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的早期,有众多能人志士为了救国抛头颅洒热血,兄弟同赴沙场、父子相携革命的现象屡见不鲜。但革命从来不是坦途,而是血与火的残酷洗礼。

翻开那些血亲并肩的史料,最常映入眼帘的,往往是“XXX壮烈牺牲,其XXX继承遗志”。这简短的一句话,就意味着一个家族最沉痛的抉择。在极其严峻的生死考验下,能一同熬过漫漫长夜、携手走到胜利那一天的骨肉至亲,少之又少。

而能像袁任远、袁意奋这样父子曾在同一支部队,建国后还都身居要职的,堪称万里无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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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任远1898年出生于湖南慈利,是知识分子出身,五四运动时期非常积极,1922年从湖南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就下南洋,从事教育和新闻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那个年代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普遍较早,袁任远1917年还没到长沙求学时就已经有了儿子袁意奋。这是父子后来能够一起革命的重要原因。

当然,彼时的袁任远还看不到那么远,他在马来西亚教了近三年书,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情况。当革命浪潮席卷而来后,他果断回到湖南加入其中,此后积极参与组织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历任中共湖南慈利县委会委员、上海赤色总工会秘书等职。

大革命失败后,他奉命到广西李明瑞部工作,又参加了百色起义。农、工、军他都是其中一份子,在不断寻找救国之道。

后来袁任远随红7军进入中央苏区,接着又调到湘赣苏区,担任过独立12师政委、湘赣省委秘书长、六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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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0月袁任远随红六军团西征,与贺龙所率的红三军会师,共同组建湘鄂川黔根据地,该根据地囊括了袁任远的家乡慈利。袁任远出任湘鄂川黔省革命委员会委员和省军区第一军分区政委。

此时,在家乡的儿子袁意奋听闻消息,也勇敢前来追随脚步,进入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担任文书,毕业后从事宣传工作。

不过袁任远没有让儿子进入红六军团,袁意奋之后的长征路是跟着红二军团走的。袁任远对于儿子来投奔革命是欣慰的,但更希望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去获得成就。

同时他也不想明明儿子自己做得更好,却因为有这个父亲而招来流言蜚语。

后来部队一路转战,袁任远也因功获得提升,成为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待全面抗战爆发,他就改任八路军120师359旅政治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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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军时期的军团政治部主任,加上八路军正式编制的主力旅政治部主任,含金量非常高,如果按照正常的发展曲线,袁任远在解放战争应该会是副兵团级。那么,55年基本就是中将起步。

但359旅这支部队在前线的时间不长,很快被调回后方拱卫陕甘宁边区,几乎没有作战任务。如此背景下,上级干脆让知识分子出身的袁任远去负责治理地方,改任绥德专员,这个职务相当于现在的市长。

此番变动,让袁任远离开了军队,解放战争时期被调到东北,也还是在行政路线工作,先后担任吉林省政府秘书长、吉林省政府副主席。

1949年大军南下,袁任远又回到了家乡出任湖南省府副主席。5年后再被组织调到内外部担任副部长。由于早早脱下军装,他没能参与授衔。

不过组织知道他的能力,1958年青海情况有些波动时,袁任远被任命为青海省委书记处书记、青海省省长,负责维护地区的稳定。任务完成后又继续回到中央部门,负责抓纪律审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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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起来,儿子袁意奋虽然资历浅,但一直在战斗部队当中。全面抗战爆发后,袁意奋进入120师358旅714团,跟随贺老总转战冀中、晋西北。

解放战争中,袁意奋先后在晋绥野战军独1旅、第1军2师任职,最高担任了师政治部副主任。

其实按照这个职务,他要佩戴将星是比较困难的,但父亲有特殊,儿子也有。新中国海军成立初期急缺干部,尤其是有文化的干部。袁意奋出生于书香门第,早年也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就被抽调到海军,担任海军1分校政委。

这是正师职务,在55年袁意奋被授予大校军衔。而后来他被选派到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进修,回国就得到提升,成为海军广东湛江基地政委,不久又调海南岛榆林基地司令员兼政委。

级别上去了,时间又赶得好,1964年袁意奋晋升为少将。再过一年,中央就取消了军衔制,袁意奋赶上了“末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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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年代父子一起革命的也有,但能像袁任远、袁意奋这样经历战火洗礼,解放后还被提拔到高级干部、高级将领的真是万中无一。两人本来各自有各自的特殊,合在一起又是另一种特殊,很传奇的父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