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中东问题学者，常驻以色列与阿联酋的一线观察者。
当地时间8月3日，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在耶路撒冷接受智利新任大使加布里埃尔·扎利亚斯尼和洪都拉斯新任大使何塞·路易斯·努涅斯·贝内特递交国书。两国由此恢复了驻以色列的大使级代表，成为2023年加沙战争后首次同时完成这一外交动作的拉美国家。
不过，所谓“返回大使”需要准确理解。智利和洪都拉斯从未正式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相关使馆也没有关闭。两国此前采取的是“召回大使进行磋商”，即通过降低外交代表级别表达抗议，而不是彻底切断双边关系。因此，这次变化的本质不是“重新建交”，而是恢复完整的政治沟通渠道。
从抗议加沙到召回大使
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并劫持人质，以色列随后对加沙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随着加沙平民伤亡和人道主义危机加剧，拉美左翼政府迅速采取外交抗议。
智利于2023年10月31日召回驻以色列大使，指责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并批评其军事行动对加沙平民造成“集体惩罚”。智利同时要求释放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并允许人道援助进入加沙。
洪都拉斯则在11月3日召回驻以色列大使罗伯托·马丁内斯。时任总统希奥玛拉·卡斯特罗领导的左翼政府表示，召回大使是为了抗议加沙“严重的人道主义局势”。洪都拉斯并未关闭驻耶路撒冷使馆，外交人员仍然继续工作。
当时，玻利维亚更进一步，直接宣布与以色列断绝外交关系；智利、洪都拉斯和哥伦比亚则采取召回大使的方式。几项决定集中出现，反映出拉美左翼政府在巴以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强调巴勒斯坦平民保护、支持停火和两国方案，并将以色列军事行动置于国际法框架下进行批评。
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完全支持哈马斯。智利当时也明确谴责哈马斯袭击，要求释放以色列人质。问题在于，智利和洪都拉斯认为，以色列对哈马斯的军事回应已经超出反恐范围，对加沙平民造成了无法接受的后果。
智利：从外交降级到政策重置
智利的外交回摆最值得关注，因为它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关系恶化过程。
加布里埃尔·博里奇执政期间，智利成为以色列在拉美最强硬的批评者之一。博里奇政府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反对以色列定居点政策，并多次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的军事行动。2023年召回大使后，智利驻特拉维夫使馆仍然存在，但由临时代办负责，而不是由正式大使领导。智利外交部2025年的公开报告也承认，该国仍维持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但撤出了驻以色列的国防事务官员。
2025年8月9日，智利巴勒斯坦社群在圣地亚哥举行“空锅游行”，就加沙人道处境发声。该图可用于呈现智利国内巴勒斯坦议题的社会动员背景。
真正的转折来自2026年智利总统换届。保守派政治人物何塞·安东尼奥·卡斯特上台后，开始重新调整智利的外交方向。卡斯特政府6月4日宣布任命律师、刑法教授加布里埃尔·扎利亚斯尼为驻以色列大使。扎利亚斯尼并非传统职业外交官，而是智利法律界的重要人物，这种任命本身就带有较强的政治象征意义。
卡斯特政府希望与以色列恢复合作，重点包括农业、医疗、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和高科技。对智利而言，这些合作并非纯粹象征性议题。智利面临干旱、农业用水、医疗资源分配以及公共安全等问题，而以色列在滴灌、海水淡化、农业科技、医疗设备和安全技术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
因此，智利恢复大使级关系，既是意识形态调整，也是现实利益考量。新政府认为，博里奇时期的对以政策过度强调价值表态，损害了智利与以色列的技术和经贸合作空间。
不过，智利不会因此完全放弃巴勒斯坦议题。智利拥有中东以外规模最大的巴勒斯坦裔社群之一，巴勒斯坦问题在国内具有强烈政治和社会影响。智利长期支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分别作为两个国家存在，也与巴勒斯坦方面保持外交联系。因此，卡斯特的政策更可能是“恢复与以色列的正常合作”，而不是无条件支持以色列在加沙的所有行动。
洪都拉斯：从卡斯特罗的左转回到耶路撒冷路线
洪都拉斯的变化更加直接。
在卡斯特罗上台之前，洪都拉斯已经是以色列在拉美的重要友好国家。2021年，时任总统胡安·奥兰多·埃尔南德斯将洪都拉斯驻以色列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使洪都拉斯成为少数在耶路撒冷设立使馆的国家之一。两国还在农业、水资源、医疗、教育和创新领域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卡斯特罗政府虽然没有立即关闭耶路撒冷使馆，但曾考虑将使馆迁回特拉维夫，并在加沙战争后召回驻以色列大使。她的外交路线更接近委内瑞拉、古巴等拉美左翼政府，强调巴勒斯坦权利和对以色列军事行动的批评。
2026年1月，保守派国家党候选人纳斯里·“蒂托”·阿斯富拉当选总统，洪都拉斯外交政策随之转向。阿斯富拉在正式就职前访问耶路撒冷，会见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和总理内塔尼亚胡。就职当天，他接受的第一位外国大使就是以色列驻洪都拉斯大使纳达夫·戈伦。这个安排明显不是一般的礼宾程序，而是向以色列和美国释放政治信号。
2026年1月，洪都拉斯总统当选人纳斯里·“蒂托”·阿斯富拉在正式就职前访问耶路撒冷，并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会谈，释放出洪都拉斯外交政策重新亲近以色列的明确信号。
6月，洪都拉斯外交部长米雷娅·阿圭罗正式任命何塞·路易斯·努涅斯·贝内特为驻以色列大使。贝内特拥有军事、防务、国家安全和企业管理背景，长期接触中美洲安全与国际事务。
这意味着洪都拉斯与以色列的关系可能重新集中在三个领域：安全合作、农业和水资源技术，以及与美国主导的地区安全体系对接。与智利相比，洪都拉斯的对以政策更加明确。智利强调的是恢复合作但保留政策空间，洪都拉斯则是在重新确认此前的亲以色列路线，尤其是耶路撒冷使馆这一象征性安排。
这是不是拉美全面“倒向以色列”？
智利和洪都拉斯的动作不是孤立事件。2025年至2026年，拉美多个国家出现右转或保守化趋势，外交政策也随之调整。玻利维亚已经在新政府领导下恢复了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哥伦比亚新政府则宣布，执政后将恢复与以色列的全面外交和经济关系。
以色列也在主动推动这一趋势。以色列外长萨尔宣布，2026年将成为以色列外交部重点经营拉美的一年，并与美国建立有关拉美事务的战略工作机制，合作内容包括经济、创新和安全。
对以色列来说，拉美具有三重价值。
第一是外交价值。以色列在联合国、国际法院和其他国际组织面临越来越多批评，能够争取更多拉美国家保持友好或中立，有助于缓解外交压力。
第二是经济价值。拉美国家需要农业、水资源、医疗和安全技术，而以色列希望通过技术出口、投资和培训扩大影响力。
第三是战略价值。拉美部分保守政府正在加强与美国的关系，而美国、以色列和这些国家在反恐、反毒品、网络安全和反伊朗影响等问题上存在合作空间。
但这并不代表拉美已经形成统一的亲以色列阵营。巴以冲突仍然是地区分歧的核心，部分政府和社会组织仍然支持巴勒斯坦。2026年西班牙还永久撤回了驻以色列大使，说明国际社会围绕以色列的外交分化仍在延续。
外交回摆的真正含义
这次事件最准确的定义，不是“智利和洪都拉斯重新承认以色列”，因为两国从未取消对以色列的承认；也不是“巴以冲突已经得到解决”，因为加沙问题仍然是双方关系中最敏感的障碍。
它更像是一次由政府换届推动的外交政策重置。
智利是在博里奇时期长期降级后，重新恢复与以色列的正式政治渠道；洪都拉斯则是在卡斯特罗时期暂时冷却后，重新确认耶路撒冷路线。两国都在释放同一个信号：即使继续保留对加沙局势的意见，也不愿意因为巴以冲突而放弃与以色列在科技、农业、医疗和安全领域的合作。
2025年末，智利总统博里奇在拉莫内达总统府与以色列驻智利大使佩莱格·列维出席递交国书相关仪式。画面说明双方虽存在政治分歧，但正式外交对话并未中断。
但外交姿态能否转化为实际成果，还要看后续是否签署新的经贸和技术协议，以及两国国内社会能否接受这一转向。尤其是智利，巴勒斯坦裔社群和国内左翼反对力量仍然强大；洪都拉斯则受到经济困难、治安问题和对美关系的现实约束。
因此，智利和洪都拉斯“回到以色列身边”更多是拉美政治右转的外交表现，而不是一场已经完成的战略结盟。真正决定这次转向能否持续的，仍然是加沙局势、美国政策、两国国内政治，以及以色列能否把外交友好转化为可见的经济和安全收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