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30日，北京长安街上骄阳似火。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九十周年阅兵即将开始，一位精神矍铄、身着深色中山装的百岁老人坐在观礼台上，神情略显恍惚。伴随礼炮声震动，他忽然想起十六年前的一个下午——正是那天，他才知道自己与中央特科有着割舍不开的隐秘联系。
时间回到2001年10月，南京雨后初霁。市图书馆举办的“红色记忆”主题宣讲座无虚席，主讲人是传奇女特工沈安娜。她娓娓道来渗入蒋介石机要处的往事，不止一次提到“舒曰信”。台下的姚一群听得心头狂跳，因为这个名字，父亲姚子健也常挂在嘴边。会后，他悄悄记下疑问，连夜赶回老宅。
“爸，今天沈安娜说到的舒曰信，是不是您当年的老同事？”儿子的话音刚落，家中昏黄的灯光下，九十来岁的姚子健手抖了一下，茶杯差点落地。“他……还好吧？我以为这辈子再也听不到他的名字了。”老人声音发颤，久埋心底的记忆被生生拨开。
1933年初冬，26岁的姚子健刚从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毕业，分到国民政府测量局。彼时的他满腔热血，却很快被官场的踢皮球和吃拿卡要弄得心灰意冷。他在信里向老乡兼同学舒曰信吐槽：“想做点事比登天还难。”这封信成为命运的转折。
舒曰信其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隶属中央特科情报网络。他看出好友的正直与才学，决意把这把“未开锋的刀”请到党组织的磨刀石上。往返数封信，两人以诗文典故暗藏政治话题，姚子健心弦被拨动，终于在1934年冬夜，在上海法租界一间狭小阁楼里宣誓入党。
测量局负责全国军用地图，档案柜里密密麻麻的调图申请单，藏着部队部署与调动的蛛丝马迹。舒曰信给姚子健的第一道密令很朴素：“照实登记，把谁借了哪幅图悄悄记下来。”除此之外，还要设法取得新绘制的分幅原图。姚子健深知风险，却并未犹豫。周末，他总身着笔挺军装、拎着一只方正皮箱，搭火车去上海“度假”。站岗的宪兵见惯了这位年轻工程师，从没想到箱底夹层中藏着一沓沓最新测绘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中央特科当时归周恩来、李克农直接领导，上海、南京之间的情报通道异常珍贵——前线作战依赖这些数据判断国民党、日军兵力态势。姚子健把自己看成“小人物”，而在中共中央的情报汇报里，他却被编号为核心线人。沈安娜后来回忆：有一年淞沪会战前夕，正是姚子健递来的一组调防图，让党中央提前预见日军进攻态势，为红军北上提供了宝贵时间。
夜深人静时，南京夫子庙旁的弄堂里，两人偶尔会有短暂会面。“子健，你的位置无可替代，千万别冲动往前线跑。”舒曰信压低嗓音。“我总觉得躲在后方有负良心。”姚子健小声应答。“情报就是刀尖。没有你，我们摸黑作战。”三句话，胜过千言万语。
1937年11月，南京大撤退前夕，测量局机密档案频繁外迁，日军逼近的脚步声已在城外回荡。姚子健暗中复制最后一批资料，然后在风声最紧的夜里悄悄南下，经香港辗转广东。1938年春，他在中共广东省委情报部门现身，协助潘汉年整理江南各地党组织渗透图。次年，他被秘密护送到延安，在抗大第六队学习，代号“江潮”。至此，他与舒曰信失去联络，却继续从事电台译码与测绘工作。
1949年后，他随着华东野战军南下，参与解放上海战役后城市接管。后来被调入华东军区测绘处，分管文档整理。新中国成立，中央特科作为特殊机构早已解散，档案进入绝密序列，他也被要求保持沉默。长达半个世纪，他只是位“普通离休干部”，从无勋章，也从不言功。
世事难料。2001年的那场宣讲会，让三条被历史割裂的暗线重新连在一起。组织部门核查后确认身份：1934年至1937年，编号“木星”的情报员确系姚子健。那一年，他已九十三岁。老人的待遇迅速提高，相关荣誉证书补发，原先模糊的档案被重新归档。消息传到上海，九十岁的沈安娜立刻写信给他，“老战友，咱们终于可以不用再说暗号了。”字迹颤抖，却掩不住激动。
两位老人终于在上海相见。面对泛黄的测量图纸和当年留下的微缩胶卷，他们回忆连连，感慨情报线上的生死一线。姚子健这才明白，自己当年递出的每一张图，背后是指挥员对战局的抉择，是千军万马的安危，也是无数同胞的生死。
2017年，北京的阅兵式上，嘉宾席有人悄声问：“这位老人是谁？”工作人员答曰：“中央特科老同志，‘木星’。”掌声骤然热烈。姚子健只是笑，眼神却穿过检阅车与钢铁方阵，似乎回到当年闹市里那条灯火昏暗的弄堂。
一年后，2018年春，他在家乡苏州安静辞世，享年一百零三岁。官方讣告寥寥数行，却写下了八个字——“隐姓埋名，功垂后世”。熟悉情报史的人都懂，这八个字已足够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