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深秋，北京西郊的高等军事学院第一次把“导弹”二字挂进课堂，坐在后排的向守志听得直皱眉。那时他还只是15军军长，见惯了山地冲锋、坑道对射，对这种跨时代的新玩意儿充满好奇，也带着几分狐疑。
向守志生于1917年，十五岁参军，太行山里摸爬滚打，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一路过关斩将。1947年8月，太行军区地方部队扩编为华北野战军九纵，他是纵队后勤处长。血火考验十足，尤其是1949年渡江战役，他率部强渡仪征江面，许多战友的名字永远留在水里。新中国成立后，九纵改番号为15军，他又在上甘岭的坑道里指挥硬碰硬，朝鲜冬天的冰风把他的左脸冻裂成一条白痕。
1955年授衔，他是少将。1957年，中央抽调一批有实战经验的将领进高军院脱产深造，名单里有他，也有邱创成。当时的他四十岁出头，正是精力最旺盛的年纪，心底其实盘算：学好了回来继续带兵。但课堂上自流电学、弹道计算、核裂变原理接踵而至，让他第一次意识到，未来的战争或许不会再是枪炮对轰。
1960年夏，结业分配的名单下达。向守志收到两份任职意见：一是调往新组建的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任正军级校长；二是留在武汉军区，升任大军区参谋长。两条路，一条平级、一条晋升，全凭自己拿主意。消息最早从邱创成口中冒出来，那位时任炮兵副政委的老炮兵笑着说：“老向，咱们还得在一个阵地抡锤子。”向守志心下一震，原来炮兵真要把他“挖”走。
辞别高军院之前，他先飞武汉。陈再道摆了一桌热气腾腾的武昌鱼，“小向，你这个人我舍不得，可炮兵的手伸得太长。”说着举杯，半真半假地埋怨。席间，陈再道道破天机：军区党委研究过，想让向守志出任参谋长。那可是兵团级，比正军高半级，待遇、地位、未来，肉眼可见。饭局散后，军区司令拍着他的肩膀：“底牌交给你，你拿主意。”
夜里，汉口江风直灌军区招待所的窗缝，吹得窗帘猎猎作响。向守志反复权衡：留在野战系统，继续指挥他熟悉的合成部队，晋升在望；还是改行去搞导弹、火箭，重新摸索、风险成堆？想起课堂上那句“导弹是未来陆军锐器”，又想到自己目睹的火炮突破不了敌人钢铁防线的无奈，他下定决心：跳出舒适圈。
回京报到后，他拎着一个帆布包踏进二炮工程学院院部。这里一切都在草创，营房是新刷的大白墙，操场被推土机翻得像犁过的田，学员大都来自各军兵种尖子，却跟他一样对导弹知之甚少。向守志干脆把自己当学生，白天和教研组钻战术推演，夜晚抱着俄文教材啃术语。有意思的是，为了保密，学院连对外称呼都含糊其辞，“工程一部”成了暗号。外人只知道来了一位少将校长，却猜不出他在忙什么。
1963年，完成首批千余名学员输送，二炮工程学院总算站稳脚跟。紧接着，中央决定把若干导弹旅抽出，成立独立领导体系。文件拟人选时，“向守志”三个字出现过，但因政治风浪渐起，安排被搁置。1966年，第二炮兵正式挂牌，出于保密需要，机构与番号都笼罩在迷雾中，那一年向守志正陷入“靠边站”的漩涡，没有接到调令。
八年后，1974年秋，军事科学院楼道里传来脚步声，总参一位首长递给他一封公函：“决定恢复工作，出任二炮司令员。”向守志没有立刻点头。他在地方闲置太久，导弹型号、阵地布局、技术进展全更新了。“让我缓缓，”他对来人说，“我得把底数摸清。”对方笑着摆手：“给你时间，好好琢磨。”这一琢磨就是四个月。1975年初，他接起总参副总长的电话，对面一句“执行吧”，他只回了两个字：“明白。”第二天，灰呢大衣还未脱，他已坐进了总装会议室。
职务虽落实，困难却接踵而来。采购仪器要外汇，修建发射井要钢材，训练合同兵又得军委特批。向守志每天奔波在京郊、渤海湾、甘肃大漠，隔三差五就跟总后勤、工业口碰头。走廊里有人感慨：“当年上甘岭一发炮弹几十斤，现在一颗‘东风’就上十几吨。”他摆手：“重量不是事，关键是脑子得跟上。”
1980年后，导弹部队进入快速成型阶段，向守志把第一线任务交给年轻将校，自己转而梳理条令、训练大纲。1982年春，他接到调令：出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时年六十五岁。离任那天，二炮礼堂里只开了一个简单茶话会，没有花环也没有横幅。他对继任者说：“我能搭一座桥，你们就能铺成大道。”随即登车南下。
在南京军区八年，他主持军兵种合成训练，推动多军区对抗演习，也抓住机会把导弹旅拉来东海沿岸演示。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那一年他七十一岁，额头的浅沟早已刻成深壑。有人问他是否后悔当年没有留在武汉直接升兵团职，他摇头：“如果没去搞导弹，中国自己第一支火箭部队会慢半拍，这事儿值。”
1990年离休时，他的个人档案里，军职晋升次数不算多，却横跨步兵、炮兵、导弹三大序列。许多老部下聚在一起复盘，常感慨那句掷地有声的“底牌交给你”，既是陈再道的胸怀，也是向守志的人生转折。军事生涯里没有理所当然的平路，有的只是一次又一次的选择题，答对了，后面的路才能延伸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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