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知道早年间国内干部选拔有不少待完善的地方，尉健行当年在中组部当副部长的时候，本身是学工出身，半路转做组织工作，一上来就带来了完全不一样的思路。他看到外媒一则短消息随口说的一番话，放到现在都挺有冲击力，那就是咱们开头说的这句。
那还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1982年尉健行在十二大当选中央候补委员，一百三十八位候选人里按得票排第三，名次相当靠前。1983年他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才过了一年，就被调到中央组织部当副部长，那时候他从来没从事过党务或者组织相关的工作。当时胡耀邦本来就想改革中组部的人员结构，打算配一个学文的一个学工的，尉健行是学工出身，乔石本来就了解他，直接向中央推荐了他。
当年年底，原中组部部长陈野苹的秘书任小彬，被调到中组部青年干部局任副局长，刚好归分管青干局的尉健行管，俩人有了直接的工作接触。那时候全国干部队伍都面临青黄不接的问题，要组建“第三梯队”后备名单，这是中组部当时的中心工作，青干局就是专门为这件事成立的。任小彬后来回忆，尉健行当时对青干局的要求就不一样，别的局老同志多年轻人少，青干局反过来，就得有生动活泼的面貌，还要有开拓进取的作风。
尉健行这个学工出身的副部长，确实给中组部带来了新的气象和思路，给任小彬印象最深的就是办事目标清晰不模糊。他当年跟身边人聊起工作思路就说，在工厂干活，从90%的精度提升到接近100%，最后那10%要付出的努力，比前面90%加起来还要多。值不值得花这么大精力拼到百分之百，其实要算明白账，所以选干部最重要的是定准合适的目标，不要动不动就求全责备。
任小彬说尉健行对新事物特别敏感，有一回他在《参考消息》上看到一条短消息，说美国选拔企业领导都是五个人里挑一个。当时他就直接感慨，人家选个企业负责人都能五选一，我们选个省部级干部反倒一个对一个，这怎么能行。就算做不到五选一，那三选一、二选一总可以试试吧，这话放在当年，真的很少有人敢公开说。
尉健行到中组部上任的时候，第三梯队第一批一千一百人的名单刚新鲜出炉。可第三梯队是做中长期规划用的，眼前干部调配还是缺口不小，后备干部建设还得继续加码推进。他为了理顺这件事，好几次跑到青干局和大家讨论，一口气就提了三十一个问题。
他提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第三梯队建设和常规后备干部建设到底是什么关系。中组部的领导们一块碰完想法，很快就把两者的边界理得清清楚楚。前者是专门的省部级后备队，完全着眼于长远培养，后者就是解决当前领导班子建设的用人需求，覆盖省部级、地厅级、县处级三级后备干部建设。
他另一个被大家记住的问题，就是第三梯队的名单到底该公开还是保密，要不要告诉本人。两种选择各有利弊，公开了吧，名单上的干部容易飘，还会打击其他干部的积极性。不公开吧，又容易显得太神秘，落人口实，尉健行掂量来掂量去，最后拍板暂时保密。
任小彬后来回忆起来都说，把原来大规模的第三梯队建设，转成组织部的日常业务工作，这件事就是尉健行在任的时候完成的。1987年5月，尉健行就调任监察部部长了。那会监察部是1986年底才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的，1987年7月才正式挂牌，当时一切都还在筹备阶段。
那会从中纪委抽了一批办案骨干去监察部搭建班子，中纪委纪检三室副主任张厚模就在这批人里。后来张厚模回忆，尉健行完全不像大家想象中那种位高权重的“吏部尚书”，待人特别平和接地气。有一次大家集体照相，尉健行直接挎着他的胳膊站，那一下真的让张厚模心里特别暖，直到后来还经常提起这件小事。
监察部刚成立那会，张厚模经常跟着尉健行去全国各地调研，开座谈会听各方的意见。他说那会经常见尉健行坐在那安安静静听大家说，也没见掏本子记一笔，他那会还偷偷纳闷，这么多七嘴八舌的问题，转头不得忘光啊。结果最后总结发言的时候，大家提的所有问题，尉健行一个不落都给了回应，脑子是真的好使。
有一回俩人一块去湖南出差，当地接待的人给他们留了点新鲜水果，还给每个人准备了一套二十四头的青花瓷。尉健行看到之后直接说，水果大家路上吃留下，这套瓷器你们拉回去，我们不能收。张厚模后来说起这事都感慨，部长自己带头不收礼，下面的人出差谁还敢乱收礼，这就是实实在在的以身作则。
出差坐车上闲聊的时候，张厚模问过尉健行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他说之前去深圳调研，有个县长问他，到底是法大还是权大，他当时回答当然是法大，可也实话实说现在不少地方还是领导一句话说了算。他就问尉健行，等现在这些德高望重的老领导都退休不在位了，以后会不会就真的是法律说了算。
尉健行回答得特别实在，一点官话套话都没有。他说不见得，到那个时候，说不定又会有新的德高望重的人出来。要是没把制度建设扎紧笼子，以权代法的事，该发生还是会发生。这番话放在几十年后的今天看，依然挺有警醒意义。
参考资料：人民网 尉健行同志工作往事回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