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5月，上海的一家医院重症病房里，空气沉闷得让人透不过气来。
病床上躺着的那位老人，面容枯槁，呼吸微弱，生命就像风中的残烛，随时可能熄灭。
就在这最后关头，她拼尽全身的力气，给远在海外的子女留下了一封绝笔信。
谁能想到，这封信里既没有交代家里那些巨额财产去哪了，也没提当年那些权倾一时的威风日子，只有一句让人听了心里发颤的叮嘱：别忘了报答国家的恩情，早点回来为国效力。
写这封信的人，就是那个让全中国人都恨得牙痒痒的“民国第一女汉奸”——陈璧君。
一个曾经铁了心当日本走狗、通敌叛国的女人，怎么会在临死前突然转了性子？
在那漫长的十年牢狱生活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把一颗顽固到底的汉奸心给彻底洗干净了？
这一切，还得从1949年那个翻天覆地的日子说起。
1949年，苏州监狱的大门被推开，解放军接管了这里。
那会儿的陈璧君缩在阴暗的角落里，满眼都是警惕。
等到被转移到上海提篮桥监狱时，她心里其实早就打定主意是“必死无疑”了。
在她那个固执的脑瓜里，自己是国民党的死对头，现在落到共产党手里，下场肯定好不到哪去。
刚进监狱那阵子，她狂得很，对着看守大喊大叫，死活不承认自己有罪。
她的逻辑简直让人哭笑不得：她说自己投靠日本人是为了反蒋介石，共产党也反蒋，那咱们不就是“一条战线”的盟友吗？
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审判我？
这种近乎偏执的想法，让她在刚入狱时成了一块“又臭又硬的石头”。
她不配合改造，对管理人员翻白眼，甚至在心里筑起了一道高墙，准备用剩下的日子跟新政权死磕到底。
可偏偏，现实给了她一记响亮的“耳光”——但这记耳光不是打在脸上，而是暖在心里的温情。
日子一天天过去，陈璧君渐渐觉得不对劲了。
这种变化不是靠谁嘴上说说，而是实打实地体现在衣食住行上。
她忍不住拿现在的日子跟以前被国民党关押的时候比，这一比，心里的防线就开始崩塌了。
回想在国民党监狱那会儿，简直就是人间地狱。
哪怕她曾是“汪伪第一夫人”，国民党对她也是恨得牙痒痒，待遇上那是极尽苛刻。
牢房阴暗潮湿，老鼠蟑螂满地爬，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
最要命的是吃饭，那是真的吃了上顿没下顿，饭菜发馊是常事，连肚子都填不饱。
在那样的折磨下，她除了满肚子的怨气，哪还能感受到一点人味儿？
可到了共产党的监狱里，一切都变了个样。
首先是住的地方，管理人员看她年纪大了，身体又胖，还有一身的慢性病，特意给她安排了一间通风透光的囚室。
这屋子冬暖夏凉，说实话，比当时好多普通老百姓住得都好。
再看生活照顾，监狱方压根没把她当成要踩在脚底下的“阶级敌人”来羞辱，反而是给足了面子和尊重。
考虑到她生活自理能力差，组织上居然特意挑了两个表现好的女犯人，专门照顾她的饮食起居。
这种待遇，让她这个被人伺候惯了的阔太太，在落魄的时候竟然又尝到了被关照的滋味。
更让她想不通的是，共产党不但没断了她跟外面的联系，还允许子女亲属定期来探视，允许家里送东西进来。
这种巨大的反差，让陈璧君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她开始怀疑自己以前是不是看走眼了：如果共产党真是洪水猛兽，干嘛对一个快进棺材的“老汉奸”这么好？
如果他们真想要我的命，何必费这么大劲改善监狱环境？
真正彻底击碎她心理防线、让她重新做人的，是1952年那场要命的危机。
那天深夜，死神差点就先把她带走了。
睡梦中的陈璧君突然觉得胸口像压了块大石头，疼得喘不上气，脸瞬间就白了。
同屋的狱友发现不对劲，立马大声呼救。
按陈璧君原来的想法，监狱看守听见动静估计会嫌麻烦，甚至可能故意拖延——毕竟死个汉奸，对国家来说说不定还是件“好事”呢。
可事实又一次让她傻了眼。
看守一听呼救，二话没说就冲了进来，没有半点犹豫和嫌弃，立马启动紧急预案。
没几分钟，她就被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抢救。
医生护士围在病床前，争分夺秒地救人，没人因为她是陈璧君就在这时候慢上一秒钟。
当她醒过来，看着周围焦急的医生和满头大汗的看守，眼角湿润了。
她心里明白，这条命是共产党给捡回来的。
没过多久，她又生了一场大病，比上次还凶险，但监狱方的态度还是那句话：不惜一切代价抢救。
又是全力治疗，又是细心护理，她再一次从鬼门关被拉了回来。
这两次死里逃生，就像两记重锤，彻底砸碎了陈璧君心里那层顽固的冰壳。
她终于意识到，这个政权跟她经历过的清政府、北洋政府、国民党政府完全是两码事。
这儿是真的把人当人看，哪怕你是个有罪的人。
从那以后，管教干部发现，那个总是昂着头、一脸不屑的陈璧君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变得谦虚、愿意听话的老太太。
她开始主动要求进步。
在家人的帮助下，她订了《解放日报》，如饥似渴地读那些曾经被她当成“邪书”的理论书籍。
她读列宁，读毛泽东，想搞清楚为什么国民党几百万大军输得精光，而共产党从山沟沟里出来却能建立新中国。
读着读着，她终于看清了历史的真相。
她明白了，“成王败寇”不是简单的打仗输赢，而是老百姓的心向着谁。
她也终于痛苦地承认，自己所谓的“曲线救国”，不过是掩耳盗铃的卖国；她引以为傲的政治生涯，其实是把中华民族推向火坑的帮凶。
悔恨，像潮水一样淹没了她的晚年。
她觉得自己享受着党和政府这么好的待遇，却对国家一点贡献都没有，简直就是在犯罪。
于是，这位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大小姐，竟然主动申请参加劳动改造。
她说：“我身体虽然不行了，但我还能干点轻活，我想赎我的罪。”
虽然监狱方面考虑到她年近七旬又有病，婉拒了她的请求，只让她安心养病，但这让陈璧君既感动又愧疚，她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共产党对我仁至义尽，我陈璧君这辈子，欠党的还不清了。”
回头看看陈璧君这一辈子，真是一场大悲剧。
要是把时间倒回到1891年，谁能想到那个出生在马来西亚槟城、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富家千金，最后会走上这么一条不归路？
她父亲是当地有名的富商“陈百万”，她含着金汤匙出生，受的是最好的教育。
本来可以安安稳稳做个名媛，可命运偏偏跟她开了个玩笑。
虽然家里有钱，可陈璧君从小长得胖，相貌平平。
在那个看脸的年代，这点缺陷成了她心里的阴影，让她极度自卑，也让她极度渴望被人认可、渴望掌控一切。
这种心理在她遇到汪精卫之后，彻底爆发了。
当年的汪精卫风流倜傥，是无数少女梦里的英雄。
为了追随汪精卫，她不惜跟家里决裂；为了营救刺杀摄政王被捕的汪精卫，她拿家里的钱四处打点。
1910年那场生死营救，让她彻底俘获了汪精卫的心。
两人的结合，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祸根。
汪精卫优柔寡断，陈璧君强势泼辣，她其实就是汪精卫背后的“操盘手”，推着丈夫一步步走向权力顶峰，也推向了道德深渊。
1938年抗战最艰难的时候，这对夫妻却选择了背叛，投降日本，在南京搞了个伪国民政府。
那会儿的陈璧君，做着“曲线救国”的美梦，其实不过是把国家尊严当成了自己赌桌上的筹码。
直到1959年5月，生命的尽头，陈璧君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坦然。
医生想给她用昂贵的进口药做最后尝试，却被她坚决拒绝了。
她虚弱地说：“别浪费了。
国家现在资源紧张，留着好药去救那些有用的人吧。
我一个待罪的人，不值得再浪费国家的钱。”
在场的医护人员听了都动容，这还是那个曾经挥金如土的陈璧君吗？
在生命的最后几天，她撑着给子女写下了那封绝笔信，字字泣血，告诫孩子们要记住共产党的恩情，回国报效祖国。
这不仅仅是一位母亲的临终嘱托，更是一个罪人在经过灵魂洗礼后，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善意与忏悔。
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在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病逝，终年67岁。
她带着满身罪孽走了，也带着最后的悔悟走了。
历史没有宽恕她的罪行，但新中国的监狱确实改造了她的灵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