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边境的硝烟刚散。
连里分下来一个提干指标，我是排里的尖子，二等功臣，全连都盯着我。
可那天深夜，我看见班长老李躲在营房后头抹眼泪。他老家在偏远的山沟沟，老爹病重，家里三个弟弟还等着他寄钱换粮。
他要是回去了，那个家就彻底塌了。
我那晚上翻来覆去没睡着。我家里虽说也是农村，但好歹还有几亩薄田，爹妈身体也还硬朗。
第二天一早，我找指导员撤回了申请。
“指导员，我这人自由惯了，受不得机关的拘束。老李比我有经验，这名额，给他最合适。”
指导员盯着我看了半晌，最后长叹一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就这样背着那个旧背囊，没拿领章，没带证书，灰溜溜地回了村。
乡亲们笑我傻，说我在部队白混了几年，最后还是回来“修理地球”。
我一言不发，扛起锄头一干就是二十年。手上的茧子结了一层又一层，脸上的褶子深得像老树皮。
偶尔从报纸上看到老战友们升迁的消息，我也会摸摸胸口那道伤疤，对着夕阳嘿嘿傻笑两声。
1999年，一个闷热的下午，村口的土路上扬起一阵尘土。
一辆黑色的专车稳稳地停在我那摇摇欲坠的土屋门前。
车门开了，走下来一个两鬓斑白、腰杆笔挺的首长。
他看清了坐在门槛上、满头白发、正在抽旱烟的我，那双锐利的眼睛瞬间红了。
“老弟，这一转眼，二十年了啊！”
他大步走过来，不顾我身上的泥土和汗味，死死地抱住了我。
原来，老李这二十年一刻也没敢忘。他从副连长干到正团，每次立功受奖，他都说那是替我立的。
他这次来，不仅是给我送来了这些年他攒下的“还情钱”，更是要接我去城里看病。
他拉着我的手，当着全村人的面吼道：“没有大春，就没我李某人的今天！他是咱们团最正直、最善良的兵！”
那一刻，我手里的旱烟杆掉在地上，眼泪顺着褶子横流。
这二十年的苦，值了。
老战友们，咱们当兵的，不论是在位上威风，还是在乡下种地，那股子“舍己为人”的战友情，是任何金钱都买不到的勋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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