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元年(627),玄奘从长安出发西行。他翻越凌山(今新疆天山别迭里山口一带山岭),经过大清池(今吉尔吉斯斯坦伊塞克湖),于次年,抵达碎叶城。在《大唐西域记》里,他写道:“素叶(即碎叶)已西数十孤城。”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红河遗址,就在这些“孤城”之列。在唐代文献里,它叫“新城”。
近1400年后,一群年轻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赴吉尔吉斯斯坦考古队,也从“长安”出发,来到“新城”。不同的是,现在坐飞机,不到一天就到了。西北大学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余培是其中之一。今年盛夏,他第一次站在世界遗产红河遗址上,“想到古人一路万里迢迢,长途跋涉来到这里。今天我能在这儿见到与中国有关的遗址遗物,很感慨”。
从2018年起,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联合吉尔吉斯斯坦科学院历史、考古与民族学研究所,在红河遗址开展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工作。今年,这支队伍壮大到了18人,队员一半以上是90后。
从2024年起担任队长的史砚忻,2018年博士在读时就已经来到这里,当时是队里最小的,现在已是一名“年龄偏大”的80后。先后5个年头在中亚烈日下的野外考古,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近日,在北京召开的“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上,一眼望去,他是肤色最黑的那个。
史砚忻对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说:“北朝文化、江南文化、西域文化,共同融汇并催生出绚烂的隋唐文化。我们在这儿做考古,能够更好地理解,当年丝绸之路为什么从长安出发。”
新城和碎叶城是“双子星”般的存在
红河遗址位于吉尔吉斯斯坦楚河州伊塞克阿塔区,年代为公元6世纪-13世纪初,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主体由城堡、北城、东城、西城及外城5个部分组成。
学术界一般认为,该遗址即粟特与穆斯林文献所载的西域名城“奈瓦契特”,唐代文献意译为“新城”。史砚忻是西安人,初到时,看到这里南北山脉相夹,楚河穿行而过,“像极了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
因为李白,中国人更熟悉碎叶城,但在考古学家眼中,新城和碎叶城是“双子星”般的存在。考古队在这里发现了开元通宝,还发现过唐代工匠留下的痕迹。
史砚忻介绍,公元5-6世纪的粟特移民浪潮,促成楚河流域及其周边区域城市文明的兴起。胡风以此为中转,东传中原,深刻影响了隋唐文化的形成。唐代经营西域,华风西渐,又进一步推动了该流域城市的快速发展。
城市繁盛,文明灿烂,对考古来说是个“好事”,但也同时增加了难度。被队员们称为“郑师”的郑朝阳是70后,已经干了30年考古发掘。他说,红河遗址最大的特点是“堆积深厚、遗迹关系复杂”。
“在历史上,人群不断流动。早期人群修筑房屋,晚期人群挖掘坑窖、墓葬,打破早期房屋。一个区域,反复使用,异常复杂。”郑朝阳说,“很多地点堆积有几米厚,有时候原计划挖10天,最后挖了30天。越挖越复杂,有时候把人都搞懵了,这时候就得抽丝剥茧。”
考古队员们是用探铲的高手,探铲是考古学专业名词,它还有个更著名的俗称——洛阳铲。探铲带上来的土壤,可以为专家寻找古代城墙遗迹提供直观的线索。
史砚忻回忆,最初吉方的同行持有保留意见,怀疑:探铲真能给寻找地下遗存提供准确线索吗?但事实证明,中国的考古理念与技术,实现了此前其他考古队在这里没有实现的工作目标。
双方也在磨合中互相学习,郑朝阳和吉方同行之间还有一个“一米深”的段子。有一次,吉方考古人员说一个坑“还有一米就到底”,郑朝阳不信,但结果真的挖一米就到底了。“后来才知道,那是茅坑。当地考古人员凭经验就知道坑有多深。”郑朝阳笑道。
当然,至于究竟是不是“茅坑”,还需要科学论证。史砚忻说:“我们不仅要尊重前人经验,更要以批判性思维和可验证的方法,将经验转化为科学。”
40多摄氏度,没有一棵树
红河遗址的历次发掘往往集中在6、7、8三个月,是这片土地最热的时候。空气温度轻松能在40摄氏度以上,地面温度就更高了。余培来了之后发现,“考古工地上没有一棵树,土被晒成了白色,会反射阳光,我们‘挖土’时,看着土很刺眼”。
为了应对高温,队员们每天的日程表是这样的:早上5点半起床,6点出门,一口气工作到下午1点半,中途休息半小时;回到驻地就是下午2点,吃午饭、洗漱,4点睡觉;6点起来,吃晚饭,然后开始整理资料。余培这样的学生一般晚上11点睡,史砚忻作为项目的现场负责人,事务更多,常常工作到凌晨1点。
史砚忻说:“之前有记者要来拍视频,我都建议他们上午10点以后再来。因为夜间睡得少起得早,再早的话,我们的脸会有点肿,五官是僵硬的。”
考古队副队长杨曈是个90后,这是她在红河遗址的第3年。她记得,当时来的第一天,第一个挑战不是考古,是租房子。
“在国外,找房子可能比写论文还要复杂。”杨曈说。队长和副队长要操心很多考古之外的事情:住的房子怎么找、上工的车怎么安排、工人如何调度……还有很多更小的事情:去哪儿买菜、怎么维修工具……
“我们不主动找苦吃,但工作中常会遇到不得不吃苦的场景。”史砚忻说。像他这样的男队员已经放弃了防晒,“戴着手套不方便,戴的口罩会被汗水打湿”,杨曈涂防晒霜也开始“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工作很辛苦,但除了对考古发现的期待,她也期待每天下班,又晒又热又渴的时候,“路边可以买到冰镇的格瓦斯”。
在国外考古,队员的必备技能需要更加丰富,比如,做饭。当地蔬菜就那几样,每日的蔬菜主角一定是黄瓜、西红柿和洋葱……史砚忻每次从国内来,都会带一大箱调料,除了常规的油盐酱醋,还有麻辣香锅底料、避风塘炒料、咖喱……他除了是队长,也随时兼任大厨,“做什么取决于我这趟带了什么”。
在这儿待得久了,朋友越来越多,为数不多的业余生活也逐渐丰富起来。连刚来几个月的余培,都已经参加过两次当地人的婚礼。他感叹:“这儿的婚礼就像是一场狂欢,所有参加的人都要唱歌跳舞。”他平时“有些腼腆”,但音乐一放,大家都跳起来,“我也就不自觉地被带动起来”。
必须要有更多年轻人加入
担任队长后,史砚忻定了一个原则:队伍年轻化。“老同志经验丰富,工作中会很放心,但这个工作想要长期可持续进行,必须要有更多年轻人加入。”
他说,考古队的选人标准很简单,就两条:第一,能吃苦;第二,情绪稳定。不过,“田野发掘,吃苦是表;保持稳定的情绪,开动脑筋,并不断突破自身知识的边界、获得真知,这才是初心,是考古收获的甜。”
但他从不给年轻人“上课”:“我们遇到问题,就现场讨论、现场解决。”他也没有开“例会”的习惯:“有问题就说,有时间就赶紧睡觉啊!”
考古是脑力活,但很多时候也是体力活。在暴晒之下,队员们拿着手铲寻找并清理古代遗迹,一干五六个小时。有时候,当地工人没来,队员们还得自己上阵运土。史砚忻坦言:“作为队长,我会带头干,男生必须干,女生想干,我也不反对。”每年11月回国工作一段时间,第二年重返红河遗址的时候,他甚至会提前一个月,每天晚上健身一两个小时,“为了下飞机后能直接上考古工地干活”。
所以,对每一个主动报名加入考古队的新成员,史砚忻都会“摆事实、讲道理”:“听清楚将要面对的困难,再决定来不来。”在家里没干过重活的余培,已经在考古工地上连轴转了100多天,经受住了考验,让史砚忻颇感“欣慰”。
余培自己也乐在其中。“今年7月底8月初,我们发现了窑址。以前实习,发掘的墓葬、灰坑居多,从来没见过窑址。这一次能亲身经历,很惊喜!”
红河遗址作为中亚考古的圣地之一,其发现史已逾130年,虽然积累了丰硕的考古成果,但遗址内部的空间布局仍未全部明晰。史砚忻介绍,目前对整个楚河谷地及其相关区域的系统调查已经展开,“这些地区的考古工作一旦深入,将为整个丝绸之路沿线的历史研究带来重要突破”。
史砚忻记得,自己8年前第一次来到红河遗址,就是夏天,“特别热特别晒,把人晒得已经想不到什么古今交融的宏大叙事”。但他清楚地知道,“未来的工作要坚持住”。现在,他有了一个朴素的愿望,“在这里干到退休”。
远处的天山和伊塞克湖,还和玄奘来时看到的一样。这群再次从“长安”出发的中国人,将重新发现“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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