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和印度高调地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冯德莱恩称其为“万交之母”，现场一片喜气洋洋。最高兴的就是立陶宛了，好像等到了一份“再婚书”，希望通过它来摆脱和中国之间的“旧账”。但是“新郎”换成印度的话，这桩“婚”不一定稳：印度能填补中国留下的缺口吗？这一步存在一定的风险。
回到2021年的时候，立陶宛让台湾设立“代表处”，把自己推向风口。随之而来的是对华经贸急冷：当年对中国出口3.58亿美元，之后一路下滑，几乎断崖。以激光设备为代表的重点产业订单锐减、人员大量裁员，整个产业链“红细胞流失”。出口降温了，进口却没有相应减少，反而造成贸易逆差加大。嘴上说“价值观”，实际行动中还是需要从中国购买电子元件、零部件，“分手”在口头上说说罢了，但在生产生活中还是离不开现实。
2023年GDP只增加了0.3%，基本上可以看作是原地踏步；倒闭的企业也变多起来，就连牛奶都要节省着用了。电价涨到每兆瓦时380欧元，冬天取暖大家心里都有数。总理直言“也许在战略上出现了错误”，这是少有的表态，反映出很大的压力；总统仍然强硬，不肯让步，执政联盟内部开始出现分歧。安全与经济之间的拉扯，苦果由民众来承担。
此时欧印自贸协定落地，被包装成“历史性”，汽车关税从110%降到10%，农产品门槛也放松了。欧洲车企高兴，但是立陶宛没有汽车产业，利多在别人家。数据显示：2024年立陶宛向印度出口额达1.36亿美元，乍看之下不错，但其实立陶宛本土生产的产品不到三成，主要是转口贸易；印度需要的低价位、大批量工业品，本就是中国的强项。立陶宛能提供的豌豆、废金属等既不短缺，也没有什么优势，货不对路，换不来实际订单。
立陶宛的算盘就是借欧盟关税豁免之机挤进德法的大供应链，以二级、三级供应商的身份混入印度市场。现实更加冰冷：作为价值链最末端，订单优先给到一手渠道以及高能级配套商，印度做大宗贸易商也不会特意绕到这个“边角料”国家签大单。真正获利的是中间商，到立陶宛的时候多半只能喝汤了。
即使想要实现落地，也存在不少困难。印度各邦的法规不同，在德里可以办到的事在海得拉巴不一定能行；行政流程复杂，物流体系粗糙。习惯了欧盟标准以及中国式高效率的立陶宛企业，在落地之后就出现了水土不服的情况。更致命的是市场错配：印度偏爱中低端、量大价低的产品，而立陶宛的优势是激光仪器、生物试剂等高附加值产品，需求不匹配，挤不进市场；“印度制造”也在保护本国市场，准入细则、标准认证、许可审批、原产地规则、政府采购本地化等都可能成为隐形门槛。关税降低是另一回事，能否通过“非关税”障碍又是一回事，小国小企业少有“直通车”。
技术链风险更大。中国既是全球激光设备的重要市场，又是这条产业链的交流节点，订单、原料、测试反馈、技术回滚等很多环节都离不开与中国之间的互动。一旦断联，创新项目就会卡壳，节奏就找不到了，流程就过不去了，迭代就会变慢，人才和口碑都会流失。转向印度并不能代替高频次、深层次的产业互动。
外部信号也不好。欧盟于2025年12月撤回了对中国的贸易诉讼（WTO），不再愿意为立陶宛继续“居中协调”。美国虽然表态支持，但是只提供了900万美元的信贷，姿态上虽然充分，但是力度上却不够。盟友的话很好听，但是钱包打了折扣，立陶宛心里也应该有数了：价值观外交的成本会比预期高很多。
外交底线更为清晰，一个中国原则成为建立关系的前提，行动胜于空谈。立陶宛曾经是“小而美”的创新样板，如今则成了大国博弈的棋子。想要通过买票嫁到印度去，可是温饱问题还是无法解决，只能算是杯水车薪。欧印协定是否能带来结构性的变化还需要现实的检验，即要从行业、合同、供应链重组等方面来考察。立陶宛在很多产业都是末端供应，位置决定分配；大宗货物从欧洲直接运往印度，一级和高能级渠道会优先获得，三级供应商拿到的大多是零散、薄利的。
国内舆情不断发酵，企业主抱怨订单被中断，工人诉说电费负担大，老人为冬天用电计算。政策转向过快、配套不够、企业对外扩展的能力较弱，几张新的合同无法挽回局面。政府内部有不同的看法，人们对政府的期望很高，决策很容易出错，就好像在雾中寻找出路一样。
可以理解搭欧盟的大车，但是车再大座位有限，前排还是过道，写到产业能力上。立陶宛最需要的是稳订单、稳就业、稳民生，而不是新闻里喜庆的内容。最根本的是要区分哪些链条可信，哪些市场能长期互动，不能为了姿态而损害结构上的利益。
中国的立场很简单：重建的空间在一中底线之内，越线就没有空间了。立陶宛如果想回头，就要自己把路修平。目前矛盾更加突出，经济上离不开中国，但是在政治上却想要和印度结交。两边都想要，难点并不在嘴上，而是在于产业布局以及制度安排上。要使局面有所好转，需要做几件实事：恢复可预期的外部环境、修复被切断的技术链、为企业稳定外拓提供机会、减轻民众的生活负担。不依赖于口号，而是一步一步地去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