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节老城的街巷里,不少人听过周素园、余若瑔的名字,却很少有人往下追问,是谁最早把眼界和骨气交到这两个年轻人手上。很多轰轰烈烈的故事,源头往往安静,藏在一间乡下私塾,藏在一位名字渐渐淡出大众视线的读书人身上,他就是葛明远,大家更习惯叫他葛子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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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铅山县志》铅山县城古地图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晚清的读书人,无非两条路,埋头苦读博取功名,或是守着古书不问世事。葛子惠不一样,他一边在毕节城里开馆授徒,教当地孩子读经学史,一边心里装着千里之外的时局变化。那时候的黔西北大山阻隔,交通不便,消息传到毕节总要慢上许久,普通百姓大多只关心地里收成、一家温饱,朝廷的条约、远方的战事,离普通人的日子很远。可葛子惠没有把读书变成敲门砖,他给学生讲书本里的道理,也讲天下正在遭遇的磨难,正是这份不一样的眼界,打动了年少的余若瑔,也吸引了后来的周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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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若瑔是彝族子弟,出身地方望族,天资出众,少年时期就不甘心困在一方山水里。光绪十四年,十八岁的余若瑔专程拜入葛子惠门下读书。这一段拜师求学的经历,在余若瑔往后几十年的人生里反复被记起,多年之后老师离世,他写下悼诗怀念,字里行间都是感念。周素园年纪比余若瑔小一些,同样来到葛子惠的学馆受教。两个性格、出身完全不同的年轻人,在同一个老师门下读书,听同一个人讲时局,慢慢在心里种下想要改变现状的想法。很多人会觉得,一个老师能教出一个厉害学生已经难得,能同时引导出两个走上不同道路、都在近代西南留下厚重印记的人,足以看出葛子惠的见识,远超当时毕节本地多数的乡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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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私塾复原场景

葛子惠自己的求学之路,放在那个年代也足够有分量。光绪元年,他考中举人,多年之后,光绪二十四年,他在北京参加会试,成为戊戌科三甲同进士,吏部安排他到江西,担任铅山知县。而在考中进士之前,他已经在京城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甲午战败之后,一纸条约要割让台湾,消息传到北京,聚集在京城参加会试的举子群情激愤,各地举人纷纷串联上书,这就是后世熟知的公车上书。很多人只记住康有为、梁启超,却不知道贵州举子的上书队伍,领头的正是葛子惠,他带着一百多名贵州举人,一同向都察院递交条陈,反对割地,呼吁朝廷重新谋划边防,守住国土,安抚民心。

这件事放在当年,是要担风险的。进京赶考的举人,离殿试、离做官只有一步之遥,贸然上书议论朝政,触怒当权者,很可能直接毁掉自己多年苦读换来的前程。不少读书人会选择沉默,等着考完试安稳做官,安稳度日。葛子惠没有选择明哲保身,他知道西南边疆和台湾的安危息息相关,一旦国土被割裂,列强的野心不会停下,云贵一带迟早也会受到冲击。他牵头写下诉求,把贵州读书人的担忧直白送到朝堂之上。这份上书,不是一时冲动的呐喊,是一个来自偏远山区的读书人,站在国家立场上做出的选择。

进京上书这件事,也反过来影响了葛子惠往后教书的思路。回到毕节讲学,他不再只盯着八股文章怎么写、科举答卷怎么合乎规矩。他会和学生聊京城看到的景象,聊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变化,告诉学生读书最终的用处,不是仅仅换来一顶官帽,而是看清世道,守住本心,力所能及去做有益于地方、有益于百姓的事。这样的想法,在闭塞的黔西北很难得。当地不少私塾先生授课,目标很简单,就是带着学生应付科考,能够考取功名,改换家门。葛子惠没有否定科举,他自己也是沿着这条路走出来的,但他不愿意让学生的眼界被科举限制住。

学馆里的氛围,和别处不一样。学生可以和他讨论书中不同的看法,也可以询问山外面的事情。余若瑔本身眼界开阔,跟着葛子惠学习,打下扎实的文史根基,后来远赴日本学习法政,接触新思想,研究民族历史,写下大量诗文著作,成为西南有名的学者、诗人。周素园在葛子惠这里打下底子之后,持续探寻救国道路,创办贵州最早的报纸,传播新思想,参与贵州辛亥革命,到后来跟随红军长征,一生都在为家国奔走。两个人选择的方向不一样,一个深耕学术、思索民族前路,一个投身社会变革,但是他们身上那份关心时局、不甘麻木的底色,最早都来自葛子惠的课堂。

葛家本身也是毕节当地有名的书香世家,文脉代代延续。他的儿子葛亮维,同样考中进士,在京城刑部任职,和余若瑔相交很深。再往后,葛亮维的儿子葛天回,成为贵州近代知名的土木工程教育家,继续走教书育人的路,把读书济世的家风接着传下去。一家三代接连走出读书人,跨越晚清到民国,再到新中国,几代人选择的方向随着时代改变,但读书治学、心怀地方的底色一脉相承。这样的家族传承,在贵州地方史上,也是一段值得细细品读的往事。

葛子惠的人生终点停在光绪二十九年,那一年,他在江西铅山知县任上离世。好不容易考中进士,远赴他乡做官,想要踏踏实实做好一方父母官,还没来得及把抱负尽数施展,生命就匆匆落幕。消息传回毕节,旧日弟子、亲友都十分难过,余若瑔专门写下悼诗,追忆多年前在师门受教的时光,感念老师当年的指引。

他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见自己当年教过的两个年轻人,在之后几十年里,一步步走出大山,做成那些震动西南的大事。他看不见周素园办报、推动革命,看不见余若瑔东渡求学、伏案著书。可那些在油灯下面对面讲过的道理,那些关于家国、关于读书责任的对话,已经留在两个年轻人心里,跟着他们往前走。

很多人读历史,偏爱看聚光灯下的人物,喜欢看轰轰烈烈的大事,容易忽略站在背后的引路人。我们常常感慨,为什么有些地方,在动荡年代能够接连走出心怀大义的人,答案很多时候藏在地方文教里。一个地方能不能长出有担当的人,要看有没有愿意沉下心教书、愿意打开后辈眼界的先生。大山可以隔绝道路,却挡不住思想的传递,一间小小的私塾,一盏油灯,几本古书,加上一个不局限于功名的老师,就有可能点亮一群年轻人的想法。

放到今天来看葛子惠的故事,依然有值得琢磨的地方。我们现在常说教育,很多时候盯着成绩、证书、出路,很容易把读书简化成竞争的工具。一百多年前葛子惠已经在用行动告诉身边人,读书有两层意义,一层是习得本领,安身立命;另一层是看见更广的世界,懂得自己和脚下这片土地、这个国家的联系。一个人书读得再多,如果只盘算自己的得失,眼界始终是窄的。他当年教学生,不是灌输固定的答案,而是唤醒思考的能力,让年轻人学会独立判断时局,明白是非取舍。

晚清那段岁月里,无数读书人站在十字路口,有人选择依附旧秩序换取安稳,有人回避现实闭门读书,也有人挺身而出呐喊,还有人像葛子惠这样,一边守住教书这件慢功夫,一边在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发声。他不是手握大权的重臣,没有能力一挥手改变时局,他能做的事情有限,进京上书是一次尽力的呐喊,回乡授课是一场漫长的播种。呐喊很快会被时代浪潮盖过去,播种却需要很久才能看见结果。种子埋进泥土,要等很多年,等到合适的时候,才会生根发芽,长出枝叶。余若瑔、周素园,就是那些慢慢长起来的树苗。

黔西北多山,山一重接着一重,长久以来,外界总觉得这片土地闭塞落后,不容易诞生新思想。葛子惠和他的弟子们的故事,刚好打破这种刻板印象。大山里从来不是缺少聪慧的人,缺少的往往是打开眼界的窗口,是愿意为后辈推开这扇窗的人。葛子惠就是推开窗子的那个人,他见过京城的风雨,明白国家面临的危机,回到家乡之后,没有把见过的东西藏起来,而是愿意讲给山里的年轻人听。他知道,只要多几个年轻人看懂当下,多几个人心里装着家国,这片土地就不会一直沉寂。

时间过去一百多年,葛子惠的名字,不像周素园那样广为人知,很多毕节本地的年轻人,也很少在日常的读物里读到他。地方史志里简短记下他的生平,留下寥寥数行文字,他当年讲学的学馆,早就消散在岁月里,没有留下显眼的古迹,没有广为流传的故事段子。可文脉从来不是靠石碑、老屋才能留存,文脉藏在一代代人的选择里面。他教出去的学生,把学到的认知传递给更多人,葛家后辈继续投身教育,这条文脉就没有断掉。

我们回望这样的历史人物,不必强行拔高,也不必用后世的标准去苛求他。他是一个典型的传统读书人,有着那个时代的局限,他的想法,脱不开晚清知识分子的探索路径,他没办法预知之后百年的风云变幻。但他身上最动人的地方,是守住了读书人该有的底线。

有机会发声的时候,不因为害怕风险闭口不言;回到家乡教书的时候,不把教育变成追逐功名的交易。做官,就想着做好地方事务;教书,就想着拓宽学生的心量。在动荡不安、人人自危的年代,能做到这两点,已经很不容易。

现在很多家长、很多老师,也会思考教育到底要给到孩子什么。优异的成绩固然重要,掌握谋生的本事必不可少,但同样不能缺少的,是共情这片土地的心意,是明辨是非的底气,是面对困境的时候不麻木、不退缩的勇气。一百多年前葛子惠在毕节私塾传递的,恰恰就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写不到考卷上,不能立刻换来功名富贵,却会悄悄塑造一个人一辈子的选择。余若瑔一辈子治学,不忘民族根脉;周素园几经起落,始终不改救国初心,根源都可以追溯到早年在葛子惠门下求学的日子。

一个地方的底气,一半来自山河土地,一半来自一代代留下来的人和故事。毕节有很多值得记住的先辈,葛子惠是很特别的一位,他站在时代转折的路口,一边是传统科举的士子道路,一边是山雨欲来的变局。他向前走了一步,上书言事,之后又转身回到乡土,安静教书,静待花开。他没有等到花开的那天,但是花开之后,所有人回头,都能看见当年撒下种子的那个人。

不知道有没有毕节本地的朋友,之前听过葛子惠这个名字,或是家里长辈讲过葛家进士第的旧事。也想问问大家,在你们的印象里,地方上那些老一辈教书先生,最打动你的地方是什么?我们总在寻找遥远的英雄故事,其实很多值得敬重的人,就藏在家乡的旧史里面,等着我们慢慢去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