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企当初蜂拥到越南，主要想躲开中美贸易战的关税压力，顺带利用那里的低工资劳动力。结果一落地，很多公司就发现情况不对劲。
郭台铭在1974年用10万新台币创办鸿海精密工业，从做电视旋钮这样的塑料小件起步。公司慢慢转向电子连接器，靠着精打细算成本和供应链，积累了不少经验。到2000年代中期，鸿海在大陆的工厂已经跑得飞起，产能大增，开始琢磨下一个落脚点。
2007年越南刚入世贸组织，三星这些韩国企业已经先下手在那设厂。郭台铭带队从深圳龙华出发，开车到南宁，再过友谊关直奔河内。这趟路后来被叫成他们的专用通道。团队仔细看土地、工人和港口，东海岸那些港口确实方便海运出口，尤其电子产品不那么急的环节。零部件在中国加工好，运到越南组装，就能省关税。
考察完，鸿海在北宁省和北江省圈了400多公顷地，打算五年投10亿美元。越南工人薪水只有广东的零头，总装成本低多了。其他台湾地区企业也跟上，比如凯胜家具2003年就从深圳挪到平阳省，早早防着美国对中国家具的反倾销税。生产模式简单，部件陆路运过去，组好从越南港走货。
2008年金融危机一闹，鸿海越南项目拖了后腿。地拿了，但建厂推迟到2014、2015年才动真格。深圳东莞的台湾地区工厂陆续调整，出口改走越南。电子代工、摩托车组装、医疗器械都转移过去。越南一亿人口，劳动力池子跟广东省差不多大，位置靠近国际航线，港口还算稳当。
早期主要是服装鞋帽这些用工多的产业迁过去。凯胜家具用数控设备把自制率拉到95%，少靠人工。这些台湾地区老板经历过几次迁厂，对市场周期敏感。大陆企业过去顺风顺水，对变化反应慢点。贸易战一紧，美国客户让供应商自己扛关税，利润薄的企业只好迁。
外企进越南后，效率问题就冒头。本地熟练工和工程师少，一线工资低，但高端岗得从中国派人。培训花时间，初期产量比大陆低。通过设备和指导，慢慢好转，但疫情时工程师走不了，线停了。恢复后，劳动力总量顶不住全球制造业全涌进来。
基础设施跟不上。公路堵得慌，工业区到港口的路常卡车。电力不稳，2023年热浪来袭，大片工厂断电停工。工业废水多，环境扛不住。供应链还靠中国进口，本地技术弱，组装为主，附加值低，跟越南本土产业没多大联动。
劳动力市场紧俏，成本蹭蹭涨。红利期就十年，前五年最好，后面工资上，空间满。外企说本地教育不高，基层工多，高级技工缺。疫情后上百万工人回乡，工厂开工率拉不起来。外资太重，本土企业弱，国企握资源，小厂钱和技术不够。
越南制造业靠外资拉动，本土出口少。订单涨，但附加值在东盟中游。生产率低，只有泰国三分之一。南北经济圈封闭，工人流动难。外企醒悟，越南建不了全链条，离中国近，便宜进口但本地发展慢。廉价优势丢了，环境问题大。
红利期过，成本高了，企业开始挪窝。部分外企去印度或印尼找更便宜地。鸿海2019年郭台铭退休后，加投印度6亿美元，越南厂还卡在供电和工人短缺。中国疫情管得好，订单回流，像谷歌手机、苹果耳机转内地。越南逆差大，本土升级难。
郭台铭走后，鸿海越南投了超15亿美元，但效率难题没解。2024年再建两厂，想扩产。越南制造业电力和劳动力饱和，外企订单散到中国或其他地方。凯胜家具这些还守着，但工资涨得头疼。全球制造业找平衡，越南扛不住“世界工厂”这帽子，外企梦碎。
外企去越南，本想捡便宜，谁知订单溜走。贸易战推一把，但本地条件拉后腿。富士康这些大厂投了不少钱，产能上去了点，但供应链断不了中国依赖。越南政府推优惠，土地税低，吸引来三星、英特尔，但本土供应商跟不上，进口部件占大头。结果组装厂多，技术升级慢。
电力危机反复。2023年缺电闹得工厂轮流停，损失上亿。外企抱怨政府规划差，电网老旧。劳动力涨价快，2024年最低工资上10%，企业成本多20%。工会活动多，罢工时有，生产不稳。相比中国，越南供应链短，抗风险弱。
订单抢手，中国回流多。中国供应链全，物流快，疫情后恢复强。苹果部分订单从越南转回大陆，效率高。越南出口靠外资95%，本土企业小打小闹。专家说越南红利到头，下一波去印度，但印度基建更差，劳动力教育低。
印尼机会大，人口多，资源足，但政策变。外企学乖，不全押一地。富士康分散投，越南、印度、中国都分摊。郭台铭时代过去，新管理层推自动化，少靠人工。但越南教育滞后，技工培训慢，自动化难推。
最终，外企发现越南只是过渡站，不是长久地。订单被中国抢回，部分散到东南亚其他地方。越南经济涨了，但制造业深度不够，易受全球波动。外企醒了，美梦醒得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