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见面，我没有得到什么智慧。”
1952年的普林斯顿，刚满30岁的杨振宁在见完爱因斯坦后，对着空气说了这么一句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要知道，为了这次见面，他可是盼了好几年，连做梦都想着能跟偶像哪怕说上一句话。
结果两人在屋里关起门来聊了整整一个半小时，出来后，没有顿悟，没有飞升，只有一脸的迷茫和满心的遗憾。
这事儿要是换个人说，你肯定觉得他在凡尔赛或者装样子，但放在杨振宁身上，这还真是一段让他懊悔了半辈子的尴尬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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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人多到什么程度呢？别说座位了，连个站脚的地方都快没了。尚未成名的杨振宁只能缩在角落里，垫着脚尖，伸长了脖子听完了全场。两大巨头的争论那是火花四溅，精彩绝伦，杨振宁听得是如痴如醉，但这依然是单方面的输出，他依然只是个路人甲。
02
但是，这机会说来就来了，而且来得特别突然。
1952年，杨振宁跟李政道合作，搞出了一篇关于“统计力学相变”的论文。
这文章一发出来，不得了，引起了爱因斯坦的注意。老头子一看，哟，这两个年轻人有点东西，这思路清奇啊。
于是，爱因斯坦大笔一挥，让助理去喊人：让那两个写论文的年轻人来我办公室聊聊。
这消息传到杨振宁耳朵里，他整个人都懵了。
这感觉就像是你随手写了篇作文，结果鲁迅先生给你发私信说“来我家喝杯茶，咱们聊聊文学”。
那种惊喜夹杂着恐慌的情绪，瞬间就占领了杨振宁的大脑。
见面那天，杨振宁带着李政道，怀揣着一颗怦怦乱跳的心，走进了爱因斯坦的办公室。
这一聊，就是一个半小时。
按咱们普通人的剧本走，这应该是“历史性的时刻”对吧？应该是“智慧的传承”，是“火炬的交接”，是年轻天才在老天才的指点下醍醐灌顶，从此打通任督二脉。
结果呢？彻底翻车。
这一个半小时，对于杨振宁来说，简直就是一场漫长的“折磨”。
03
之所以说这次见面是“灾难现场”，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就是紧张。
真的太紧张了。你得理解这种心情，坐在你对面的是谁？那是活着的物理学上帝，是教科书里的神。
杨振宁当时坐在那儿，手心全是汗，脑子一片空白。原本在来之前，他甚至可能在脑海里演练了无数遍要问的问题，要请教的难点，结果屁股一沾椅子，那些准备好的东西瞬间忘得干干净净。
这就跟相亲一样，女神就坐在对面盯着你看，你连自己姓啥都忘了，还聊什么量子力学？还谈什么宇宙真理？
第二，也是最要命的一点——语言障碍。
你可能会问，杨振宁在那边留学这么多年，英语不是挺好吗？怎么会有语言障碍？
杨振宁的英语是挺好，但问题出在爱因斯坦身上。
那时候爱因斯坦已经73岁了，人老了，有些习惯就改不了。他本来就是德国人，讲到兴起的时候，那个思维一跳跃，嘴巴就开始不听使唤，说着说着就往外蹦德语。
你想想那个画面：爱因斯坦在那儿眉飞色舞，英语里夹着一大串德语单词，再加上那股子浓重的德式口音。
杨振宁本来就紧张得要死，这下彻底听成了“天书”。
他当时的处境特别尴尬：听懂了吧，好像没听懂；没听懂吧，又不好意思打断偶像的兴致。
为了不让老先生扫兴，也为了维持那点可怜的体面，杨振宁只能在那儿拼命点头，脸上挂着僵硬的微笑，嘴里还得附和着：“对对对，您说得对。”
其实他心里估计在哀嚎：这句到底是啥意思啊？这单词我没学过啊！
那个李政道呢？也没好到哪儿去，两人就像是两只被雷劈了的鹌鹑，在大师面前瑟瑟发抖。
爱因斯坦那边说得尽兴了，看这两个年轻人频频点头，还以为他们领悟到了精髓，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就让他们回去了。
等从办公室出来，冷风一吹，杨振宁一复盘，发现坏了。
除了一肚子冷汗，脑子里啥也没剩下。
这场原本应该载入史册的深度对话，最后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听力测试”，而且杨振宁还没及格。
这就成了他后来那句名言的由来：“回想起来，我并没有在那次会面中得到什么智慧。”
这句话听着有点狂，其实全是心酸。不是爱因斯坦没货，是杨振宁当时真没接住。
04
不过，这事儿虽然尴尬，但也别小看了杨振宁。
虽然没接住爱因斯坦的“真气”，但杨振宁后来硬是靠自己修炼成了绝世高手。
别总盯着网络上那些花边新闻看，在物理学这个圈子里，杨振宁的段位高得吓人。
2000年的时候，权威杂志《自然》评选人类最伟大的20位物理学家，杨振宁排第18。
你看看排在他前面的都是些什么人：牛顿、爱因斯坦、麦克斯韦。而且那时候前20名里，只有杨振宁一个人还活着，他是活着的丰碑。
他在1957年拿到了诺贝尔奖，那时候爱因斯坦已经去世两年了。
这还不算他最牛的成就，他最厉害的是搞出了“杨-米尔斯理论”。这东西厉害到什么程度？在他之后，有7个诺贝尔奖是直接靠这个方程拿的，还有十多个诺奖跟这个理论有关。
可以说，杨振宁没从爱因斯坦那儿得到智慧，但他自己最后也变成了别人眼里的“爱因斯坦”。
这时候你再看，1952年那场尴尬的会面，其实更像是一种无声的预示：老一代的神即将离去，新一代的神正在从尴尬和青涩中站起来。
说到这儿，肯定有人要问了：
既然这么牛，50年代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大家都往回跑，他为什么不回来？
你看邓稼先回了，钱学森回了，怎么就他没回？是不是贪图美国的优越生活？
这事儿吧，还真不能张嘴就喷，这里面有个特别现实、特别无奈的原因，很多人都不知道。
除了美国那边看得紧，禁止理工科博士回国之外，杨振宁家里还有个特殊情况——他的岳父叫杜聿明。
懂历史的都知道这名字意味着什么吧？
那时候杜聿明作为国民党的战犯，还在功德林里蹲着改造呢。
你让杨振宁怎么办？
再加上杨振宁搞的是纯理论物理，不像钱学森搞导弹、邓稼先搞原子弹那样能直接用在国防建设上。他要是当时硬闯回来，不仅帮不上忙，身份还极其尴尬，说不定还会因为岳父的关系惹上一身麻烦。
这不仅仅是个人的选择问题，更是那个时代强加给他的无奈。
直到1971年，美国那边稍微松了口，杨振宁立马就成了第一个回国探亲的华裔科学家。
这之后，建实验室、捐钱、带学生，他干的事儿其实比谁都不少。
他甚至把自己在美国的房子都卖了，钱全捐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
05
1957年，在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上，杨振宁说了这么一段话：
“我是中华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产物……我既以我的中国传统为骄傲，同样的，我又专心致于现代科学。”
那一刻，不知道他会不会想起5年前那个下午。
那个在爱因斯坦面前紧张得手心冒汗、听不懂德语的年轻人，终于走到了舞台中央。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么有意思。
它不会把智慧像U盘拷贝一样直接传给你，它非得让你经历点尴尬、遗憾，最后逼着你自己去把那条路走通。
爱因斯坦没教会他的东西，时间教会了他。
1952年的那次会面，虽然没有语言上的交流，但也许有一种更深层的东西传递了下来。
那就是对真理的敬畏，和对未知的探索。
如今回过头来看，杨振宁这辈子，不管是学术上的成就，还是对国家的贡献，都对得起物理学家这个称呼。
那个曾经在爱因斯坦面前瑟瑟发抖的年轻人，最终也活成了别人眼中的传奇。
杨振宁的遗憾，其实也是一种圆满。
他虽然没听懂爱因斯坦说了什么，但他做到了爱因斯坦希望他做的事。
1955年爱因斯坦走了，带走了一个时代。
但科学这东西，从来都不是靠一个人撑着的。
它就像一场接力赛，棒子掉地上了，捡起来接着跑就是了。
杨振宁捡起了那根棒子，而且跑得还挺快。
这大概就是对偶像最好的致敬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