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她去世后，遗嘱写得非常清楚，母亲每个月领7万港币生活费，后来因为通胀涨到了25万港币，一年300万够不够用？可梅妈覃美金就是不满足，一次又一次地打官司，想把全部遗产都拿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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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艳芳的母亲覃美金，今年已101岁。
这位先后送走三个子女的母亲，近二十年来最为人熟知的，是她为争夺女儿遗产发起的一场漫长诉讼。
2003年，一代巨星梅艳芳因病离世，身后留下了一份精心安排的信托遗嘱。
这份本意为母亲晚年提供稳固保障的文件，却意外地揭开了一场跨越生死的家庭纷争序幕。
梅艳芳的童年浸透着生活的艰辛。
父亲早逝，家境贫寒，年仅四岁半的她便跟随母亲覃美金和姐姐在游乐场和歌厅登台卖唱，稚嫩的歌声成为全家生计的来源。
“歌女”的身份曾让她在成长中备受冷眼，但也锤炼出她坚韧的个性。
凭借天赋与努力，她在新秀歌唱大赛中脱颖而出，迅速成长为叱咤歌影两坛的巨星。
她风格百变，获奖无数，更以豪爽仗义、热心公益的品格赢得广泛尊重，被亲切地称为“香港的女儿”。
或许正是早年的经历与对世情的洞察，让梅艳芳对身后事，尤其是母亲的安置，思虑极为周详。
她深知母亲有挥霍习惯，担忧一次性给付大笔遗产会使其晚年失去保障。
因此，她在遗嘱中设立了信托基金，规定母亲覃美金每月可领取一笔生活费，初始为七万港元，这在当时已能确保优渥的生活，并涵盖司机、佣人等费用。
她还为子侄预留了教育基金，并将两处物业赠与挚友刘培基。
遗嘱中最具深意的条款是：
待母亲百年后，剩余资产将全部捐予慈善机构。
这份安排，凝聚了她对家人的责任、对朋友的情义以及对社会的回馈，可谓用心良苦。
然而，母亲的回应却与女儿的期望背道而驰。
梅艳芳离世后不久，覃美金便在长子梅启明陪同下，对遗嘱有效性提出质疑，要求取回全部遗产控制权。
这场法律拉锯战持续近二十年，屡次上诉至香港终审法院。
法庭上，覃美金情绪激动的情形时有发生，但其法律主张始终未获支持。
各级法院均确认遗嘱有效，驳回其诉求。
法律途径受阻后，覃美金转而多次向法院申请从信托中支取额外款项，理由包括环球旅游、一次性支付巨额未来生活费乃至寿宴开支等，但多被法官以不符合信托目的为由拒绝。
经申请，其月生活费后来获提升至二十万港元，这已是一笔非常可观的定期收入。
然而，漫长的诉讼产生了高昂律师费，导致她数度濒临破产，甚至被律政司申请破产，形成了一个为争产而涉诉、因诉讼而致贫、又因贫而更欲争产的循环。
此外，覃美金的一些行为也引发争议。
她曾试图拍卖梅艳芳的私人遗物，包括贴身衣物，这一举动招致公众广泛批评。
她也曾向梅艳芳的圈中友人寻求经济支持，但大多未获回应。
这些行为逐渐消磨了公众的同情。
时光荏苒，梅艳芳离世已逾二十载，她的艺术生命在作品中得以永恒。
而围绕其遗产的纷扰，虽渐趋平静，却仍未完全止息。
那位年过百岁的母亲，以其惊人的生命力，始终是这场家庭遗产剧的核心。
梅艳芳设立信托，意在构筑一道理性堤坝，以细水长流的方式守护母亲的晚年，并最终让财富惠泽社会。
这是一份融合了远见与深情的安排。
而母亲的持久抗争，则像是试图冲破这道堤坝，其背后是“子女财富即父母财富”的传统观念，是对掌控感的执着，亦可能夹杂着外人难解的情感纠葛。
这场漫长的纷争，早已超越普通遗产官司，成为一个关乎亲情、财富观念与人性执念的复杂样本。
它揭示出，即便睿智、周详如梅艳芳，能以法律工具精心规划财富的流向，却终究难以规约至亲的内心与选择。
信托的条款可以锁定资产，却无法锁住人心的纷扰与欲望。
母亲的执念，或许根植于其世代特有的生存逻辑；
而女儿那份凝结在遗嘱中的、既关怀又约束的深意，在现实的碰撞中，显露出其深远的智慧，亦透出一丝深沉的无奈。
斯人已逝，故事余音未绝，只留下一声叹息：巨星谢幕之后，其身后事竟以如此方式，演绎出另一番令人感慨的世事沧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