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傍晚，他把我叫到书房，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小事：“我要结婚了。”四年了。
四年来他每月往我卡里打五万，四年来我熨好他每一件衬衫，四年来我以为这就是日子。
他说完这句话后，办公室很安静，只听到墙上挂钟咔嗒咔嗒地走。
我开始帮他整理办公室，想找点事做，手却摸到保险柜最下层的一个牛皮纸袋。
打开之后，我瘫坐地上。
里面的文件写满我的名字，却不是以他爱人的身份。
月份是四年前——我搬进他家之前。
一滴眼泪砸在纸面上，晕开“宋梓萱”这三个字。
01
我做早餐的时候，锅里的油溅到手背上。
疼倒是不疼，就是那块皮红了一小片。
我拧开水龙头冲了冲，没吭声。
黄宏伟在餐桌那边看手机，头也没抬，粥喝了两口就放下：“今天下午有体检，记得帮我约。”
“约了，三点。”
“嗯。”
他起身去换衣服。
我看着那碗剩下大半的粥，忽然发现已经记不清他上一回吃完我煮的早餐是什么时候了。
四年了，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
我二十三岁进这家公司当行政助理，什么都不懂，是他一步一步带出来的。
后来又搬进他的公寓，说来也怪，没有求婚，没有表白，就是有一天他说：“我那儿离公司近，你搬过来吧。”我收拾了行李箱，就去了。
没有鲜花，没有戒指，甚至没有一句“我喜欢你”。就像签了一份合同似的，我住了进去。
那天晚上，他通知我结婚的事。
不是什么大吵大闹的场面。
看完电视，他关掉屏幕，半侧过身来，语气从容：“我要结婚了。”我愣了愣，笑了笑：“跟谁啊？”他停顿了一下：“你不认识的人。”说完他就进了书房，把门带上了。
我坐在沙发上看了一会儿没有画面的电视屏幕，里头映出我自己那张茫然的脸。
我掏出手机翻银行短信。
昨天下午五点十一分，转账五万元，备注一栏空白。
每个月都是这样，像厂里发工资似的准时。
四年，四十八个月，二百四十来万。
我从来没动过那些钱，甚至没想过怎么花。
那个数字堆在卡里，像一笔存款，又像一道护栏。
第二天，吴琳娜在公司茶水间堵住我。
她端着杯咖啡，倚着饮水机，上下打量我好几眼：“你脸色真是差。”我没答话，把手里捏着的三包速溶咖啡放回台面上。
她凑过来压低声音：“他说要结婚？那你呢？你算什么？”
“我算什么……”我重复了半句，竟然真的答不上来。
吴琳娜放下杯子，拽住我的手腕：“你跟他同居都快四年了。他要是真把你当回事，能这么通知你一声就完了？”我挣开她的手，笑了笑：“他可能就是随口那么一说。”
“随口？”她气得反笑，“宋梓萱，我不是非要触你霉头，你自己扪心自问，四年了，他带你见过一个朋友吗？牵过你的手走在街上吗？逢年过节带你回过他家吗？”我被她堵得哑口无言。
她说的每句话都是实话。
四年里，我没见过他任何一个朋友。
有应酬，他都是单独去。
偶尔公司聚餐，他坐主桌，我和其他员工坐一起，全程除了工作关系，没有任何多余交流。
在外面，我们就是总经理和行政秘书。
回了家，我们才在同一张桌上吃饭。
“你醒醒吧。”吴琳娜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我不是想看你笑话，我是替你觉得亏。”
那天下午，黄宏伟去医院体检。
我一个人留在办公室帮他收拾文件。
他书桌上放着一份下季度的项目计划书，旁边的笔筒里插着三支黑色签字笔，其中一支笔帽松了。
我把那支笔抽出来，试图把笔帽拧紧，手一滑，笔滚到桌角的落地柜前面。
我弯腰去捡，发现那个柜子的锁是开的。
黄宏伟从不上锁，但这柜子，我没见他打开过几回。
我犹豫了两秒，还是拉开了柜门。
里面摞着好几层文件夹，我随手抽出其中一份。
封面上印着“信托”字样的英文，下面一行中文小字：“委托人黄某某先生医疗与资产安排。”我皱了皱眉头，翻开第一页。
里面出现一个名字，被黑色墨迹涂掉了，但是印章和公章都清清楚楚的。
我看不出太多名堂。
正要放回去的时候，夹层里掉出来一张纸，我弯腰捡起来。
上面只有几行打印的字，签署日期我太熟悉了。
那是四年前的春天，我搬进他家的前一个月。
纸上写着一行字：“本协议委托人以每月五万元人民币的补偿标准，指定上述受托人作为医疗看护及身后事务处理人。”我把那张纸攥在手里，指节发白。
办公室空调嗡嗡地吹，吹得我后背发凉。
门外忽然传来脚步声，是黄宏伟的助理小周：“宋姐，黄总提前回来了，问您在哪呢。”我赶紧把手里的纸塞回文件夹，推上柜门，直起身来：“我马上出去。”我顺手抹了一把脸，发现手心里全是汗。
晚上回家，我坐在餐桌边吃饭。
黄宏伟坐在对面，忽然开口：“今天忙不忙？”我夹菜的手顿了一下：“还行，老样子。”他点了点头，没再多问。
我低头扒饭，心里那个字在翻来覆去地转。
受托人。
医疗看护。
身后事务处理人。
那三个词像三根针扎在我心口。
我没敢问他，也不敢让他发现我动过那个柜子。
吃完饭他去书房了，我坐在洗碗池前面，水龙头哗哗地冲着碗，冲了很久没动弹。
楼上传来瓷碗砸在地上的声响，清脆又刺耳。
我猛地回过神，手上的碗已经被水冲到水池边缘，差一点就摔了。
我把它接住，握着碗沿，深吸一口气。厨房灯光白晃晃的，照在水槽里，像铺了一层薄霜。
02
第二天上班，我路过黄宏伟办公室，门虚掩着。
透过门缝，看见他站在窗边打电话。
背对着门口，声音压得很低：“这事先缓缓，公司那边不急，等我见了面再说……”他忽然转过头，我赶紧往后退了一步。
门里传来他的声音：“谁在外面？”
“是我，送文件。”
我推门进去，把一沓报表放在他桌上。
他盯着我看了两秒，目光平静：“刚才小周说你把档案柜整理了一遍？”我心头一紧，挤出个笑：“就顺手收拾了一下，没动什么东西。”他走过来，拿起桌上的报表翻了翻：“那柜子不用你费心。”语气很轻，但话说得明明白白。
我“嗯”了一声，转身走出门，背脊上像长了刺似的，总觉得他在看我。
中午吃饭的时候，吴琳娜把手机推到我面前。
屏幕上是一张照片，黄宏伟和一个年轻女人在一家西餐厅门口。
女人穿着米白色风衣，个子高挑，气质很出挑。
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她是上个月来公司谈合作的那个。
叫王文雅。
“牵手了。”吴琳娜盯着我。
“别乱说，可能就是普通客户关系。”
“客户关系用得上牵手的？宋梓萱你自己看看时间，这是上周四晚上八点。”我沉默了一下。
上周四晚上，黄宏伟告诉我加班，让我先吃饭别等他。
我垂下目光，把手机推回去。
吴琳娜捏了捏我的胳膊：“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让你知道，别稀里糊涂的。”我端起饭碗吃了一口，菜已经凉了。
下午三点，黄宏伟体检报告出来了。
助理小周送到我手里，让我转交给他。
我随手翻开看了一眼，大部分指标正常，在“脑部核磁复查”一栏有个备注，写着一个日期。
那个日期是一个月前。
但我知道，他上个月根本没去做过体检。
我想了想，拿出手机拍了张照片。
下班回家，黄宏伟坐在沙发上，手里翻着一本财经杂志，头也不抬：“回来了？”
“嗯。”我换好拖鞋，从他面前走过去。
他忽然叫住我：“梓萱。”我停下来。
他没看我，目光落在杂志页面上：“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我心脏猛地跳了一下，但还是稳住了语气：“没有啊，就是有点累。”他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深，像要看穿我似的。
过了几秒钟，他放下杂志站起来：“那我先去洗澡了。”他走过去了，带起一阵淡淡的古龙水香味。
我站在客厅里，盯着他消失在走廊的背影，指甲掐进掌心。
第二天是周末。
黄宏伟说要去趟外地，见一个老客户。
我坐在客厅里，看着他收拾好行李，拉着箱子出了门。
门一关上，我立刻走进他的书房。
那个档案柜已经换了新锁。
锁芯比原来小了一圈，锃亮锃亮的，明显是最近才换的。
我蹲下来，盯着那把锁看了半晌，忽然觉得好笑。
他防我。
防得滴水不漏。
我就那么蹲在地上，看着他换的那把锁，心里一阵酸涩涌上来。
四年了，我把一个人放在心尖上，到头来，他连一个柜子都不让我看。
手机突然响了，是吴琳娜：“你在家？”我说在。
她说：“那你下来一趟，我在你楼下。”我拉开门下了楼，她靠在一辆银色小车旁，手里拿着一杯奶茶，见我走近，把奶茶递给我：“给你买的，全糖的。”我接过奶茶：“你专门跑过来就为给我送奶茶？”她绕到后备箱，打开门，取出一只文件袋：“这是我让我同学帮我调的公开信息。你猜怎么着？”她拉开文件袋的封口，“王文雅，二十八岁，王氏建材老总的独生女。去年十月份，她名下注册了一家新公司，注册资本一千万。”她顿了顿，看着我，“其中三百万来自黄宏伟个人账户的转账。”我握着奶茶的手猛地收紧。
塑料杯壁被挤压得发出一声脆响。
“你再看这个。”吴琳娜又抽出一张纸，“去年十一月，黄宏伟名下两处房产做了抵押登记，抵押金额是八百六十万。”我把那张纸接过来，反复看了好几遍，还是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有那么多现金，为什么会抵押房子？”
“这才是最古怪的地方，”吴琳娜靠过来，压低声音，“他像是在筹一笔很大的款子。款项去向不明。”我捏着那张纸，站在风里，整个人像被兜头浇了一盆凉水。
“行，哥们儿只能帮你到这了。”吴琳娜拍了拍我的肩，钻回车里，摇下车窗：“你自己要当心。”我点了点头。
她车子开出小区，尾灯在暮色里渐渐模糊。
我站在花坛边上，站了很久，直到奶茶彻底凉透了，一口也没喝。
晚上我回家打开电视，换了好几个台，什么也没看进去。
坐在沙发上发了半天呆，脑子里翻来覆去的，全是那两件事：抵押房产，秘密转账。
凌晨一点多，手机屏幕亮了。
黄宏伟发来一条微信：“明天下午回来，晚上一起吃饭。”我没回，按灭了屏幕。
黑暗中，我望着天花板，胸口闷得喘不上气来。
平静的日子底下，原来一直藏着暗流。
我没看见，或者，我没敢看。
03
周一早上，黄宏伟回来了。
他进门时带了一袋水果，放在餐桌上：“客户送的，挺新鲜的。”我正往杯子里倒水，看了一眼那袋水果，没接话。
他换好鞋走进客厅，经过我身边时停了一步：“昨晚怎么没回微信？”我拧上水壶盖子：“睡着了，没看到。”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
我去厨房准备早餐，从冰箱里拿鸡蛋的时候，忽然想起那个保险柜。
换的新锁。
可是这世上没有打不开的锁，我只缺一个机会。
机会来得比想象中快。
周二下午，黄宏伟出去见客户，临走前提醒我：“晚上可能晚点回来，你先休息。”他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办公室电话响了。我接起来，是郭春花。
“宏伟呢？”
“阿姨，他刚出去见客户了。”
“那行，我过来一趟，他抽屉里有份文件要给我。”
电话挂了。
我握着听筒，手心里全是汗。
郭春花要来。
我下意识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两点四十七分。
他出去的时候说，最快也要两个多小时才能回来。
我深吸一口气，推门进了他的办公室。
窗帘只拉了一半，阳光斜斜地落在办公桌面上。
我按着记忆中的位置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钥匙。
那是两个月前，他让我帮他拿一件西装外套时，我无意看到他用的钥匙串。
我趁他洗澡时拿去楼下配了一把，又趁他还没发现时放了回去。
心里那根弦绷得紧紧的，我甚至没想过后果。
可手指还是毫不犹豫地插进锁孔，一拧。
咔嗒一声，锁开了。
我拉开门，里面那个牛皮纸袋还躺在原位。
我伸手去够，指尖触到粗糙的纸面，心脏擂鼓一样地跳。
我把它抽出来，打开封口，把里面的文件抽出一半，扫了一眼。
然后我的目光定住了。
是一份《婚姻财产处置协议》。
上面清清楚楚地印着我的名字：宋梓萱。
签署日期：四年前的二月十七日。
那是我搬进他家之前的一个月。
我的手开始发抖。
协议第三条写着：“甲方黄宏伟与乙方宋梓萱自愿达成如下约定：乙方协助甲方处理医疗救助、日常起居等相关事宜，甲方按月向乙方支付人民币五万元整……”
日期对了。金额对了。连我的名字都一笔一划没有印错。可上面写的，是我做这一切是因为钱。我攥着那份文件，蹲在保险柜前，脑子嗡嗡地响。
“哒、哒、哒”。走廊外传来高跟鞋的声音，越来越近。
我猛地回过神，把文件塞回牛皮纸袋，推回柜子，锁好，拉开距离的时候一屁股坐回了办公椅上。
刚坐稳，门被推开了。
郭春花站在门口，穿着件墨绿色的外套，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目光从办公室扫了一圈，落在我身上。
“宏伟不在？”她问。
“刚出去见客户了，阿姨。”
她“嗯”了一声，走到办公桌边：“他那个抽屉有没有一个文件袋？”我站起来，让开位置：“我不太清楚，您看看。”郭春花瞥了我一眼，忽然笑了：“宋梓萱，你来公司几年了？”我一愣：“六年了。”
“六年，不容易。”她的语气像在聊闲天，目光却锐利得很，“你这姑娘勤快，嘴也严，宏伟跟我说过，用你用得放心。”她用“用”这个字。
我听着，脸上挂着的笑撑了又撑。
她在办公桌抽屉里翻了一下，抽出另一个文件袋：“找到我的了。行，你忙吧。”她转身走了两步，忽然顿住，回头看了我一眼：“对了，下个月宏伟办婚礼，你也来吧。”我浑身僵住：“阿姨，婚礼……”她微微侧过头来，笑容得体又客气：“毕竟你在宏伟身边这么多年了，也该来沾沾喜气。”
她走的脚步声远了。
我站在办公室中央，窗外的阳光白晃晃地落在地板上，将我笼在一片光亮里，可我浑身发凉。
我抬手摸了摸脸，才发现眼眶干涩，一滴泪都没有。
那一瞬间，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四年前我搬进他家那天，他帮我把行李提上楼。
我没有问过他为什么突然对我这么好。
他也没解释过什么。
好像两个人都心照不宣地，把一段不明不白的关系过成了日子。
直到今天我才听明白，那四年的期限、打款、照顾，在别人眼里不过是一场明码标价的雇佣关系。
我蹲下来，把脸埋进膝盖。办公室很安静，空调出风口嗡嗡地响着，像一只看不见的苍蝇在飞。
04
晚上黄宏伟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做好了一桌菜。
他换下外套，洗了手，坐到餐桌前：“今天公司有事。”我说：“你妈来过了，她说下个月婚礼。”他夹菜的手顿了一下：“嗯，王文雅那边催了。”我看着他，慢慢开口：“黄宏伟，你没什么话要跟我说吗？”他低着头，把一块红烧肉夹进嘴里，嚼了嚼咽下去，才抬起眼看我：“说什么？”
我握紧筷子，指节酸得发疼。
我张了张嘴，想说那份文件、那个日期，想说那五万块钱到底是什么意思。
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那双眼睛里没有一点闪躲。
他坦荡得让我觉得自己像个贼。
“没什么。”我低下头，“吃饭吧。”那顿饭吃得极其安静，筷子碰碗的声音都显得喧嚣。
饭后他进书房打了个电话，我站在厨房里洗碗，水龙头哗哗地流着。
他挂了电话，穿过走廊，在我身后停下来：“梓萱。”
“嗯？”
“你要是不想参加婚礼，就不去了。”他说。
我背对着他，手在水流里搓着盘子，没回头：“再说吧。”他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
我把手从水里抽出来，关掉水龙头。
水滴从指缝间落下，打在白瓷的水槽上，啪嗒，啪嗒。
第二天中午，王文雅到公司来。
她穿着一身藕荷色的套裙，踩着高跟鞋走在走廊里，风衣下摆轻轻飘着。
看到我时，她停下来笑了笑：“宋姐，好久不见。”我也笑了：“王小姐。”她看了看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黄总在吗？”我说在的。
她又看了我一眼，忽然压低声音：“宋姐，你方便吗？中午一起吃个饭？”我意外地看着她，她笑得挺自然：“有些私事想跟你聊聊。”
十二点整，她带我去了一家安静的日料店。
包间里只有我们两个，她帮我倒了杯茶，开门见山：“宋姐，你应该知道我要和黄总结婚了吧？”我说：“听说了，恭喜。”她把茶杯端起来，轻轻抿了一口：“我知道你和黄总住在一起四年了。”我握着杯子的手一紧。
她放下杯子，眼睛看着我：“我没有别的意思，就是觉得你挺不容易的。”我看着她，一时不知该接什么话。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发票，放在桌上推到我面前。
“这是黄总定制戒指的付款凭证，上个月的事。”她说，“但戒指不是送给我的。他说那枚戒指他设计了不少日子。我问他，是送给谁的？他没说。”
我低头看那张发票。
上面印着一枚定制戒指的款式编号和金额，金额不低，三万多块。
与这枚戒指有关的记忆忽然涌上来，我翻过他的衣柜。
我指尖微微发抖：“你把这张发票给我看，是什么意思？”王文雅歪了歪头，露出一个略带深意的笑：“我就是好奇，一个要结婚的男人，给别的女人定制了戒指。那个女人会是谁呢？”她站起来，拎起包：“宋姐，我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这桩婚事，我本来就没那么确定。”她走到门口，站定，回头：“他如果心里有那么个人，那个人应该站出来抢一抢的。”
包间的门关上了。
我坐在矮桌边，看着那张发票的票面，心里翻江倒海。
那天下午回到公司，我在经过黄宏伟办公室时，脚步顿了一下。
门开着一条缝，他坐在办公桌后面翻文件，眉心微蹙，神情专注得好像全世界只剩下他手头那几页纸。
我看了几秒钟，转身进了自己的格子间，掏出手机拨了一个号码。
“喂，表哥，你帮我查一个人。”
表哥在社保局工作，办事利落，当天晚上就给我回了电话：“你让我查的那个王文雅，有点意思啊。”我坐在卧室地板上，手机贴着耳朵：“怎么说？”
“她名下的公司，去年十月注册，注册资金一千万。但她的资金来源不对劲，其中三百万来自一个叫黄宏伟的个人账户。问题是，同一个月，黄宏伟把自己名下的两套房抵押了。他之前还有一大笔定期理财提前支取，损失了十几万利息。”表哥顿了顿，“他像是在短时间内把很多资产折现了。你查他干什么？他不是你老板吗？”
“没事，就随便问问。”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攥在手里，坐在地板上，背靠着床沿，一动不动。
晚风吹动窗帘，一荡一荡的，像某种无声的呼唤。
我再抬头时，窗外已经黑透了。
他把钱抽出来，不是要和王文雅过日子，他像是在为什么了断做准备。
05
周六下午，黄宏伟说有客户约了打高尔夫，出门了。
我在家等了半小时，确认他走远后，拿着备用钥匙去了公司。
一路上我的心跳一直很快，手心全是汗。
到了办公室门口，我深吸一口气，插入钥匙。
门开了，绕过办公桌，蹲下来，插钥匙，一拧。
咔嗒。
保险柜的门开了。
牛皮纸袋还躺在原处。
我把它抽出来，封口上缠着一根细白线，我深呼吸一下，解开。
里面是一沓文件，比我上回看到的更完整。
第一份是《医疗委托书》，厚厚的好几页，纸面已经有些发黄。
上面明确指定我为医疗委托人，代理签字权在紧急情况下全权负责。
第三页有黄宏伟的签字和手印，日期是四年前的二月中旬。
第二份文件——一份经过公证处公证的遗书。
我心跳漏了一拍，手指微微颤抖着翻过那一页。
“本人黄宏伟兹委托宋梓萱为本人遗产第一顺位处理人，如本人在手术中发生意外，名下全部资产由宋梓萱代为处置与分配……”脑袋里像有什么东西炸开，嗡的一声。
我翻回第一页，看到桌面打印日期，还是四年前的春天。
我蹲在原地，手指攥着那几张纸，指尖发麻，整个人像被人掐住了脖子似的喘不上气。
他不是要我结婚。
他是想找一个能在他死后替他收尸的人。
每个月五万块，请的是一个“身后事务处理人”。
我愣愣地看着那些文件和日期。
我搬进他家之前就签好了。
那时候我还蒙在鼓里，欢天喜地地搬着一个行李箱住进他的公寓，以为是自己命好遇到一个体贴的男人。
原来他是在安排后事。
我翻到最后，夹层里掉出一张照片。
照片边角已经有些卷边，是黄宏伟，比现在年轻不少，坐在一张病床上，穿着浅蓝色条纹病服，剃了光头，脸颊瘦削，颧骨突出来。
但他的眼睛在笑。
照片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字迹稍有些潦草：“如果手术顺利，我就去找她。”我翻过照片，看了正面的他，又翻过来看那行字，再翻回去。
我坐在地上，眼泪砸在那张照片上，“啪嗒”一声，打在照片上的他的笑脸上。
办公室安静得可怕。
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声，粗重而短促，像溺水的人在挣扎。
我想起很多事。
想起来他手术后恢复期回家那天，我在厨房煲汤，他站在门口，看了我很久很久。
我回头问他：“看什么呢？”他笑了笑：“没什么。”那时候他的眼神里像是藏着很多话，可我忙着看火候，没有深想。
想起来第一个月那笔五万块钱到账。
我问他为什么转这么多，他低头吃饭轻描淡写：“跟了你这么多年，该给的钱不能少。”我笑着骂他：“谁跟谁啊，怎么像雇保姆。”他也笑了一声，没再接话。
所以，不是逗趣，不是玩笑。
他花钱雇我，我把自己卖给他。
那四年，在别人眼里，我始终是一个拿钱办事的人。
我蹲在那里，不知道过了多久。
忽然听到走廊外传来脚步声。
脚步声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
我猛地站起来，慌乱地把文件塞回牛皮纸袋。
来不及了。
门被推开。
黄宏伟站在门口，手里提着高尔夫球袋。
他看着我，目光落在保险柜敞开的门上，又落在我那张还挂着泪痕的脸上。
沉默像一块石头压在两个人中间。
然后他开口了，嗓音发涩：“你看到了。”
我攥着那沓纸，指节发白，声音发抖：“黄宏伟，你瞒了我四年。”他站在门口，风衣脱下了一半，肩膀僵住，嘴唇嚅动了一下，说出来的话比我想象中还要轻：“我不知道该从哪里告诉你。”我扬了扬手里那份文件：“从这份开始说。”
他走进来，把高尔夫球袋放下，背对着我，沉默了很久。
窗外夕阳的光从玻璃幕墙斜斜地射进来，铺在地板上，把两个人的影子拉得很长。
“四年前，我查出脑子里长了个瘤。”他终于开口了，“医生说不手术活不过一年。手术的风险很大，有可能下不了台。”他转过身来，看着我：“我不怕死，我怕我死了之后没人知道我怎么了。我爸去世得早，我妈那个人你也知道，她撑不住的。”他停了一下：“我需要一个人，在我倒下的时候替我处理后事。”
“所以你就选了我。”
“我不是随便选的。”他盯着我的眼睛，“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从行政转到我身边做秘书吗？”我摇头。
他说：“因为有一次，公司组织体检，我看你扶着电梯里一个晕倒的老太太，把自己的体检号让给她。你自己排了三个小时的队。”他说，“那时候我就想，如果哪天我倒下了，这个人不会不管我。”
我喉咙堵得发紧，说不出话来。
“宋梓萱，我不是把你当成保姆。”他往前迈了一步，“我是觉得……如果我这一辈子只能信任一个人，那个人是你。”我看着他。
他的眼睛红了。
“那手术后呢？”我问他，“手术成功了，你为什么还要瞒着我？”他张了张嘴，没有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