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大国也遇上新难题！
国家统计局年初披露，2024年我国出生人口仅954万，而死亡人数飙升至1093万。总人口减少的颓势仍未逆转，人口结构变化值得关注。
这波“死亡高峰”，背后原因还真不简单！
现在身边的老人是越来越多了，根据统计数据，2024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达到3.1亿，占总人口的22%，也就是说每5个人里就有1位老人。
其中65岁以上的老人更是有2.2亿，占比超过15%，更关键的是，这些老人里有一大批正集中进入高龄阶段。
而出现这一现状的原因，还是源于半个多世纪前人口浪潮的“延迟回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经历了两轮规模空前的婴儿潮：1949-1958年的第一次婴儿潮，年均出生人口超2077万，累计诞生1.8亿人。
1962-1975年的第二次婴儿潮规模更大，年均出生2535万，总规模达3.8亿人，其中1963年单年出生人口接近3000万。
如今，这两波“婴儿潮”世代正集体步入高龄：1949年出生的人群已75岁以上，1962年出生者也已62岁。
有机构预测，2026年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3.23亿，2036年将增至4.42亿，10年间净增1.19亿，这意味着未来死亡人口的“基本盘”正在快速扩大。
更值得关注的是人口结构的“倒金字塔”变化：过去死亡分布分散在各年龄段，而现在90%以上的死亡集中在60岁以上群体。
2023年我国1110万死亡人口中，70%来自婴儿潮一代，这种“集中离世”的特征将在2040年后愈发明显，最终在2061年达到峰值，年死亡人数预计逼近1900万，相当于每天有5万多人离世。
很多人疑惑：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人均寿命不断提高，为何死亡人数反而激增？答案在于，医疗进步并未消除死亡，只是将其“集中延后”到老年阶段。
建国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仅35岁，死亡多源于传染病、营养不良等，且分散在各年龄段。
而到2024年底，人均预期寿命已提升至79岁，8个省份超过80岁，上海等一线城市更是达到83岁。
疫苗普及、抗生素应用、慢病管理升级，让无数人避开了早年的致命风险，却也让死亡形成了“人口堰塞湖”——就像一个巨大的蓄水池，过去“分流排放”的死亡人数，如今集中在老年阶段“泄洪”。
中国社会保障学会的研究显示，1950年出生的人群中，约69.67%能活到60岁，而2011年出生的人群活到60岁的概率高达94.07%。
存活率的大幅提升，让老年人口规模持续膨胀，进而放大了死亡高峰的规模效应。
如果说婴儿潮是死亡高峰的“基数”，医疗进步是“催化剂”，那么慢性病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就是“直接推手”。
数据显示，当前我国死亡原因中，心脑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等慢性病占比超85%，65岁以上老人中75%患有至少一种慢性病，心脑血管疾病导致的死亡占比更是超过40%。
这一现象与过去几十年的生活方式变迁密切相关：高油高盐高糖的饮食结构、久坐不动的生活习惯、吸烟酗酒等不良嗜好，为老年期的健康危机埋下隐患。
更值得警惕的是，我国中老年人对基础疾病的知晓率和控制率偏低，很多人长期“带病生存”，进入高龄后器官衰竭和并发症风险急剧增加。
与过去“急性病致死”不同，现在的死亡多是“慢消耗”过程：一位老人可能同时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多种疾病，经过长期治疗后，最终因并发症离世。
这种“多病共存”的特点，既增加了医疗负担，也让死亡高峰的持续时间更长、影响更深远。
除了核心因素，环境变化和人口结构失衡也在加剧死亡高峰的影响。
2024年的研究显示，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高温已成为新的健康威胁，仅热浪就导致数万人过早死亡，并加剧了心血管疾病的负担，华南、西南等地区尤为明显。
城乡医疗资源不均衡进一步放大了这一问题：城市居民平均寿命比农村高9岁，农村地区医疗资源匮乏，慢性病管理不足，很多可预防疾病最终导致死亡，成为全国死亡人数上升的重要补充因素。
而少子化带来的结构失衡，让新增人口不足无法“稀释”死亡的社会影响，同时导致劳动力供给减少、养老照护资源紧张，间接推高了老年人口的死亡风险。
面对这场不可逆转的人口周期，中国人对生死的坦然态度，为社会应对奠定了基础。
但坦然不等于被动接受，更需要个人、家庭和社会的共同准备。
从个人层面，健康管理要“前移”：中年群体应尽早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定期体检，主动控制基础疾病；老年人要提高疾病知晓率，配合慢病管理，同时提前规划身后事，减少家庭负担。
正如很多长辈主动讨论遗嘱、选择生态安葬方式，这种理性态度正是应对死亡高峰的最佳心态。
社会层面的“补课”更为关键：一是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当前我国失能老人护理需求达数百万量级，但在岗护理员仅几十万，养老床位缺口超200万，需加快医养结合机构建设、扩大长期护理保险试点，缓解“住不起养老院、请不起护工”的困境。
二是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加强基层慢病管理和老年门诊建设，避免三甲医院“一床难求”的资源挤兑。
三是推动殡葬改革，推广海葬、树葬等生态安葬方式，破解“死不起”的民生痛点。
四是发展银发经济，让适老化改造、智能穿戴设备、社区助餐等服务满足老年群体需求。
国家层面也已主动布局：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将于2025年落地，用15年时间逐步调整退休年龄，缓解劳动力短缺和养老金支付压力。
个人养老金制度全国推开，为养老保障增添“第三支柱”。
医保基金统筹层次提升，应对日益增长的老年医疗支出。
这些政策的落地，正在为应对死亡高峰搭建制度框架。
说到底，这场前所未有的死亡高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它既是上世纪人口红利的“下半场”，也是医疗进步、生活水平提高的“副产品”。
中国人对生死的坦然，让我们不必陷入恐慌，而应理性看待这一人口周期。
当3亿老人能安稳度过晚年，当中年群体不再被照护压力压垮，当“死亡”不再是禁忌而是被从容面对，这场人口周期的考验，终将转化为制度红利和文明进步。
而我们每个人，也终将在完善的社会体系中，收获属于自己的体面与安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