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11月20日，北京，气温已降到零度。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里，灯光炽白，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依次被带进庭审席。庭上提到许多名字：毛泽东、林彪、刘少奇……唯独一个人，每当公诉人话锋刚要触及，他们就会或闭目、或低头，甚至咳嗽“打岔”。旁听席的老工人小声嘀咕：“怕什么？周总理又没在场。”这句插科打诨，道出了被告人心照不宣的共同心理。
四年前的1976年1月8日，周恩来以七十八岁高龄在北京逝世。当天凌晨，国务院小礼堂灯火通宵，他身边的医护人员只听见一句气若游丝的嘱托：“国事……莫耽误。”短短五字，把一生写尽。正是这位常年自称“总服务员”的总理，在“文革”十年最黑暗的档口，用柔韧与坚守，为数以千万计的干部和群众撑开了一把伞。对江青等人来说，那把伞意味着他们毒日下的阴影；对普通百姓而言，那把伞是雨天里唯一值得信赖的屋檐。
庭审继续。公诉人翻阅卷宗，将“四人帮”1974年密谋“批周”的材料摆到桌上。王洪文抬头看了看灯，随即把目光落向地面，像是要在水泥缝里钻出一条缝。同案记录员见状，轻轻敲下键盘，敲出的却是沉默。几分钟前他还在大谈“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可一触及“周恩来”三字，语言突然失声。这种前后反差，法庭诸人看得真切。
有意思的是，此前的侦讯阶段也出现同样现象。审讯员递给江青一份供词草稿，提及她1973年夏夜向毛主席告密，诬陷周总理“包庇走资派”。江青接过草稿，只扫两眼便扔回桌面：“你们硬要栽赃。”语气强硬，却始终回避细节。审讯员淡淡回应：“是与非，卷宗里说得明白。”短短一句，让她的额头立刻冒汗。典型的色厉内荏。
为何他们不敢多谈？原因并不复杂。1972年初，中美外交破冰在即，周恩来身患癌症却忙到凌晨三点；王洪文在上海街头却组织“批林批孔”游行，借机攻击总理。差距一目了然。人民群众自有杆秤：谁在救火，谁在点火，谁在谋私，谁在担责——评价立刻分出高下。江青等人知道这杆秤，也清楚自己在秤砣哪一端，于是日常最常用的“造反有理”四字，到了法庭却羞于启齿。
不得不说，1976年周总理病危时出现的一幕，更奠定了这种心理畏惧。12月26日，他最后一次进入手术室。病房外，国务院老干部与警卫员自发在走廊守夜；廊灯下一排棉衣军帽，无须口号，场面比任何誓师大会都震撼。江青当时正忙于筹划“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却发现手下造反派在天安门前散发传单时频频被群众劝阻，“别拿老总理说事”。从那天起，“四人帮”对周恩来三个字不仅是敌意，更添几分莫名惧怕：他们鼓动群情，群众却用沉默回绝。
时间来到1979年，中共中央决定彻底清算“四人帮”。陈云在一次内部谈话里透露：“那几年，我们许多同志能留下，全靠总理顶着。”一句话，像锤子敲在桌面，旁边干部无不默然。邓小平次年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时也道出类似观点，并补了一句：“有些话他违心说了，有些事他违心做了，但人民原谅他。”这句“人民原谅他”，看似轻描淡写，实为宣判。民心是最高法庭，任何政治算计败给它，注定灰飞烟灭。
再回到审判现场。江青等人在被问及1975年“压缩国防工业”一事，想借机甩锅总理，声称“都是周恩来搞投降主义”。公诉人立即出示国务院会议纪要：周恩来主张保留重点军企，不得一刀切。铁证摆在眼前，谎言立刻自毁。张春桥深知再辩无用，只抿嘴摇头，法警记录：被告无可陈述。此刻他的沉默，不是出于法律层面自保，而是对社会舆论的恐惧：若再强行抹黑周恩来，恐引发群情沸腾，其后果比刑期更难承受。
值得一提的是，庭审间隙，数十位革命老干部主动向审判长递交个人证词，回忆周总理如何在“文革”期间保下技术骨干、保护外事渠道。证词内容与法庭调查形成相互印证，让“四人帮”指望的“历史真空”顷刻破裂。有人用“民心所向”四字概括，其实不止如此。周恩来早在延安时期就说过：“职务高低只是责任轻重不同，服务群众没有贵贱。”二十多年后，那句公言化作民意，堂堂正正地立在被告席对面。
1981年1月25日，特别法庭宣判：江青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张春桥同等。王洪文、姚文元判无期与二十年。宣判书朗读持续半小时，人群安静。散场时，座椅上留下报纸一摊，上面印着周恩来遗像。旁听的老工人把报纸折好塞进怀里，转身对同伴说：“他老人家魂在，人心就在。”这句朴实话语，给了“四人帮”最沉重的回击，也给了那场审判最精准的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