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12月，一架中国客机飞向日本上空，机长向日本方面申请迫降，却遭到日方拒绝。
过了许久，飞机终于降落，机长却将一名男子踹出飞机，被踹的男子是谁？这架客机又有何特殊之处？
精心策划
被踹的男子叫张振海，是土生土长的河北邯郸人，家在严台区四季青新村，祖祖辈辈与土地为伍。
或许是命运眷顾，村里推行“农转非”指标时，干部点名将他送进了县里的一家棉机配件厂。
张振海是个脑子活的人，干活不偷懒，嘴也甜，跟领导处得不错，不久便被调去财务室做会计。
最初的几年，他也确实本分，可时间一久，望着那一沓沓的钞票，他慢慢变了。
他开始琢磨制度里的漏洞，发现只要轻轻一改发票数字，就能悄悄挪走一笔钱。
那时候他不敢贪多，只是试试水，小心翼翼地吞下一笔笔“蝇头小利”。
但尝过甜头的人，很难再回得去，从几块到几十，从几十到几百，他动手的次数越来越频繁，胆子也越来越大。
他开始学着藏钱、洗账，甚至教唆其他人帮他开虚假发票，短短两年，他便贪了五千多元。
但天网恢恢，厂里审计来了人，他被停职，被调查，随后以贪污罪被捕入狱。
因为家人奔走托关系，他在1989年11月被取保候审，重获自由，但他心知肚明，这不过是暂缓刑罚。
他开始变得暴躁、阴沉，在黑夜里，他翻来覆去地想，想着怎么彻底摆脱这烂摊子，突然，卓长仁这个名字浮现在他脑海中。
1983年，“五五劫机案”轰动全国，那个叫卓长仁的男人劫持飞机去了韩国，后来又转道台湾，被当作“英雄”供奉，吃香喝辣、荣华富贵不尽。
张振海开始幻想：只要自己也能劫机飞往韩国，然后设法前往台湾，也许能享受特权生活。
他精心策划了整整一个月，找来曾在工厂里关系不错的同事，用一千元现金换来了一枚假公章和一封假介绍信，还托人买好了北京到上海的机票。
考虑到单人登机可能引起怀疑，他索性带上了妻子和年仅15岁的儿子，用家人的“陪伴”做伪装。
那时候的身份证，多是手写或打印，验证系统尚未完善，他用的假身份证没被识破，顺利登上了CA981航班。
惊天威胁
1989年12月16日上午10点51分，CA981航班从北京起飞，向着上海虹桥机场飞行。
经济舱25A的位置，张振海在一张一角纸币上匆忙写下短短一句话：“我身上有炸弹，立即飞往汉城，不然我们就同归于尽。”
写完，他将那纸币叠好放入掌心，按下呼叫按钮，年轻空姐走来，脸上带着笑容，“先生，请问您需要什么？”
他将纸币递上去，低声说：“看一下。”
空姐接过纸币，摊开扫了一眼，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脸色变得苍白。
没有一句多余的话，她迅速转身，朝前舱小跑而去，驾驶舱内，机长和乘务长接到通报后，脸色也随之一变。
“他一个人吗？有同伙吗？炸弹真在他身上，还是藏在行李舱？有多少人知道？”问题一个接一个地蹿上来。
更让他们揪心的是，这是一趟国际航班，满载乘客，还有多名外籍公民，一旦出事，不只是人命关天，更是国际舆论的震荡。
地面指挥中心接到求助信号，迅速回电，传来12字处理方针：“以人为本、稳住歹徒、见机行事。”
机长深吸一口气，与乘务长一同走出驾驶舱，走向经济舱的25A座位。
“这位先生，能耽误您几分钟吗？”机长压低声音，站在张振海座位旁边。
张振海缓缓站起，三人并肩走向舱尾角落，靠近厨房的位置，那里相对隐蔽。
“你是河北邯郸人？”机长微笑，像是朋友间的聊天。
张振海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是的，我的家人也在飞机上。”
机长继续问，声音尽量温和：“你一个人行动？你告诉我你需要什么，我们尽量配合。”
张振海语速有些急促：“我不是来杀人的，我只是要去汉城，我要下飞机！”
机长点点头：“你冷静，我们明白我们可以把飞机开到汉城，配合你的要求，但你得答应我们几个条件。”
张振海戒备地眯了眯眼：“你说。”
“第一，在到达目的地之前，你不能四处走动，不要引起乘客恐慌；第二，不得再提出新的要求；第三，我们之间，是‘君子协定’，你信我们，我们也信你。”
张振海沉默了一会，终究点了点头：“好，只要你们别骗我，我不会乱来。”
三人回到各自的位置，乘务组开始内部调整，一名安全员乔装成普通乘客，移至张振海附近。
空姐继续维持服务节奏，广播仍播放旅途信息，驾驶舱内则悄悄改变航线，向韩国方向飞行。
燃油告急
驾驶舱内，机长不断查看航图与通讯频率，副驾驶紧盯燃油数据，乘务长则忙着协调各个舱段的空乘与安全员。
按照计划，飞机飞至济州岛上空时，已临近韩国空域，机长依照国际飞行规则，通过通信频率发出请求，申请迫降韩国首都汉城的金浦机场。
但回传的，并不是预期的导航指令，而是拒绝通告：“拒绝降落，拒绝收容劫机犯。”
六年前的“卓长仁劫机案”让韩国焦头烂额，既要接待乘客，又要应对媒体，还要被动卷入台海政治。
在那之后，韩国政府便私下达成共识：绝不再次为“非法航班”买单。
更重要的是，在当年尚未与中国大陆建交的背景下，韩国担心收容劫机者会引发外交纠纷，干脆拒绝一切可能的“麻烦制造者”。
为了防止飞机强行降落，韩国军方迅速派出四架美制战斗机，组成左右夹击之势，伴飞在CA981两翼。
驾驶舱内，机长已经绷紧了神经，韩国拒绝迫降，回中国？张振海不会允许，留在空中继续兜圈？油料正在快速减少。
就在这左右为难之际，地面指挥中心紧急做出新的判断：请求飞往日本福冈机场。
接到新指令后，机长迅速调整航线，并立即与张振海进行沟通。
“日本？可以。”张振海点头，面上没有多大反应，他只知道，能远离大陆就行。
北京时间13时10分，飞机来到日本福冈空域，机组再次请求迫降，解释机上有劫机犯，乘客安全可能受到威胁。
但日本方面的回复，同样坚决果断：“拒绝。”
根据1963年在东京签署的《国际民用航空公约》，日本必须将劫机犯拘留并引渡原属国，绝不能提供庇护。
接纳这架航班，将意味着日本不得不在几方之间周旋，政治成本极高，他们不想碰这颗“烫手山芋”。
两次被拒，副驾驶语气愈发沉重：“机长，剩余油量不足以继续绕飞，必须立刻做出决断。”
机长看着仪表板上闪动的数字，沉默半秒：“进入燃油应急模式，盘旋耗油。”
机长下令飞机在附近一座无名荒岛上空不断盘旋，将燃油消耗到仅能安全着陆的临界点。
这一耗，就是一个多小时，终于，北京时间13时52分，日本福冈空管中心接到了CA981的最后请求：“航班燃油严重告急，请求立即迫降。”
这是国际航空中无法忽视的“红线”，若继续拒绝，一旦飞机失事，日方将被国际社会谴责为“见死不救”，在巨大的人道压力下，日本方面终于放行。
“可以降落，请跟随导航信号进场。”
机舱广播终于传来那一声：“各位乘客请注意，飞机即将降落，请回到座位，系好安全带。”
一脚踹飞
北京时间13时52分，巨大的波音747客机终于在日本福冈机场缓缓降落。
此时的福冈机场早已严阵以待，警车、消防车、救护车整齐排列在停机坪外围，警察荷枪实弹，目光警觉地盯着客机。
机长坐在驾驶舱里，他已经得知，张振海没有任何真正的爆炸装置，而他的妻子与孩子，也并未知晓此次劫机行动。
中央已经下达明确指令：在确保乘客安全的前提下，迅速控制劫机者，绝不能让其在日本土地上“成功下机”。
机长与空中安全员迅速制定计划：利用张振海渴望“下机”的急切心态，诱导其接近机舱门口。
舱门打开前，机长亲自走到张振海座位旁，低声说道：“到了，日本福冈机场，请您和家人准备一下，稍后我们会由后舱门带您先下机。”
听到这句话，张振海几乎是从座位上弹起来，他站起身，拎起褐色挎包，招呼妻儿一同向后舱门走去。
但他不知道，机长与安全员早已守在舱门两侧，如猎手般隐忍待发。
张振海走至舱门口，脸贴着窗户探望，才猛然发现：机舱门已打开，但外头却没有舷梯车。
他脸色一变，正欲质问，两名安全员几乎同时抄起微型灭火器，狠狠砸向张振海的后背和肩膀。
突如其来的袭击让他踉跄后退，脚下一个趔趄，扑向舱门边缘。
他下意识地试图稳住身体，一手猛地抓住舱门旁的扶手，尚未来得及发出喊叫，机长早已冲到跟前，一脚将他踹下飞机。
张振海猛然脱离机舱边缘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福冈机场冰冷的跑道上，头部、腰部先着地，他甚至没来得及发出惨叫，就已昏迷不醒。
而在前排另一边，张振海的妻子正准备起身，却被事先埋伏的安全员一把擒住。
同时，他那名年仅15岁的儿子，也被另一组安全员与空姐配合控制。
此时，日本警察迅速冲上前，将昏迷不醒的张振海按倒在地，用手铐拷上，救护人员将他抬上担架，送往医院抢救。
飞机重新启动滑行，远离舱门区域，直到驶入安全区域才彻底停下。
而后续的安排也迅速进行：所有乘客由中日两国联动妥善安排，在福冈机场休息候机。
14名外国乘客直接改签飞往美国，其余乘客乘坐加满燃油的原机返航，安全抵达北京。
12月17日凌晨，CA981航班在首都国际机场平稳降落，地面早已等候多时，迎接这场“空中胜利”。
而张振海在日本医院醒来后，被确诊为盆骨、肩胛骨、脊椎多处骨折，终身瘫痪。
翌年4月28日，他被引渡回国，7月18日，他以“劫持航空器罪”获刑8年。
但法律的惩罚，远不如那一脚来得彻底，那一脚，踹碎了他荒唐的“天堂梦”，那一脚，也成就了一位中国民航史上的无名英雄。
后续，中国民航局为此专门召开表彰大会，机长和全体机组成员被授予荣誉奖章。
机长那一脚，不仅终结了张振海荒谬的妄想，也守护了机上200多条鲜活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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