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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令人扼腕的孩童离世，把儿科医生韩杰推向刑事审判席。此案一经宣判，迅速在法律界、医务界激起巨大波澜。法律的使命，既要抚慰被害方的伤痛，维护民众权益；更要恪守罪刑法定、疑罪从无的基本原则，厘清民事过失、行政违法与刑事犯罪三者之间不可逾越的边界。不能因为出现死亡后果，便把普通医疗过失直接上升为刑事处罚。综合全案证据与现行法律规定，本案在事实认定、证据采信、法律适用、责任划分层面，均存在值得深度商榷之处。
缺失尸检客观证据，仅凭事后鉴定推论定罪，违背疑罪从无刑事基本原则
刑事案件奉行证据确实充分、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这是刑事诉讼的基石 。本案患儿死亡之后，并未进行尸体解剖。尸检是查明死亡直接原因、判断医疗行为与死亡结果刑法意义上因果关系的客观金标准。没有尸检报告，就无法完全排除转院途中病情变化、转运过程诱发恶化、继发其他并发症等多种致死可能性。
目前案件定罪所依托的，仅仅是鉴定专家根据病历材料作出的事后回溯性医学推断。推断不等于客观事实。民事侵权当中，可以依据鉴定推论划分过错、判定赔偿；但是刑事审判关乎公民的人身自由与终身执业资格，绝不能将民事层面的推论证据直接拿来作为定罪量刑的唯一依据。在死因未能完全坐实、多重因果无法排除的客观状况下，对被告人定罪处罚，与疑罪从无的司法原则相抵牾。
家属自行转院，诊疗关系发生转移，全部死亡后果回溯归责首诊医生，事实逻辑存疑
首诊负责制，不等于无限终身责任制。首诊制度的立法本意，是严禁医疗机构推诿拒收病患，保障患者在本院诊疗期间得到规范处置；但并不意味着：当患方自主选择离开该医疗机构、主动转往上级医院，后续整个病情演变的全部后果，都要由最初接诊的医生独自承担。
本案事实是，家属自行决定转院，离开首诊医院，前往另外一家医疗机构求治。自此，医患之间本次诊疗关系已经阶段性终结，后续的监护、救治义务转移至接收的上级医疗机构。患儿是在转院路途中病情急转直下，抵达新医院抢救无效死亡。从时间链条来看，死亡损害发生于离开首诊医院之后。在多重介入因素已经介入的情形下，直接将最终死亡结果的刑法因果关系锁定在首诊医生身上，忽略转运、后续医疗机构介入等客观要素，因果链条的认定过于简单化，量刑自然难言公允。
刑事裁判应当兼顾公序良俗，过度刑事化医疗，背离司法谦抑精神
刑法是社会治理的最后手段，应当保持谦抑。只有当其他法律手段不足以惩戒、不足以遏制危害行为之时，刑法方能登场。
医学本身带有不确定性、探索性。人体病情千变万化，部分病症早期体征隐匿，即便是经验丰富的医师，也存在漏诊、误诊的客观概率，这是人类医学发展现阶段无法完全根除的现实。
民事赔偿抚平损害，行政处罚惩戒执业过错，已经可以实现法律惩戒与救济的社会功能。倘若只要发生漏诊，出现死亡后果，就径直启动刑事追责。长此以往，会迫使广大临床医生陷入“防御性医疗”：过度检查、保守处置，不敢承担诊疗风险。最终损害的，其实是全社会广大患者的切身利益。将一般诊疗过失予以刑事打击，并不契合社会公序良俗，也违背刑法谦抑的司法精神。司法裁判不仅要处理个案，亦应当考量判决对于整个行业的价值导向。
民事、行政责任已经落地，再单独追究个人刑事责任，责任体系失衡
本案当中，民事层面，医疗机构已经承担巨额民事赔偿；行政层面，主管机关已经作出对应的行政处罚，对相关人员予以惩戒。
民事责任主体主要是医疗机构，侧重填补受害人经济损失；行政责任针对执业违规，给予行业惩戒；刑事责任，是最为严苛的惩罚，必须满足独立、更高的入罪要件，不能简单把民事、行政上构成医疗事故，直接等同于刑事犯罪成立。
医院作为法人单位，拥有完整的管理制度、三级查房体系，享有医疗运营带来的收益，理应承担组织层面的责任。当单位已经承担民事赔偿，行政上对机构予以处罚，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医生个人达到“严重不负责任”刑事标准之时，单独把一线医务人员拎出来追究刑事责任，容易出现责任承担机制的失衡。机构责任向个人无限转嫁，法理上难以自洽。
并未落入司法解释列明的“严重不负责任”七种情形，未达到医疗事故罪的法定构成要件
《刑法》第三百三十五条医疗事故罪，核心关键词是严重不负责任，并非一般过失。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明确列举七种属于“严重不负责任”的法定情形：擅离职守；无正当理由拒绝救治危急患者；未经批准擅自开展试验性医疗；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违规使用未经批准的药品器械；严重违反保护患者血液相关规定；其他严重不负责任情形。
从公开披露案情来看，韩杰正常在岗接诊，对患儿实施问诊、查体、处置，没有擅离职守，没有拒绝救治，没有开展试验医疗，不存在严重违反查对复核制度等法条明确列举的重大失职行为。
单纯漏诊，属于医疗技术层面过失、诊疗认知瑕疵，它可以构成民事侵权、可以触发行政处分，但是并不当然等同于刑法意义上“严重不负责任”。“严重不负责任”指向主观上漠视规章制度、极端懈怠失职，不等同于诊疗能力不足、判断失误。将普通的技术漏诊，直接归入“其他严重不负责任情形”而入刑，属于对该兜底条款的扩张适用，逾越立法划定的入罪边界，有失司法公正。
逝者令人悲悯，家属的痛苦值得全社会共情。但同情不能替代证据，悲愤不能降低刑事犯罪的法定门槛。民事讲过错补偿，行政讲行业管束，刑事讲罪刑法定。三者各有疆域，不可相互混同。
韩杰一案带给法律界与医务界深刻警示：医疗领域刑事追责，务必守住证据关、因果关、要件关。唯有严守刑法谦抑、坚持疑罪从无，方能既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权益，又守护正常医疗执业环境，实现法律效果、社会效果、行业导向三者的统一。
作者 秦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