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4月，北京的人民大会堂里那叫一个热闹，掌声像是要把房顶给掀翻了。
这时候的李再含，正坐在代表席的C位上，腰杆挺得那叫一个直，脸上挂着的笑意怎么都藏不住。
这一年他刚满50岁，不仅名字赫然出现在中央候补委员的名单里，更是把贵州省的党、政、军三把大权死死攥在手里。
那会儿在贵阳街头，甚至有人敢喊出一句让现在的我们听了都觉得脊背发凉的口号：“北京有红太阳，贵州有小月亮。”
但这哥们做梦都没想到，这场看似光宗耀祖的大会，其实是他政治生涯倒计时的开始。
爬得越高，摔下来的时候，连个响声都听不见。
说起李再含这个人，还真不是那种只会耍嘴皮子的投机倒把分子，人家当年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的硬汉。
1919年，他生在四川富顺，他爹李芸仙那是跟孙中山混过的老同盟会会员，后来更是成了咱们地下的那条线上的重要人物。
李再含十几岁就被带到了上海，在那个十里洋场，他见的可不是什么灯红酒绿，而是跟着老爹在特务眼皮子底下送情报。
这种在刀尖上舔血的日子，比上什么军校都管用。
可惜啊，1936年他爹在上海牺牲了。
这笔血债，成了李再含心里过不去的一道坎，也成了他后来拼命想“出人头地”的原动力。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18岁的李再含二话不说，背着铺盖卷就奔了延安。
我刚才特意去翻了一下那时候的档案，李再含在部队里的履历那是相当漂亮。
在陕北公学他是学霸，在太行山前线他是敢冲敢打的政委。
从太行军区的一线指导员，到后来挺进大西南的团级干部，这身开国大校的军衔，那是他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绝对的硬通货，含金量十足。
如果剧本到这就杀青，那他妥妥的是个受人尊敬的老革命。
但这历史吧，最喜欢在人得意的时候给你来个急转弯。
建国后，李再含长期在云南、贵州这一带晃悠。
到了60年代初，他已经是贵州省军区的副政委了。
要是搁在平时，这官也不小了，但在那个讲究资历的年代，上面有司令员压着，还有省委书记管着，他想再往前挪半步都难如登天。
可是，1966年那阵风暴一来，规矩全乱了。
上海那边“一月风暴”一刮，全国都开始搞夺权。
李再含这人脑子活，一下就嗅到了机会。
这不就是政治版的“弯道超车”吗？
他仗着手里有枪杆子，直接介入地方，带头搞“支左”。
这一把豪赌，他赢大发了。
短短几个月，原本在省里排不上号的李再含，摇身一变，成了贵州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紧接着，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军区第一政委这些头衔，跟不要钱似的往他头上戴。
那段时间的贵州，说是他的“独立王国”一点都不夸张。
人啊，一旦手里有了不受限制的权立，就容易产生幻觉。
李再含觉得光有权还不够，还得有威望，得让人崇拜。
也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那个荒唐透顶的“小月亮”称号不胫而走。
这事儿现在听着像段子，但在当时那是真事。
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全中国都在喊祝领袖“万寿无疆”和“身体健康”，到了贵州这儿，居然整出个专属祝词——祝李主任“比较健康”。
你说这得多膨胀？
“比较”两个字，听着谦虚，实则狂到了极点，这是硬生生要从领袖的光环里分一杯羹啊。
他在贵州那一亩三分地，那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为了树立威信，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把以前的老战友、老上级整得够呛。
他以为自己是乱世枭雄，把贵州当成了自家的后花园，甚至连中央的指示，如果不合他的意，他也敢阳奉阴违。
这种严重的宗派主义和山头主义，上面能看不见吗？
其实早就拿小本本记下了。
1969年的“九大”，表面看是他风光无限，实际上是中央对他的一次“调虎离山”和最后观察。
所有的馈赠，早在暗中标好了价格，只是他当时忙着数钱，没看见价签。
会议一结束，针对他的清算悄无声息地就开始了。
高层绝不允许这种“土围子”式的独立王国存在。
到了1971年，靴子终于落地。
中央一纸令下，撤销了李再含在贵州的所有职务，由蓝亦农接任。
这哪是换个岗啊，这是直接把那层“正确”的画皮给撕下来了。
面对以前被他打压的干部群众的揭发，李再含彻底傻眼了。
他被安排到了大连，从西南的“土皇帝”一下变成了海滨城市的闲散寓公。
这巨大的落差，直接把他的心气儿给抽干了。
在大连的那几年，他过得特别憋屈。
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明明是“紧跟形势”的，怎么就落得这么个下场？
其实他到死都没明白，他跟的哪是什么形势，分明是自己的野心。
1975年8月，也就是被免职仅仅四年后，李再含在大连病逝，终年56岁。
按理说，56岁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正是年富力强、大有可为的年纪。
可他呢，在这个世界上匆匆谢幕，留下的只是一段让人唏嘘的荒唐史。
他这一辈子，前半段是热血报国的英雄剧，后半段硬是演成了权力腐蚀人性的警示片。
他以为自己能当个照亮一方的“小月亮”，殊不知，没有任何星星能靠遮挡太阳的光辉来成就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