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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经济的评估,当然是看三驾马车。

但是,在专家层面上有一个反论;北大的张维迎有一个说法,看中国经济不能看什么三驾马车。当然,他主要是指凯恩斯式的经济驱动模式;严格地说,驱动来自市场需求,而市场需求又是可以创造的。以前没有手机,只有座机,那就没有手机的市场需求;后来生产出了手机,手机立即带起了世界级的需求。那是不是可以说凯恩斯的三驾马车也是通过投资、出口与消费在实现手机满布天下的需求?这只是谈问题的角度不同;任何一个经济学者都很难完全打倒另一个经济学者。

不看三驾马车,那看什么?

看企业家的创造精神。

张教授的说法不能说是错的,只是圈子绕的有点大,让人一下反应不过来他到底想表达什么?这很可能是办公室精英不待见他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根本没明白,张教授是逆向思维,也是逆向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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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竟,企业家精神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不进入市场,就不会有经济学意义上的“理性人”,而没有赚钱的驱动力,也不存在所谓的“企业家创新精神”。但我相信,张教授想说的是市场环境,如果市场环境出了问题,三驾马车也会累趴下。

张维迎的逻辑是这样的:

你去看中国的三驾马车,为什么跑不动了?因为消费之马太瘦弱,投资之马其实是一个大车厢,是财富的生产与积累,它必须卖出去,置换为居民的收入,才构成良性的债务增长驱动模式,最终一定要让消费之马强壮起来,而不是让公务员队伍庞大起来;那在任何时代都是灾难。出口之马人称后备箱,是把车厢中的商品输出给外部市场,减轻内需的负载。张教授认为,这三驾马车都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驱动力,真正的驱动力是创新,而创新不是来自于投资、消费与出口,而是来自马斯克们的大脑,这就是企业家的创新业精神。有了创新的引路,三驾马车才能在一场弱肉强食的竞争中,遥遥领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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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说法错了吗?

从二百年来世界经济发展的大周期上说,完全正确,

人类经济的发展,从蒸汽机的革命到电子革命,又从电子革命到信息时代,创新的驱动似乎正在创造人类发展的一个“奇点”,这就是人类自我颠覆的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更令人惊悚的,人工智能有学习能力,最终很可能也有张维迎说的机器人的非人类的“创新精神”,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张教授的哲思太遥远了,而各地方财政纷纷告急,在向上级打报告,债务不断叠加,难以化债,请上级给予明示。这哪时是什么要绵囊妙计,是在要钱。

这时去和办公室精英论道百年创新,是不是也太书香了?

一个大飞机的起落架测试,就是八千个起降。目前,单一个大飞机也还有10-15年的距离;不可能出现北大林毅夫的假设。他说:解决美国卡脖子的事很容易,依靠中国强大的产业政策,一年,最多两三年就解决了;这肯定错了。也不可能出现复旦张维为的评估,他认为:中国的创新科已经对美国做“清场式的遥遥领先”。这不仅错,而且虚假。

财政却在说,我下个月就要发工资。

所以,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是理想之光,要评估中国经济的现状,还是要回到三驾马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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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的情况

今年出口表现的比过去三年的任何时候都好。

这部分地是电动汽车低价倾销的推动,中国电动汽车已经占了国际市场64%的份额,问题在长期性,现在遭遇到美国与七国集团的反制,对中国实行补贴调查,对中国的出口商品大幅加征关税,其中,按中国的补贴等级划分,对国企的加征还要高得多。非市场化行为不管我们怎么解释,在国际市场注定走不通,规则不是我们来定。出口虽好,但未来大的格局已经被定义了,如果不能通过CPTPP的申请,加入目前最高水平的国际贸易组织,中国出口的高峰就过去了,未来不太可能重现WTO时代中国贸易遥遥领先的盛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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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的情况

投资拉动经济是林毅夫多年的主张,也是与张维迎论辩的主题。

张维迎反对从三驾马车定义经济的驱动模式,主要是针对投资拉动。有人说是投资拉动是中国的凯恩斯主义,错了。中国实行不了完全市场化的凯恩斯主义;在张教授看来,投资拉动是典型的非市场化干预,因为中国的投资拉动是与市场需求脱离的,不是以市场为主导调配资源,引导向高效、就业与收入;而是充满了意识形态的前定,一是扩张国企在总资产的权重,二是扩张体制成本所依赖的税基,特别是房地产这一块,真正的驱动力是地方财政的巨大的土地出让金收入;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市场,是中国经济出现内需不足的主因之一。

投资拉动的理念出局了,政策开始从投资型转向消费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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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的情况

理念得到了修正,但是,木已成舟。

当我们放弃了通过投资与财政赤字的扩大来实现中国快速复兴的目标,再回望中国的超大市场,原来它在相对关系中不是大,而是小;消费不应该把大消费剥离出去分析,房子虹吸了居民70%的流动,楼市起来不来,二手房在边际成本上难以变现,消费者价格指数上去了也意义不大,毕竟缺少对未来就业与收入的预期。

刺激消费未必是张维迎说的本末倒置,但一定是在干掏家底的事,解不了中国经济的困局。要改变的是居民收入在GDP占比,虔诚地提升内生力,而不是让居民花光了口袋里钱,通过提高消费税、行政性涨价,去解财政收入之不足的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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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张维迎谈企业家的创新精神有现实意义吗?

这是一个逆向表述,要点是土壤,没有自由的土壤谈什么遥遥领先?学术意义上的自由土壤是百花盛开,不存在什么绝对真理;有了绝对真理就成了在一个封闭的信息茧房中创新,只能产生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经济学意义上的自由土壤,是产权明晰的自由竞争,如果在国企与民企之间设置了两套规则,那就不存在充分竞争;没有竞争,就不存在“企业家的创新精神”。

这才是张教授的重点。

他描述了一个远景,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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