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十二个月间，西方主流防务媒体对中国最新一代舰载隐身战斗机歼-35的关注焦点，正经历一次耐人寻味的转向。
若回溯至2021年前后，相关报道多聚焦于“性能参数推演”“项目进度预判”以及“能否对标F-35”的惯性设问；然而自歼-35在福建舰甲板上成功实施电磁弹射起飞与拦阻着舰全流程验证以来，原本围绕外形构型、雷达散射截面积、综合航电架构等技术细节的反复揣测，已明显退居次席。
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新论调——“生态负外部性”。
西方某知名防务期刊专栏作者阿德里安·维莱拉斯在其署名评论中指出，歼-35所承载的不仅是作战能力的代际跨越，更暗含“不可忽视的温室气体增量风险”。在他笔下，特种吸波涂层的合成工艺、高精度结构件的数控加工、全周期能源调配流程，被统称为“静默的碳负荷”，仿佛这款战机尚未形成建制化战斗力，便已被预设为全球气候治理进程中的潜在扰动源。
此类论述，在专业军事分析语境中实属罕见。
值得深思的是：当一款尚处于初始服役阶段的空中平台，被提前冠以“气候责任主体”的标签，这场讨论的实质对象，究竟是生态环境本身，还是地缘战略格局变动所引发的心理震荡？
2025年夏季，歼-35在福建舰完成电磁弹射系统适配飞行试验，这一节点事件表面简洁，却蕴含深远的战略意涵。
它标志着中国正式跻身全球仅有的两个具备“舰载电磁弹射能力+第五代隐身舰载机”完整技术闭环的国家行列。这项成就绝非单点装备的突破，而是航空材料科学、舰体动力集成、强电磁环境控制、智能飞控算法等十余个高精尖领域持续数十年协同攻关的结晶。
在远海制空权构建体系中，舰载隐身战机并非象征性存在，而是直接界定航母打击群有效防御半径与远程突击纵深的关键支点。长期以来，该能力维度几乎由美国海军独家掌控。
当这种结构性垄断出现松动迹象时，外界反应本在情理之中。
但此次不同以往的是，西方舆论场难以再依托传统技术指标展开有效质疑——歼-35的整体气动方案选择、试飞节奏把控、配套保障体系建设，均展现出高度理性与系统性思维，使得过往惯用的“性能缺陷推测”日渐失去现实支撑点。
于是，话语重心悄然迁移。维莱拉斯等人的立论，并未援引任何可验证的实测排放数据或生命周期模型。
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末，歼-35仍维持小批量交付状态，年度累计飞行时长不足千小时，其训练强度、战备轮换频次及部署海域广度，甚至尚未达到多数四代半主力机型的常规水平。换句话说，“显著气候影响”这一判断，在当前阶段缺乏基本的运行数据支撑。
真正具备可比性的参照系，其实近在眼前。
依据美国国防部2024年度《联合部队装备可持续性评估》披露信息，F-35系列战机全球交付总量已达1037架，覆盖北美、欧洲、亚太等22个盟国与伙伴国，常年执行高强度跨战区轮训、前沿存在巡航及实战化演训任务。仅该机型编队，每年航空煤油消耗量即突破5.2亿加仑，其实际运营阶段碳排放总量，早已数倍于任何新型战机研发与初期列装全过程的理论估算值。
但在上述批评声浪中，这一客观事实却被系统性忽略。
歼-35被审视的不是“当下已实现的功能”，而是“未来可能释放的能量”；而F-35及其支撑的庞大现役作战网络，则被默认纳入“历史既定轨道”，甚至被视作国际安全架构中无法绕开的基础设施成本。
这种双重标准的叙事逻辑，本身就构成一种结构性失衡。
主张“气候归因论”的声音，常援引“全生命周期碳足迹分析法”作为理论依据，该方法在学术层面确有其合理性；但关键症结在于其应用前提的隐性偏移。
这类推演往往预先设定一个未经检验的假设：中国国防现代化进程必然导致环境代价刚性上升，而美欧主导的既有军事存在规模与运转强度，则自动豁免于同等尺度的可持续性审查。
倘若真正秉持气候正义原则，全球范围内最具持续性、规模化、高密度碳排放特征的单一行为体，恰恰是那些已稳定运行数十年的大型军事联合体；然而此类主体，却极少成为环保议题中的核心检视对象。
当生态保护话语沦为单向度的价值标尺，而非普遍适用的行为准绳，它便不再服务于地球系统的整体健康，而蜕变为一种精准的话语赋权机制——典型的只准官家燃炬，不许庶民执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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