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结论:非法占有目的是诈骗罪独立的主观构成要件,其判断基准只能锁定在行为人取得财物之时,而不能由事后的清偿结果反向推定。控方主张非法占有目的,须以收款时的资产负债状况、项目真实程度、资金安排和履行意愿为基础事实,并证明这些基础事实与“自始无对价占有”之间具有唯一指向性;一旦行为人能够就权益来源、款项去向和履行安排提出有凭证支持的替代解释,推定即告动摇。还款能力、款项用途、履约行为和事后补救四类反证各有证明限度,只有与控方的具体推定逐项对应,才能形成有效的出罪论证。王丰小律师在办理诈骗罪、合同诈骗罪案件时,通常把“目的形成时点”作为全案第一顺位的审查对象,因为时点一旦错位,后续所有关于数额、形态和共犯的论证都会建立在错误的前提之上。
摘要:本文系“诈骗罪辩护研究”系列第四篇,承接总纲篇与刑民界分篇的问题意识,专论非法占有目的的证明结构与反证方法。文章首先澄清目的形成时点这一常被忽略的时间坐标,继而依次审查履约能力、款项用途、履约行为与事后补救四类反证材料的证明力边界,再以《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列举的七类推定情形为对象,逐项说明反证的组织方式。文章强调,推定属于事实推论而非法律拟制,反证的功能不在于证明行为人品格良善,而在于使基础事实与推定结论之间的唯一性不复存在。文末附反证工作表与主要引证目录,供办案对照使用。
一、目的形成时点:把主观要件锚定在取得财物之时
诈骗罪的构造决定了主观要件的审查位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的是“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行为的完成以被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物、行为人取得财物为标志。非法占有目的作为该行为的内心指向,其存在与否只能就取得财物这一时点作出判断。收款之前的目的属于动机,收款之后的意图属于事后心态,二者都不能替代行为时的主观状态。
(一)结果倒推的三种常见形态
司法实践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误读,通常表现为三种形态。
其一,以“至今未还”推定“自始不还”,把清偿结果直接等同于收款时的意图,忽略经营亏损、市场变化、第三人违约等导致履行不能的客观原因。
其二,以“款项未按约定用途使用”推定“无对价占有”,把资金用途的违约性等同于目的的无对价性,忽略用途变更在民事上属于违约、在刑事上仍需独立判断的规范层次。
其三,以“事后失联”推定“事前预谋”,把逃避民事追索的行为解释为逃避刑事追究的故意,忽略两者在主观内容上的差异。
三种形态的共同错误在于证明方向的逆转。诈骗罪的证明责任由控方承担,控方应当证明行为人在收款时已经形成排除他人财产权利的意思;由被告人证明自己“当时想还”,属于证明责任的不当转移。辩护意见的价值,正在于把被逆转的证明方向重新纠正过来。
(二)取得财物时的认识内容
目的形成时点的认识内容,可以拆解为三个具体问题:行为人是否知道自己不具有履约的现实条件;行为人是否知道自己所提供的交易信息不真实;行为人是否打算以财物本身作为行为的最终目的,而非以财物作为经营或周转的手段。三个问题均指向行为时的认知,而非行为后的态度。
以借贷型诈骗罪案为例。借款人明知自己已资不抵债、无任何可变现资产和稳定收入,仍以虚构的项目名义借款并约定高额回报,其收款时的认识已经包含“不具备归还条件”这一内容,目的指向财物的可能性较大。反之,借款人收款时拥有可执行资产、正在履行的订单或已经获批的融资,仅因后续市场变化导致资金链断裂,其收款时的认识并不包含“排除他人权利”的内容,履行不能属于经营风险的实现。
这一区分在共同犯罪案件中更为重要。集团化诈骗案件中,财务人员、技术人员、客服人员加入时点不同,对项目真实性的认知程度不同,其目的形成时点亦应分别认定。以“公司整体具有诈骗故意”概括所有参与者,属于以组织属性替代个人归责,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五条关于共同故意的要求不符。
(三)目的形成时点的三段证据
证明目的形成时点,需要三段证据相互衔接。事前段包括项目立项文件、合同磋商记录、资金筹措安排、资产负债状况,用于说明行为人收款时拥有何种履行基础。事中段包括款项的实际流向、经营投入、履约进度、与相对人的沟通记录,用于说明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是否按原有计划行事。事后段包括还款记录、协商过程、担保设立、资产处置情况,用于说明行为人在履行受阻后的态度。
三段证据的证明方向并不相同。事前段指向收款时的认识,证明力最强;事中段指向行为的连续性,可以印证或削弱事前段的结论;事后段指向履行受阻后的态度,只能作为辅助材料。实践中常见以事后段单独支撑全案主观要件的做法,例如仅凭被告人曾出具还款承诺书即认定其无非法占有目的,或仅凭被告人更换手机号码即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均属以片段替代整体。
证据的时间属性还决定了取证方向。行为人收款前的资产负债情况,需要通过同期银行流水、财务报表、涉诉信息、抵押登记和查封记录还原;这些材料在案发后往往已经变化,辩护人应在介入之初即申请调取或自行收集。以案发后的资产状况说明收款时的履约能力,属于以结果证明前提,证明力有限。
二、履约能力:可支配资源与到期负担的对照
履约能力是反证体系中最容易被滥用的概念。控方常以“行为人当时已负债”认定其无履约能力,辩护方常以“行为人名下有房产”主张其有履约能力,两种论证都停留于资产与负债的静态比较,未触及履行安排的现实可能性。
(一)资产总额不等于清偿能力
履约能力应以收款时能够支配的资源与同期必须承担的义务对照衡量。名下财产可能已设定抵押、被人民法院查封、属于与他人共有,或者短期内无法变现;账面资金可能对应即将到期的债务、员工工资或供应商货款。资产总额与可支配资源之间的差额,往往决定了行为人是否具备真实的履行基础。
审查时应制作“资源—负担”对照表,逐项列明资产性质、权利负担、可变现程度、到期债务金额与时间。若可支配资源足以覆盖主要到期债务,行为人的履行承诺具有现实基础;若可支配资源显著不足,仍需进一步审查行为人对未来现金流的安排是否具有可核查的依据。以“资不抵债”直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跳过了履行安排这一中间环节。
(二)预期收入的证明力取决于形成依据
以未来收入支持履行安排,是商业实践的常态。预期收入的证明力,取决于其形成依据的确定程度。已经签署并部分履行的供货合同、稳定的历史回款记录、已获批的银行授信、有担保的应收账款,属于具有约束力的依据;尚未落实的合作意向、口头承诺、单方测算的市场前景,属于期待性判断。
这一区分在“拆东墙补西墙”型案件中尤为关键。若行为人的还款完全依赖继续向他人收款,且新增款项并未投入能够产生收益的经营环节,则所谓履行安排只是债务的向后转移,缺口持续扩大,其收款时的认识已经包含“以新债掩盖旧债”的内容。反之,若新增融资对应明确的项目投入、订单履行或资产处置计划,且行为人对回款周期有合理测算,则不能仅以存在借新还旧即认定其无履行意愿。
借新还旧本身不具有规范上的非难性,审查借新还旧时,应当同时调取新增资金的用途凭证与旧债的清偿记录,判断资金是否进入经营循环。仅有资金往来的时间先后,无法说明款项性质。
(三)履约能力与履约意愿不得混同
履约能力属于客观条件,履约意愿属于主观态度,二者共同影响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但不能相互替代。行为人有能力而拒绝履行,可能构成恶意拖欠,也可能构成以财物为终局目的的占有;行为人暂时无能力但持续经营、分期履行、提供担保,其履行意愿可以通过行为外观得到证明。
辩护意见应明确指出争议究竟落在哪一项。控方以“无履约能力”推定目的的,答辩应处理同期资产与到期负担;控方以“有履约能力而不履行”推定目的的,答辩应解释不履行的具体原因,例如相对人先行违约、标的物存在质量争议、双方就结算口径未达成一致。将两类事实混作一谈,会使辩护失去针对性。
三、款项用途:业务关联、受益归属与清偿来源
资金流水是诈骗案件中最常见的客观证据,也是最容易被过度解读的证据。流水能够证明资金的转移路径,不能自动证明支出的性质与目的。
(一)流水摘要不能确定支出性质
银行流水的摘要栏由付款人自行填写,与实际用途未必一致。标注为“货款”的支出可能是借款,标注为“借款”的支出可能是投资款,标注为“备用金”的支出可能用于采购。确定支出性质,需要合同、发票、物流单据、验收记录、考勤工资表、交易相对方证言等材料相互印证。
资金转入关联账户或者个人账户,只是追踪的起点而非终点。审查应继续追问:该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是谁,资金在进入后如何分配,最终受益人是谁,受益人是否提供了对价。在家族企业、关联公司、代持结构中,名义账户与实际支配的分离十分常见,仅凭“款项进入被告人亲属账户”认定其个人占有,缺乏完整的事实基础。
(二)挥霍的规范含义与证明限度
“肆意挥霍”在规范上指向的是与经营目的无关且足以削弱清偿基础的支出。判断挥霍,应结合支出金额占筹集资金的比例、支出的频率、与项目现金流的关系、行为人的生活水准变化综合认定。购买生产设备、支付员工工资、投入厂房改造,即使金额巨大,也属于经营支出;购买豪车、名表、进行高额娱乐消费,即使单笔金额不大,若持续发生并挤占偿债资金,则可能构成挥霍。
证明限度同样需要明确。个人及家庭的正常生活支出,不能一概认定为挥霍;经营失败后为维持基本生活而支取的款项,与筹集资金时即以消费为目的的支取,在主观内容上并不相同。以道德评价替代财务分析,既可能夸大有罪事实,也可能遗漏真正削弱清偿基础的异常支出。
现金支取会增加用途证明的难度,但不能单独支撑挥霍结论。取现时间是否与工资发放、采购付款、工程结算相对应,需要收据、签收记录、交易相对方证言继续证明。控辩双方若只停留在流水末端,都会把尚未查明的用途当作已经确定的事实。
(三)清偿来源:经营收益与后续资金的分野
清偿来源是判断主观目的的关键指标。以经营收益还本付息,说明资金进入了能够产生现金流的环节,行为人的履行安排具有实质内容;以新增同类收款偿付旧账,说明资金只是在债务链条中循环,缺口并未缩小。二者在流水上的表现可能完全相同,区别在于是否存在对应的经营收入。
辩护方提交还款记录时,应同时提交对应期间的收入构成、成本支出与新增负债,使裁判者能够辨明兑付依靠经营收益还是后续资金。控方主张“以后续资金维持兑付”的,应指明具体期间、具体金额与资金对应关系,不能以“整体上入不敷出”概括全案。
四、履约行为与事后补救:两类反证的不同证明力
履约行为发生在取得财物之后,却能反映行为人是否在执行原有的交易计划;事后补救发生在履行受阻之后,反映行为人对债务的态度。两者均属事后事实,但证明方向不同,不能混作同一反证。
(一)履约投入须与收款规模相称
真实履约投入包括采购原材料、组织生产、交付成果、提供服务、处理售后。审查时应将投入规模与收款金额、约定进度相互核对。收款数千万元而仅支出少量差旅费用,或者收款后长期未启动任何实质工作,其“正在履约”的主张缺乏事实支撑。反之,收款后持续投入、按进度交付、仅因相对人变更要求或政策调整而中断的,其履行意愿可以通过行为外观得到证明。
形式动作的证明力有限。注册空壳公司、租赁办公场所、雇佣少量人员、制作宣传材料,可以营造经营外观,却不产生实际履行效果。判断时应追问:这些动作是否指向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是否形成了可供交付的成果,是否与收款规模相称。
(二)事后补救的三项要素
事后补救的评价应记录三项要素:发起时间、资金来源、实际履行程度。行为人在相对人主张权利之前主动联系并提出可执行方案,与立案以后被迫退赔,在主观证明上具有不同含义;以自有资金退赔,与由亲属、朋友代为垫付,在责任承担上亦应区分;部分履行与全部履行,对损失恢复的影响不同。
补救方案的可执行性同样需要审查。分期还款协议若没有明确的还款来源与担保安排,只是延缓时间;以房抵债若未办理过户或者存在在先抵押,只是形式安排。相对人是否实际收到款项、财产状态是否恢复,应以到账凭证、权属变更登记为准。
(三)退赔不改变行为时的性质
全额退赔不能自动改写收款时已经成立的行为性质,未退赔也不能单独强化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退赔主要影响损失恢复、悔罪评价与量刑,行为时的主观目的仍须独立判断。把退赔结果反复用作有罪或者无罪的替代论据,会使构成要件的审查被处理结果吸收。
这一区分在量刑辩护中具有实际意义。行为人全额退赔并取得谅解的,可以依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三条争取不起诉或者免予刑事处罚;但该条的适用以行为构成犯罪为前提,不能反过来用于论证行为不构成犯罪。主位无罪与备位罪轻应当分节表述,避免相互削弱。
五、推定规范的反证结构
我国刑法并未对非法占有目的作出定义性规定,司法实践通过列举基础事实的方式形成推定规则。《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1〕8号)列举了认定金融诈骗犯罪非法占有目的的七类情形,包括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肆意挥霍骗取资金、使用骗取的资金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抽逃转移资金隐匿财产以逃避返还、隐匿销毁账目或者假破产假倒闭以逃避返还,以及其他非法占有资金拒不返还的行为。该纪要坚持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同时明确不能仅凭资产、经营状况等单一事实认定目的。
(一)推定属于事实推论,不是法律拟制
推定与拟制的区别,决定了反证的空间。拟制是法律直接将A视为B,不允许反证;推定是由基础事实推断待证事实,允许以相反证据推翻。七类情形提供的是基础事实与经验法则,裁判者仍须审查具体案件中基础事实是否成立、推论是否具有唯一性。
面对控方的推定主张,辩护不应停留于消极否认,而应针对基础事实提出反证,或者指出基础事实与结论之间存在其他合理解释。反证只需使裁判者对结论产生合理怀疑,无须证明相反的积极事实。这一证明标准上的差异,是辩护意见能否发挥作用的关键。
(二)逐项反证的着力点
针对“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反证应集中于收款时的资源与负担对照,说明行为人拥有可支配资产、稳定现金流或者明确的融资安排,其借款规模与履行能力大体相当。针对“肆意挥霍”,反证应说明支出的经营属性、金额占比与用途凭证,区分生活必需支出与无度消费。针对“抽逃、转移、隐匿财产”,反证应说明资产处置的商业背景、对价是否合理、所得款项的流向,例如为偿还到期债务而出售资产、为维持经营而抵押设备。
针对“逃匿”,反证应区分逃避民事追索与逃避刑事追究。行为人更换住所但仍保持联系、委托他人处理债务、在诉讼中应诉的,其行为外观与“携款潜逃”并不相同。针对“隐匿、销毁账目或者假破产、假倒闭”,反证应说明账簿缺失的原因、企业解散的程序、清算的实际进行情况。基础事实一旦被削弱,推定即失去支撑。
(三)七类情形之外的目的证明
普通诈骗案件并不当然适用金融犯罪座谈会纪要的推定规则。该纪要以金融管理秩序为背景,其列举情形与金融活动的资金结构相关,不能整体移植到普通诈骗、合同诈骗案件中。普通诈骗的非法占有目的,仍应围绕交易基础是否真实、对价是否给付、财物是否被用于约定目的展开。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对非法集资案件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作出规定,其第三款要求具体认定目的,部分行为具有该目的的,仅对该部分所涉集资款以集资诈骗罪定罪处罚。该款的规范意义在于把目的审查落实到具体款项与具体人员,这一方法可以借鉴到普通诈骗的分批、分人审查中,但其适用前提仍是非法集资,不能直接作为普通诈骗的裁判依据。
六、分批分人:目的的时间边界与主体边界
连续交易与共同犯罪,是非法占有目的审查中最容易发生“整体化”错误的两类案件。前者的错误在于把不同期间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后者的错误在于把不同人员的行为视为一个整体。
(一)连续交易中的目的可变性
长期合作、多批次供货、循环借款的交易结构中,行为人的履行能力与主观意图可能随时间变化。早期具有真实履行条件的交易,不能因为后期出现虚假项目而被统一纳入诈骗评价;早期真实履行,也不能消除后期行为的独立责任。确定变化时点,是划分罪与非罪、罪重与罪轻的前提。
变化时点的认定,应以客观事实为标志,例如项目停工、资金链断裂、主要资产被查封、关键人员离职、相对人终止合作。仅有经营状况的渐进恶化,不足以确定时点。辩护意见应提出具体的时点主张,并说明该时点前后的证据差异,而非笼统主张“部分款项不应计入”。
(二)共同犯罪中的目的个别化
非法占有目的与诈骗故意必须贯彻个别化审查。正犯须独立具备非法占有目的;提供帮助的行为人,虽不要求其自身具有将财物据为己有的意图,但须以对正犯的诈骗故意存在明确认知为前提。以“公司整体具有诈骗故意”推定每一名员工的故意,属于以组织属性替代个人归责。
个别化审查应围绕认知程度、参与环节、获利方式、认知能力和知情时点五项要素展开。知情时点尤其容易被忽略:行为人在入职初期确实不知情,履职一段时间后才知晓公司实施诈骗,不得因其后续形成认知而反向推定其自始具有共同故意;知情前后的行为应在责任评价上分别判断,这直接影响参与行为的覆盖范围与责任数额。
(三)组合证明方法的借鉴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例第40号周辉集资诈骗案,是非法占有目的客观化认定的代表性样本。该案以虚构借款人身份、发布虚假标的、募集资金由个人掌控支配、资金主要用于购置房产车辆首饰、经营投入不足、以新还旧等事实组合,认定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目的。其方法论意义在于:任何单一事实都不能独立完成证明,目的认定依靠多项客观事实的同向指向。
组合证明的另一面是组合反证。控方以五项事实支持目的认定的,辩护应逐一处理这五项事实,或削弱其真实性,或提出替代解释,使同向指向变为多向可能。仅就其中一项作出解释,其余四项仍然成立,整体结论难以动摇。检例第40号属于集资诈骗,其非法性、公开性、利诱性前提与普通诈骗不同,借鉴时应限于证明方法,不移植其数额规则与罪名要件。
七、四种错误论证及其纠正
(一)“还不上就是不想还”
清偿结果受经营环境、市场周期、第三人行为、司法执行等多种因素影响,与收款时的意图之间没有必然联系。以未还款推定目的,等于要求行为人承担经营失败的刑事后果。纠正的方法是把审查对象前移至收款时点,以资源、负担、项目和资金安排重建当时的认识状态。
(二)“有虚假陈述就有非法占有目的”
虚假陈述属于客观要件,非法占有目的属于主观要件,两者须分别证明。行为人夸大履约能力以获取交易机会,但收款后实际投入经营并持续履行的,其虚假陈述可能构成民事欺诈,不能直接推导出无对价占有的目的。反之,行为人陈述基本真实,但收款后即将资金转移并逃匿的,仍可能具备非法占有目的。
(三)“款项未按约定用途使用即为挥霍”
用途变更在民事上构成违约,在刑事上须进一步审查变更的原因、资金的最终去向与对清偿能力的影响。将借款用于其他项目的周转、用于偿还更紧迫的债务、用于维持企业存续,与用于个人挥霍在规范评价上并不相同。审查应追问资金是否仍处于经营循环之内,是否形成了可供清偿的资产。
(四)“事后失联即为逃匿”
失联可能源于躲避债务催收、人身安全顾虑、家庭变故,也可能源于逃避刑事追究。区分的关键在于行为人是否保持基本的债务处理渠道:是否委托他人协商、是否在民事诉讼中应诉、是否有还款或部分履行的记录、是否对资产作出说明。仅有联系方式变更,不足以认定逃匿。
八、当事人最关心的六个问题
问题一:钱确实没还上,是不是就构成诈骗罪?
答:不是。未还款只能证明清偿结果,不能证明收款时的目的。是否构成诈骗罪,取决于收款时有无履行基础、有无虚构核心事实、相对人是否因受骗而交付财物。经营亏损、市场变化导致的履行不能,原则上属于民事纠纷。
问题二:借款时项目是真实的,后来资金挪用了,会被认定诈骗吗?
答:不必然。挪用资金属于用途违约,是否构成诈骗罪仍须审查挪用原因、资金去向与清偿安排。若资金仍用于经营周转、形成了可供清偿的资产,且行为人持续协商还款,非法占有目的难以成立;若资金被用于个人挥霍、转移隐匿,则风险显著上升。
问题三:公司被认定诈骗,普通员工一定有非法占有目的吗?
答:不是。非法占有目的须个别审查。仅从事事务性工作、领取固定薪资、未接触核心业务且不知情的员工,不能仅因任职而推定具有共同故意。知情时点、参与环节、获利方式是判断的关键。
问题四:案发前已经还了一部分,还有用吗?
答:有用,但作用有限。部分还款可以印证履行意愿,削弱“自始不还”的推定,但不能自动否定犯罪成立。若还款发生在相对人报案前且具有持续性,其证明力强于立案后的被动退赔。
问题五:只有被告人供述承认“当时没打算还”,还能翻吗?
答:可以审查。供述须与客观证据印证,应核对讯问笔录、同步录音录像与资金流水是否一致,审查是否存在指供、诱供或者对法律概念的误解。行为人对“非法占有目的”这一法律评价的承认,不能替代对其收款时认识内容的具体查明。
问题六:审计报告认定“资不抵债”,是否等于无履约能力?
答:不等于。审计报告反映的是特定基准日的资产负债状况,履约能力还需结合资产的可变现程度、权利负担、现金流与履行安排判断。以事后审计结论回溯收款时的能力,存在时间错位。
九、反证工作表:四张表的制作方法
反证体系最终要落到可核查的材料上。建议制作四张工作表,与控方的推定逐项对应。
第一张为时间轴,标注项目立项、合同签订、款项收取、资金支出、履约节点、履行受阻、协商还款、报案立案的时间,用于确定目的形成时点与变化时点。
第二张为资金表,按笔列明收款金额、支付对象、支付事由、对应凭证、最终受益人,用于说明款项用途与受益归属。
第三张为履约表,列明投入项目、金额、时间、交付成果与相对人确认情况,用于说明履行行为与收款规模是否相称。
第四张为对照表,左栏列控方援引的推定情形,中栏列对应证据,右栏列反证材料与缺口,用于形成质证意见与调证申请。
四张表相互核对,可以定位三类问题:基础事实不成立、基础事实虽成立但存在其他合理解释、基础事实与结论之间的证据缺口。辩护意见应针对第三类问题集中展开,因为证明缺口是裁判者最难回避的部分。
材料组织还应标明形成时间与证明对象。同期账簿可以说明当时的经营支出,事后汇总表只能作为整理线索,两者不宜赋予相同权重。汇总表应保留原始出处,便于复核;材料之间存在冲突的,应先解释冲突及核对过程,再请求裁判者评价其是否足以动摇控方推定。
十、主要引证目录
法律与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一条、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1〕7号)第三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七条;《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01〕8号)。
案例:最高人民检察院检例第40号周辉集资诈骗案;《刑事审判参考》第1372号黄金章诈骗案;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2025年度刑事审判典型案例5辛某某被诉诈骗罪宣告无罪案(详见本系列第三篇对该案裁判要旨的分析)。
⚠️ 风险提示:本文仅为普法研究文章,不构成个案法律意见。非法占有目的的判断依赖同期财务资料、资金流水、合同文本与沟通记录的逐项核验,个案结论可能因证据差异而不同。家人被刑事拘留、账户被冻结或者收到认罪认罚具结书的,处理窗口以日计算,建议尽早携材料向专业刑事辩护律师当面咨询。
作者简介
王丰小,北京市京师(武汉)律师事务所权益合伙人、管理委员会委员、风险控制委员会主任、危机公关法律事务部主任,京师律所(华中区)刑事专业委员会执行主任,京师律所(全国)刑事专业委员会理事,京师律所(全国)职务犯罪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曾获京师(武汉)律所“法律匠人奖”“年度优秀刑事辩护律师”等荣誉,具有多年美资互联网公司及世界500强国有上市公司危机公关、营销管理经验。理论功底深厚,实践经验丰富,主要执业领域涵盖刑事辩护与刑事控告、合同纠纷、执行案件、企业重大及突发危机公关、房地产与建设工程、投资并购与债权清收等,擅长合同诈骗罪刑事控告、刑事辩护与追赃挽损。执业理念:崇法明德、敬业守正;以专业立身,以尽责护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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