说,叫人贩子常用的“放鸽子”,专盯头一回出远门、没跟家里人走散的年轻人下手。

第二章 醒来在陌生的地方

我醒过来的时候,躺在一辆卡车车厢里。

车厢里黑乎乎的,只有篷布缝里透进来几道光。我头疼得厉害,像有人拿锤子从里面往外敲,太阳穴突突地跳。我想坐起来,发现手被绳子绑着,绑得挺紧,麻绳勒进肉里,挣不开。我喊了两声:“有人吗?这是哪?”没人应。卡车颠着,发动机嗡嗡响,车厢里一股子柴油味和土腥味混在一起,呛得我咳嗽了两声。

我躺在车厢底板上,身子底下铺了层干草,草梗扎得后脊梁痒。我拿脚蹬了蹬车厢板,铁皮的,咚咚响。前面驾驶室有人喊了一声:“别动!老实躺着!”我喊:“你们是谁?拉我去哪?”没人理我。

卡车走了很久。篷布缝里往外看,有时是黑乎乎的啥也看不见,有时能看见路边的树影子。后来看见天亮了,篷布缝里透进来的光从灰白变成金黄,又从金黄变成白花花的日头光。我估计走了大半天。中间车停了一回,有人掀开篷布扔进来一个馒头和一壶水,又合上了。我没吃馒头,怕里头又下了药,只喝了两口水。

又过了很久,卡车停了。车熄了火,驾驶室门开了,有人跳下来。篷布被掀开,光刺得我睁不开眼。有人把我拽了下来,我腿一软差点跪地上。站了一会儿才缓过劲来,眯着眼打量周围。

面前站着三个人:刘德发,一个光头男人,还有一个瘦高个。光头男人四十来岁,脑袋锃亮,穿件灰夹克,手里捏着根烟。瘦高个二十出头,精瘦精瘦的,颧骨老高,眼窝凹进去,腰上别着一把折叠刀。刘德发还是那身蓝夹克,笑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光头男人打量了我一眼,对刘德发说:“就这个?”刘德发说:“嗯,二十出头,身体壮实,能干。”光头男人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拿手指头蘸着唾沫数了数,递给刘德发:“两千五,你点点。”刘德发接过去数了一遍,揣进兜里。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兄弟,对不住了。哥也是缺钱。家里俩孩子张嘴等吃呢,你别怪我。”我这才反应过来,我被卖了。我冲他喊:“你把钱还给他!你放我走!”刘德发没理我,转身上了卡车。卡车发动了,排气管喷出一股黑烟,顺着土路开走了,越开越远,最后成了个黑点,拐过山脚就不见了。

光头男人让瘦高个把我扛进了一个院子。院子不大,靠墙搭了个棚子,棚子里有张木板床,床上铺着干草。瘦高个把我扔在床上,解开了手上的绳子,转身出去把门从外面锁上了。我听见铁锁咔嗒一声,然后是两个人的脚步声走远了。

我坐在床上,脑袋还是晕的。我使劲回忆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记得在火车站喝了那瓶汽水,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我摸了摸兜,那五十块钱没了,我妹的两块钱也没了,连那张名片都不见了。我把编织袋拽过来翻了翻,衣服还在,解放鞋还在,煮鸡蛋没了。

我打量了一下这个棚子。四面是土坯墙,顶上搭着石棉瓦,墙根底下长了一层绿毛。墙角放着个塑料桶,桶里半桶水,水上漂着个瓢。墙上有个小窗户,没玻璃,钉着两块木板,板缝里透进来光。我凑过去往外看,看见远处有座山,山上长满了松树和柏树,山腰上飘着薄雾。这个场景有点眼熟,但我一时想不起来在哪见过。

后来我才知道,那座山就是我老家后面的凤凰山。我那时候站在山这头,家在那一头,隔着一道山梁,直线距离不到二十里地。可我啥也不知道。我要是知道翻过这座山就是赵家沟,那天夜里我就跑了。可我那时候以为自己在几百里外。

第二天早上,光头男人来了,端着一碗稀饭和两个馒头。稀饭是玉米面糊糊,馒头是白面的,还热乎。我没吃,问他:“这是哪里?”光头男人把碗放在地上,蹲下来看着我:“你就在这好好待着,别想跑。跑也跑不出去。这地方四面都是山,你跑出去也活不了。山里野牲口多,夜里还有狼。”我说:“我给你干活,你放我走。”光头男人笑了笑,露出一口黄牙:“急什么?先干着。干得好,到时候再说。”

他站起来要走,又回头补了一句:“对了,我叫刘金贵,你叫我刘老板就行。以后你就住这儿,吃这儿,给我搬砖。一天三顿管饱。”他走了之后,把门又锁上了。

我没动那碗稀饭。我怕里面又下了药。饿了一天一夜,肚子咕噜咕噜叫。第二天早上刘金贵又来了,看见稀饭还在那,馒头上爬了蚂蚁。他说:“放心吃,没药。给你两个胆子,你也跑不出去。”我想了想,端起碗喝了。稀饭凉了,上面结了一层皮,我搅了搅喝了。馒头让蚂蚁爬过了,我把皮揭了吃。我得活着,才有机会跑。

吃完之后,刘金贵让我去干活。砖窑在院子后面,顺着院墙根走过去,拐个弯就到了。窑不大,一座老式土窑,窑身子用红砖砌的,外面抹了层泥,顶上冒着一股青烟。窑旁边码着好几摞砖坯子,还没进窑。刘金贵说,已经烧好了两窑红砖,让我把砖从窑里搬出来,码在院子里晾着。他说:“码整齐了,一块砖一分钱,码一万块给你一百块。”

我算了算,一万块砖,一块砖三斤多,总共三万斤,从窑里搬出来码好,一天干到晚,最多搬两千块。五天一万块,挣一百块。一个月六百块。听着不少,但这钱在刘金贵手里攥着,给不给、给多少,他说了算。我没吭声,开始搬砖。砖出窑还烫手,得戴手套。刘金贵扔给我一副线手套,十个手指头露了八个,戴跟不戴差不多。我拿衣服袖子垫着手搬,搬了半上午,袖子磨烂了。

干了三天,手上磨了七八个血泡。血泡破了,沾上砖灰,疼得钻心。我没吭声,用牙咬着布条把手缠了缠,接着干。刘金贵看我干活实在,态度好了一点,有时候会多给我个馒头。瘦高个叫刘小军,是刘金贵的亲外甥,跟着他舅干了两年了。刘小军话不多,但比他舅好说话,有时候会给我递根烟。

我一边干活一边观察。砖窑后面是一片荒地,长满了蒿子和狗尾巴草,荒地尽头是山。往东走大约一里地,有一条土路。土路通到镇上,我后来跟着去镇上买过东西,走路半个钟头。院子只有一个大门,门板是铁的,从外面锁着,撞不开。院子里有一把铁锹,一把镐头,但刘金贵看得紧,我干活的时候他就坐在旁边,手里拿着一根木棍。刘小军腰上别着刀。

干了半个月,我瘦了一圈。脸上晒得黢黑,胳膊上蜕了一层皮。瘦高个有时候会跟我搭话,问我家里几口人、哪的人。我说我是外省的,具体哪的没说。我留了个心眼,没告诉他我家就在山那边。他要是知道我翻过山就能到家,肯定看得更紧。

有一天晚上,刘小军喝了点酒,话多了起来。他说他舅这砖窑一年挣不了几个钱,就混口饭吃。这地方偏,砖也卖不上价。我问他:“这地方叫啥名?”他说:“你问这干啥?”我说:“我总得知道自己在哪吧。”他想了想,说:“你就别打听了,打听多了对你没好处。”我没再问。

后来我从刘小军嘴里套出来一些零碎信息。这地方叫刘庄,归平阳县管。平阳县跟我们安平县挨着,都在太行山边上。刘庄在平阳县东边,赵家沟在安平县西边,两个村隔着一座凤凰山。刘小军说,他舅跟山上几个村的村干部都认识,逢年过节送烟送酒。我要往哪个方向跑,他舅一个电话就打过去了,跑不了多远就得让人截回来。我听了心里凉了半截,但没全信。刘小军喝了酒爱吹牛,十句话里有两句是真的就不错。

第三章 第一次跑

在砖窑干了两个月,刘金贵对我的看管松了一些。有时候他去镇上买东西,让我和刘小军在院子里干活。刘小军坐在门口打瞌睡,我就在院子里搬砖。我开始留意院子里的每一处细节。围墙是土坯砌的,两米出头高,墙头没插玻璃碴子。墙根底下堆着一摞摞的砖坯子,踩上去能够到墙头。但刘小军虽然打瞌睡,耳朵灵得很,我一有动静他就醒。

我试过一次。那天下午刘金贵出去办事,刘小军喝了点酒,靠在门槛上打盹。我瞅准机会,放下手里的砖,蹑手蹑脚走到墙根底下,踩着砖垛一使劲爬上了墙头。我刚骑上墙头,刘小军就醒了。他大喊一声,从地上抄起一根棍子追过来。我跳下墙头,撒腿就跑。

跑过一片玉米地,玉米秆子比人高,叶子刮在脸上生疼。我顾不上,闷着头往前跑。跑出玉米地,又跑过一片荒坡,坡上全是蒺藜棵子,扎得我脚底板疼。我穿的解放鞋底子薄,踩在蒺藜上跟光脚差不多。但我顾不上,接着跑。

跑到坡顶上的时候,我看见前面有条土路。顺着土路跑,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跑了大概半个小时,我看见前面有个村子。村口有棵老槐树,树底下蹲着个石碾子。村里的房子一排一排的土坯墙,跟我家的村子一模一样。村口有条小河,弯弯曲曲的,河沿上长着两排柳树。我愣住了。我以为自己跑回家了。

我三步并两步往村里走。走到村口第一户人家门口,一个老太太坐在门槛上择韭菜。她六十来岁,头发灰白,穿件蓝布褂子,脚上一双黑条绒布鞋。我认出来了,她是村东头赵老三家的大娘,姓李,我从小叫她李奶奶。我喊了声:“李奶奶!我回来了!”

老太太抬起头,眯着眼瞅了我半天。她眼睛不大好,见风流泪,拿手背蹭了两下。瞅完了,说:“你是谁家的娃?俺不认识你。”

我说:“我是国栋啊!赵德厚家的国栋!我爹是赵德厚,我妈是刘桂兰!”

老太太把韭菜往盆里一扔,站起来拍拍围裙上的泥,说:“啥赵德厚?俺们这庄上没姓赵的。这庄上姓刘的多,再就是姓王的、姓张的。你走错村了吧?”

我回头看了看那棵老槐树,又看了看那个缺了角的石碾子。树是一样的树,碾子是一样的碾子,但人不对。我这才反应过来——这地方跟我家长得像,但它不是我家。我腿一软,蹲在地上,抱着脑袋,想哭哭不出来。

老太太看我蹲在地上,又补了一句:“你这是从哪来的?找谁家?俺帮你问问。”我说:“大娘,往赵家沟咋走?”老太太想了想:“赵家沟?那在西边山那头,归安平县管。你顺着这条路往西走,走到山根底下,翻过山就是。不过那山路不好走,得走大半天。”我说了声谢谢,站起来想走。

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和骂声。我回头一看,刘小军领着两个人追上来了,手里提着棍子。我站起来想跑,但两条腿跟灌了铅似的,跑不动了。刘小军追上来,一棍子打在我腿弯上,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膝盖磕在石子路上,磕得我眼前一黑。那两个人上来把我胳膊往后一拧,拿麻绳反绑了手。

刘小军喘着粗气,蹲下来看着我:“跑啊!你接着跑啊!我跟你说了没有?这方圆几十里都是我们老板的地盘,你跑到哪去?”他拿棍子指了指西边那座山:“你知道那山那头是啥地方不?那是赵家沟。赵家沟的村主任跟我们老板是酒友,一个电话就过来了。你跑过去,人家照样把你送回来。”我没说话。他把我从地上拎起来,推着我往回走。

我回头看了一眼刘庄,心里想:下回,下回我一定跑对方向。往西翻山,那就是我家。

回到院子,刘金贵已经得了信,站在院子里等着。他那天没打我,只让我蹲在墙根底下蹲了一下午。晚饭也没给吃。我蹲在那儿,腿麻了又麻,从中午蹲到天黑。刘小军过来叫我起来的时候,我两条腿已经完全没知觉了,扶着墙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晚上躺在木板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我琢磨着刘小军的话,心里犯嘀咕。他说赵家沟的村主任跟他舅认识,这话是真是假?我们赵家沟的村主任叫赵德富,是我爹的远房堂弟,论辈分我叫他叔。这人平时看着挺正派,见人笑眯眯的,他真能干出这种事?我想了半天,觉得八成是刘小军吓唬我。赵德富再贪,也不至于干这种缺德事。但我也不敢赌。万一真的呢?我跑回去,他把我再送回来,那我这三年就别想跑了。

我打定主意:下次跑,不往家跑。先跑到镇上派出所报案。派出所在镇东头,我跟着刘小军去镇上买盐的时候看见过。门口挂着国徽,进进出出的穿警服的人。我就不信,警察还管不了这事。

可镇上也有人盯着。刘金贵在镇上有个亲戚开小卖部,就在汽车站旁边。我去买盐的时候看见过,一个胖女人坐在柜台后面嗑瓜子。刘小军跟她打招呼叫姐。我要跑到镇上,得先经过那个小卖部,胖女人一眼就能认出我来。我得想个法子绕过去。

从那天起,我开始认认真真琢磨逃跑的路子。往镇上去的土路就一条,绕不过去。但我注意到,砖窑后面那片荒地再往南走,有条羊肠小道,绕到镇子南边,从一个小石桥底下钻过去,能直接到派出所后墙。这条路远,得多走四十分钟,但没人看着。

我把这条路在心里画了张图,白天干活的时候一遍一遍过脑子。先出院子,往南走荒地,走到底往东拐,穿过一片杨树林子,出林子有条沟,顺着沟沿走二里地,看见一个小石桥,从桥底下钻过去,再走五分钟就到派出所后门。

剩下的问题就是时间。刘金贵每个月月初去县城进货,早上走,下午回来。他走的时候一般带着刘小军。院子里就剩我一个人。那天就是最好的机会。

我在心里数着日子等月初。

第四章 三年

日子一天天过去。秋天到了,山上的树叶黄了,落了。风一吹,满院子都是杨树叶子,我拿扫帚扫成一堆,刘金贵让点火烧了,说沤肥。烧叶子的时候冒的烟呛人,但闻着有股秋天的味儿,跟我家院子里烧树叶一个味儿。

冬天来了,砖窑停了。刘金贵让我和刘小军上山砍柴。山上冷,风从领口往里灌。我穿着从家带来的那件棉袄,棉花都滚包了,不暖和。刘金贵给了我一件旧棉袄,是他外甥穿剩下的,袖口磨得露了棉花,但比我那件强。我穿上之后,他跟我说:“好好干,干好了给你件新的。”我没信。但该砍的柴我一捆也没少砍。

冬天夜长,躺在木板床上睡不着,我就想家。想我妈做的面条,想我爹的旱烟味,想我妹写作业的样子。我妹写字的时候爱咬铅笔头,铅笔杆上全是牙印。想着想着就睡着了。有一回梦见我妹考上中专了,拿着通知书跑回家,我妈在院子里摘花生,站起来接通知书,手都没擦,花生壳粘了一通知书。我站在旁边笑。醒了之后,枕头湿了一块。

开春之后,砖窑又开了。刘金贵接了一批活,要给镇上的小学盖新教室,要五万块砖。工期紧,天天加班。我每天从早干到晚,中间歇晌一个钟头。刘金贵看我干活实在,态度好了一点,有时候会给我个三块五块的,说是零花。我把钱藏在鞋垫底下,一张一张攒着。那些钱都是皱巴巴的毛票,有一块的,有两块的,还有几张五毛的。每天晚上睡觉前,我把鞋垫掀开,把钱摸出来数一遍,再放回去。最多的时候攒了二十八块。那是我全部的家当,也是全部的希望。

到了一九九四年秋天,刘金贵开始让我一个人去镇上买烟买酒。当然,刘小军远远跟着。但至少我能出院子了。我去镇上买东西的时候,留意看路。从院子到镇上,走路半个钟头。镇上有个汽车站,一天有两趟班车去县城,早上七点一趟,下午两点一趟。我记住了班车的时刻表。我还摸清了派出所的位置,在镇东头,门口有个水泥台子,台子上立着块牌子,白底黑字写着“平阳县刘庄镇派出所”。

每次去镇上,我都从派出所门口过一趟。有时候看见民警在门口站着,穿件绿警服,戴个大檐帽。我想过去说话,但刘小军在后头跟着,我没敢。有一回我故意放慢脚步,在派出所门口多站了一会儿。刘小军上来拽我胳膊:“看啥呢?走!”我说我看看热闹。他说派出所有啥热闹好看的,走了走了。我被他拽走了。

老周是那年冬天来的。我记得清楚,腊月初八,刘小军从镇上领回来一个人,五十多岁,瘦得皮包骨头,脸上一层灰土,穿件破棉袄,冻得直哆嗦。刘小军让他住我隔壁的棚子里。老周是河南周口人,在火车上被人骗来的,比我还早来一年。他本来在郑州一个工地上干活,有人说给他介绍个好活,一个月五百,管吃管住。他跟着去了,结果让人塞进卡车拉到了这儿。

老周身体不好,有气管炎,天一冷就喘不上气,干活慢。刘金贵老骂他,说他吃白食。老周不吭声,低着头干活,干一会儿就得扶着墙喘半天。我看不过去,有时候帮他搬两摞砖。刘金贵看见了也没说啥,反正活是干完了。

我跟老周处得不错。晚上收工之后,我俩蹲在棚子门口抽烟,一毛钱一包的“大丰收”,呛嗓子,但解乏。老周跟我说他家里的事。他老伴姓王,在老家种地。他闺女叫周小满,刚上初中,成绩不错。他说他做梦都想回去。他说他闺女给他写过信,寄到工地上,让工头给扣了,他一个字都没收到。他说着说着眼圈就红了,拿袖子蹭了蹭。

我跟老周说,我想跑,问他跑不跑。老周摇了摇头,说他腿脚不好,气管炎犯了走不动道,跑出去也是拖累我。他让我跑的时候小心点,别被抓住。他说他上回看见刘小军打一个跑了的工人,拿棍子往腿上抡,打完了扔进窑里饿了两天,那人出来的时候都不会走路了。

那年冬天特别冷,棚子里没有炉子,夜里冻得睡不着。我把干草全铺在身子底下,上面盖着棉袄,还是冷。老周把他那床破被子让给我一半,我俩挤一块睡,好歹暖和点。他半夜咳嗽,咳得棚子顶上的石棉瓦直颤。我给他拍背,拍了半天他才缓过来。他说:“国栋,你比我命好。你年轻,身体好,跑出去能活。我跑出去也是死。”

我说:“周叔,你别这么说。等开春了咱一块跑。”他摇了摇头,没说话。

开春之后,老周的气管炎好了一些。刘金贵让他跟我一块去镇上买东西。老周走路慢,我扶着他走。路上我跟他说,我想跑,让他帮我打掩护。他说咋掩护?我说,我去小卖部买盐的时候,你跟刘小军说你要上厕所,把他引开一会儿。老周想了想,说行。

三月初八那天,机会来了。刘金贵去县城进货,刘小军跟着去了。院子里就剩我和老周。我俩按计划行动。我出院子往南走荒地,老周在院子里待着,万一刘金贵提前回来,他就说我去镇上买盐了。我顺着荒地走到头,往东拐,穿过杨树林子。林子里的树刚发芽,光秃秃的枝子刮着我的脸。我顾不上,闷头走。出了林子有条沟,顺着沟沿走二里地,看见小石桥。我从桥底下钻过去,爬上岸,派出所就在前面五十米。

我拍拍身上的土,把鞋垫底下的钱摸出来看了看,还在。我定了定神,朝派出所走过去。走到门口,一个民警从里面出来倒水,看见我愣了一下。我上去说:“同志,我要报案。”

民警把我领进屋,让我坐下,倒了杯热水。一个四十来岁的民警姓王,问我啥事。我把这三年的事从头到尾说了一遍。王民警拿笔在本子上记,记了满满两页。记完了,他问我:“你说你被关在刘庄砖窑三年?老板叫刘金贵?”我说是。他皱了皱眉:“刘金贵?这名字我有点印象。去年有人举报过,说那边有个砖窑用黑工,我们去查过一回,没查着人。窑主说工人都是自愿的,有身份证有合同。我们看了,手续齐全。你说的这个刘金贵,是不是脸上有颗痦子,在左边嘴角?”

我说对,就是他。王民警说:“那这事有点麻烦。他有手续,我们没证据不好抓人。这样,你先回去,我们调查调查。”

我说:“同志,我不能回去。我回去他就知道是我报的案,非打死我不可。”

王民警想了想,说:“那你在镇上待着,别回去。你身上有钱吗?”我说有二十来块。他说你先找个旅社住下,我们这边抓紧调查。他给我开了张条子,让我去镇上“大众旅社”找老板,说派出所介绍的,一晚收两块。

我从派出所出来,腿都是软的。三年了,头一回觉得有盼头。我找到大众旅社,老板看了条子,给我开了间房。房间不大,一张床一张桌子,但干净,被子上有股肥皂味。我躺床上,盯着天花板,心里翻来覆去就一句话:我跑出来了。

第二天,我去派出所问进展。王民警说,他们去刘庄砖窑看了,刘金贵和刘小军都不在,院子空了。砖窑停了,工人散了。老周也不见了。我问老周去哪了,他说不知道,人去窑空。我心里咯噔一下,怕刘金贵把老周转移了。王民警说他们正在查刘金贵的下落,让我别急。

在旅社住了三天,我待不住了。我想家。我跟王民警说,我先回家一趟,回头再配合调查。他给我开了个证明,说路上遇到查夜的给民警看。我把证明揣好,从镇上坐班车到县城,从县城倒车到安平县,从安平县再坐班车到我们镇。到镇上的时候天已经擦黑了。我走五里山路回赵家沟,走到村口看见那棵老槐树,眼泪唰就下来了。这回没错,树底下蹲着赵老栓,赶着一群羊往家走。他看见我,羊鞭子都掉地上了:“国栋?是国栋不?”

我说:“栓叔,是我。”他跑过来拽着我胳膊看了半天:“你这娃,跑哪去了?你爹你妈找了你三年!”我顾不上跟他细说,一路跑回家。我妈在院子里摘花生,我站在门口喊了声:“妈。”她抬头看我,手里的花生掉了一地。愣了半天,才颤着声说:“国栋?”我扑通一声跪在地上,膝盖磕在门槛上,磕得生疼。但我没觉得疼。我说:“妈,我回来了。”

我妈扑过来抱住我,哭得浑身发抖。我爹从屋里出来,看见我,腿一软,扶着门框站住了。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老泪顺着脸往下淌。我妹从屋里跑出来,站在门口,咬着嘴唇看了我半天,哇一声哭了。她那年十九了,在县里读中专,正好放秋假在家。她跑过来蹲在我旁边,拿拳头捶我肩膀:“哥你咋才回来?你咋才回来?”

那天晚上我吃了三大碗面条,我妈坐在旁边看着我吃,眼泪一直没干过。我爹抽着旱烟,闷声说:“回来就好。”

第二天,我爹带着我去了镇上的派出所。派出所的民警听完,记录下来,说会跟平阳那边联系。后来平阳那边回了话,说刘金贵的砖窑早关了,人找不着了。刘德发也没抓着。民警说,这个人用的应该是假名字,名片上的“深圳华强电子厂”也是假的,查无此厂。

我没指望能把他们抓住,只要自己回来了就行。但我心里记挂着老周。我去派出所问老周的下落,民警说他们去刘庄问过,村里人说刘金贵走之前把老周送走了,送哪去了不知道。我心里堵得慌,觉得对不住老周。老周让我跑,他自己没跑成,现在我出来了,他不知道在哪。

第五章 团圆

回家之后,我在家歇了半个月。

头几天我啥也不干,就在家待着。帮我妈烧火做饭,帮我爹熬药。我爹那两年身体更差了,走几步路就喘。我带他去县医院看了,大夫说肺气肿,得慢慢养,不能干重活。我爹听了,坐在医院走廊的椅子上,半天没说话。回家的路上他跟我说:“国栋,爹拖累你了。”我说爹你说啥呢,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天经地义。

我妹那时候已经考上中专了,在县里的财会学校,还有一年毕业。她周末回来,帮我妈干活,晚上跟我唠嗑。她问我这三年到底干啥去了,我说在砖窑干活,老板不给钱,扣了我三年。她问那你咋不跑?我说跑了,没跑对方向。她问啥意思?我说你哥笨,头一回跑反了,往东跑了,跑到隔壁村去了。她笑得前仰后合,说哥你可真行,自己家都能跑反。我也笑了,但心里挺不是滋味。

歇了半个月,我开始琢磨出去打工。我爹不让我去远处,说就在县城找个活干。我听了他的话。我们村赵老四在县城建筑队当带班的,我去找他,他说你来吧,正好缺人。我跟着他干了半年小工,搬砖和泥,一天十块钱。老板姓周,叫周大强,人不错,看我干活实在,过了年让我当了小组长,工资涨到一天十五。

我每个月发了工资,留五十块生活费,剩下的一百五全交给我妈。我妈把债还了,又给我妹交了学费。我妹争气,中专毕业后分到了镇上的小学当老师,教语文。第一个月发了工资,给我买了双皮鞋。我穿着那双皮鞋去工地上干活,工友笑我,说国栋你咋穿皮鞋搬砖?我也不在乎,说:“我妹买的,穿着舒坦。”

一九九七年,我在县城认识了孙巧云。她是隔壁镇上的,在建筑队隔壁的裁缝铺当学徒。人勤快,心眼好,说话细声细气的,不爱跟人争。我常去她那补工作服,一来二去就熟了。她补衣服仔细,针脚走得密,补丁颜色配得也好看。有一回我裤子膝盖磨了个洞,她给我补了个兜,说这样结实,还能装东西。我穿着那条裤子去干活,工友问我谁补的,我说裁缝铺的小孙。他们说小孙手艺好,人也好,你赶紧下手。我嘿嘿笑,没接话。

处了一年多,我们结了婚。结婚那天,我喝多了,抱着我爹哭了一场。我爹拍着我的背,一句话没说。我妈在旁边抹眼泪,说行了行了,大喜的日子。巧云过来把我拉走了,说别闹了,人家都看着呢。我擦了把脸,跟着她回屋了。

婚后第二年,巧云生了个闺女,取名赵念恩。我说,念恩,就是念着别人的恩。我念我爹我妈的恩,也念那些在我最难的时候帮过我的人。巧云说这名字好,听着厚道。

第六章 老周

二〇〇二年,我托人打听老周的下落。我找了平阳县那边一个跑运输的熟人,让他去刘庄打听打听。过了一个月,熟人回话说,老周当年被刘金贵送去了邻县一个砖厂,干了半年,后来那砖厂也关了,老周就不知去向了。

我不甘心,又托人打听。二〇〇四年,打听到了。老周被送去了河北邯郸那边一个窑厂,干了两年,身体彻底垮了,窑厂老板看他干不动了,给了他两百块钱让他走了。老周拿着那两百块钱,扒火车回了河南老家。他闺女周小满那时候已经考上中专了,毕业分到了镇上的粮所。

我打听到了老周家的电话,给他打过去。电话是他老伴接的,我问周小满在不在,她说在,你等着。过了一会儿,周小满来接电话。我说我是赵国栋,当年跟你爸在平阳县砖窑一块干活的。她在电话那头愣了半天,说她爸在家,让我等会儿。我听见她喊:“爹!电话!赵国栋找你!”过了好一会儿,电话那头传来老周的声音,颤颤巍巍的:“国栋?是你啊?”

我说周叔,是我。他说你跑出去了?我说跑出去了,早跑出去了。他在电话那头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他说他回去之后找过我,没找着。他说他以为我还在砖窑里。我说我出来了,周叔,我出来了。他在电话那头一个劲地说好,好,好。

二〇〇五年秋天,老周让他闺女带着来了我店里一趟。他老了,头发全白了,走路拄着拐棍,气管炎还是没好,走几步就喘。我留他吃了顿饭,我媳妇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老周吃了两盘子,说好吃。走的时候我给他塞了条烟,他不要,我硬塞给他了。他上车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国栋,当年要不是你帮我,我可能就死在那个砖窑里了。”

我说周叔,咱都活着出来了,比啥都强。

他闺女在旁边抹眼泪,说赵大哥,谢谢你当年给我家写信。我说谢啥,应该的。她扶着她爸上车走了。

我站在店门口抽了根烟,秋天的风刮过来,带着点凉意。我想起那年冬天我跟老周挤在一个棚子里,他半夜咳嗽,我给他拍背。那时候觉得日子没头,现在回头看,也就那么回事。过去了。

第七章 后来的事

后来我在县城开了个建材店,生意不大,但够养家糊口。店面在县城建材市场东头,两间门脸,一间放货,一间办公。我雇了个小伙计看店,我跑外头进货送货。一年下来,刨去房租水电,能落个三四万。在我们县城,这收入不算高,但够花了。

我每年都会回村里住几天,帮我妈种花生、掰玉米。我妈七十多了,身体还行,就是腿脚不利索,走路拄个拐棍。我让她搬到县城跟我住,她不去,说住不惯楼房,还是村里自在。我妹就住在镇上,离得近,天天回去看她。我也放心。

村里人都说,国栋这娃,有出息了,也不忘本。每年秋收的时候我回去帮忙,谁家收玉米缺人手,喊我一声我就去。赵老栓前年走了,走之前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国栋,那年你跑回来,站在村口,我一眼就认出来了。你跟你爹年轻时一个样。”我听了心里酸酸的,说栓叔你好好养着,等你好了我请你喝酒。他笑了笑,没等到喝酒就走了。

有一年秋天,我开车路过刘庄。我把车停在村口,下来站了一会儿。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底下那个缺了角的石碾子也还在。一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择韭菜,我认出来了,还是当年那个李奶奶,老了,头发全白了,牙也掉了几颗。我走过去跟她打了个招呼:“李奶奶,还认得我不?”

老太太眯着眼瞅了我半天:“你是哪个?”我说:“三年前,有个小伙子跑你们村来问路,你告诉他赵家沟往西翻过山就是。”老太太想了想,一拍大腿:“想起来了!那个跑得满头大汗的娃!”我笑了笑:“我就是那个娃。”老太太上下打量了我一番:“你现在干啥呢?”我说在县城开了个店。老太太点了点头:“好,好。那会儿看着你怪可怜的,想让你进屋喝口水,你扭头就跑了。”我说那会儿急着回家。老太太说你现在开车来的?那路好走了,柏油路,二十分钟就到赵家沟了。我说是啊,路修好了。我上车走了。从后视镜里看见老太太还站在门口,望着我的车。

二〇一五年,镇上修路,把刘庄到赵家沟的土路修成了柏油路。我开车从路上走,二十分钟就到了。想起当年我从刘庄跑出来,蹲在路边问路,觉得山那么高,路那么远。现在路修好了,开车一脚油门的事。我有时候想,要是当年就有这条柏油路,我是不是早就跑回来了?后来想想,路再好,那时候也轮不到我走。刘金贵在路口设了卡子,谁来都过不去。所以修路是好事,但更重要的是,这世道变了。现在出门打工,手机能定位,随时能给家里打电话,老板不敢扣人,扣了人一报警就跑不掉。我闺女说这叫“天网”,我说啥网不网的,反正比我们那时候强。

我妹赵国芳后来调到县里的小学当了副校长。她对象也是老师,教数学的。两口子日子过得挺好,在县城买了房。我妈跟着我妹住,帮我妹看孩子。我爹前几年走了,走的时候挺安详,没受啥罪。走之前他跟我说:“国栋,你那个砖窑的事,别搁心里了。人这辈子,谁还没个磕磕绊绊。”我没搁心里。但每年秋天,山上的树叶黄的时候,我总会想起那年我从砖窑跑出来,站在刘庄村口,看见那棵老槐树,以为自己到家了,结果不是。那种感觉,说不上来。像是被人骗了,又像是老天爷跟我开了个玩笑。

我后来想明白了。那三年,我吃了不少苦,但也学会了不少东西。我学会了看人眼色,学会了忍,学会了等。我知道啥时候该低头,啥时候该抬头。这些本事,你在书本上学不来。我跟我闺女说,爸这辈子没念多少书,但爸知道一个理:人得活着,活着就有希望。我闺女说爸你这叫“生存智慧”。我说啥智慧不智慧的,就是命硬。

我闺女赵念恩前年考上了大学,学的是法律。她说她以后要当律师,帮那些受了欺负的人打官司。我没跟她细说过我那三年的事,但她妈跟她说了。她听完之后跟我说:“爸,你当年咋不报警?”我说报了,没抓着人。她说那是因为当年条件不行,现在有天网,有大数据,跑不了。我笑了笑:“但愿吧。”

去年冬天,县里的派出所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当年那个光头男人在外省被抓了,因为别的案子。人贩子刘德发也在去年落网了。民警让我去认人,我去了。隔着玻璃看了一眼,光头男人老了不少,头发白了,背也驼了。刘德发我差点没认出来,瘦得脱了相。民警问我:“是他俩不?”我说是。

从派出所出来,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巧云给我打电话,问咋样。我说认出来了。她说那你心里舒坦了?我想了想,说也没啥舒坦不舒坦的,就是觉得这事儿总算有个头了。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回到了那个砖窑,搬砖。搬着搬着,听见外面有人喊我:“国栋!吃饭了!”是我妈的声音。我放下砖往外跑,跑到门口,门开着,外面是赵家沟的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我妈端着碗面条等我。我醒了。枕头湿了一块。我翻了个身,接着睡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该开店开店,该进货进货。日子还得过。

哦对了,老周的事我一直记着。前年我托人打听到了他的消息,他闺女把他接回去了,身体还行,就是腿脚不太利索。我给他打过一次电话,他在电话那头愣了半天,才说:“国栋?是你啊。”我说周叔,是我。他说你跑出去了?我说跑出去了,早跑出去了。他在电话那头笑了,笑着笑着就哭了。他说他回去之后找过我,没找着。我说我在县城开了个店,你有空来坐坐。他说好,有空一定去。

去年秋天他闺女带着他来了我店里一趟。他老了,头发全白了,走路拄着拐棍。我留他吃了顿饭,我媳妇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老周吃了两盘子,说好吃。走的时候我给他塞了条烟,他不要,我硬塞给他了。他上车的时候,回头看了我一眼,说:“国栋,当年要不是你帮我,我可能就死在那个砖窑里了。”我说周叔,咱都活着出来了,比啥都强。

他走了之后,我站在店门口抽了根烟。秋天的风刮过来,带着点凉意。我想起那年秋天,我从砖窑跑出来,站在刘庄村口,看见那棵老槐树,以为自己到家了,结果不是。那时候我二十出头,心里全是恨,恨刘德发,恨光头男人,恨那个瘦高个。现在我不恨了。恨没用。人得往前走。

我抽完烟,把烟头摁灭在门口的垃圾桶里,转身进店。巧云在里面喊:“谁的电话?”我说老周的,说他到家了。巧云说那就好。我坐下喝了口水,翻开账本,接着算账。

日子还得过,账还得算。

前些天我带着闺女回了一趟赵家沟。我开车从县城走,四十分钟到镇上,从镇上往西走柏油路,十分钟到村口。村口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底下那个缺了角的石碾子也还在。我闺女下车跑过去,摸着碾子问她妈:“这碾子咋缺了一块?”巧云说不知道,问你爸。我走过去说,我小时候就有了,缺的那块也不知道哪去了。我闺女说爸你小时候就在这玩?我说是啊,跟你爷爷在这碾过谷子。

我站在村口往西看,凤凰山绿油油的,山腰上飘着几朵云。我跟我闺女说,翻过那座山就是平阳县。她问平阳县有啥?我说没啥,有个村子叫刘庄,跟你爷爷的村子长得一模一样。她问为啥一模一样?我说那得问你太爷爷去,他活着的时候跟我讲过,说老老爷子那辈分家,一个占了东山头,一个占了西山头,房子照着老宅子的样子盖,所以长得一样。她听了觉得有意思,说爸你哪天带我去看看。我说行,哪天带你去。

我没跟她说我在刘庄跑反的事。等她再大点吧。有些事得慢慢说。

我爹要是活着,看见我闺女这么大了,准高兴。他走的时候我闺女才三岁,还不记事。我爹抱着她的时候,她揪我爹的胡子,我爹也不恼,咧着嘴笑。我爹这辈子没享啥福,走的时候六十八,刚过完生日没俩月。他走那天我守在床边,他拉着我的手说:“国栋,爹这辈子没啥本事,没给你攒下啥。”我说爹你别说了,你养我这么大就是最大的本事。他笑了笑,说了最后一句话:“你那个砖窑的事,别搁心里了。”然后就闭眼了。

我没搁心里。但有时候开车路过刘庄,看见村口那棵老槐树,还是会慢下来瞅一眼。树还在,碾子还在,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当年那个坐在门槛上择韭菜的李奶奶前年也没了,她孙子在门口盖了间小卖部,卖烟酒饮料。我去买过一回水,他问我找谁,我说不找谁,路过。他哦了一声,收了钱,低头看手机。他不知道他奶奶当年跟一个跑错的年轻人说过话,那个年轻人蹲在路边抱着脑袋,以为自己到家了。

全文完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