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叶剑英与熊向晖谈话时，熊向晖直接追问：最近周总理在忙什么事情？
1947年3月的夜色仍带着料峭寒意，一份写着“胡宗南三路东进”字样的情报被熊向晖塞进夹衣暗袋，随后消失在西安城巷。一天后，延安作战会议据此调整防御，中共中央得以完整撤离，这场情报战在官方档案里只占寥寥数行，却让潜伏十年的熊向晖第一次真正感到“活着值”。
熊向晖并非一开始就被挑中做潜伏者。1936年，他只是清华园里一个热衷辩论的学生。直到周恩来秘密抵西安，“要到最危险的地方去”这句话撞进他脑海，他才意识到理想与危险原本绑在一起。此后四年，他以参谋身份随胡宗南辗转各地，桌上是军事地图，心里却记着延安的坐标。
潜伏如走钢丝。国共两军无数次交锋期间，熊向晖每一次递出的暗号都可能让自己暴露。一次例行搜身，国民党宪兵摸到他内衬多出的两层布，却被他一句“防寒”糊弄过去。毛泽东后来评价隐蔽战线“抵得上正面战场一个师”，事后熊向晖自嘲：“那一个师，其实就我一个人。”
1949年后，北京城的门神从青砖换成了红五星。周恩来把熊向晖调进中南海，先在新闻司练笔，再到外事口磨炼。“文的会写，武的能扛”，这是周恩来对情报人员转型外交官的标准。熊向晖应声领命，却没想到第一次真正的外交考卷来得如此突然。
1960年秋，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访华。洛阳剧场内，当《花木兰》喊出“替父从军”时，蒙哥马利轻声嘟囔：“女人怎能当元帅？”熊向晖脱口而出：“在中国，谁立过战功，谁就能挂帅。”一句话把场面顶在针尖上。演出结束回到住处，周恩来只说了一句，“理论上你没错，可外交不是辩论场”，熊向晖低头沉默，那一刻他才明白外事无小事的分寸。
进入1974年，周恩来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新华社的内部值班记录频繁出现“毛病加重”字样，却从未公开。9月中旬的一天，叶剑英把熊向晖叫到东交民巷旧宅，开门见山：“10月国庆招待会，总理点名要你出席。”熊向晖脱口而出：“最近总理在做什么？”叶剑英停顿几秒，只答一句：“他在和时间赛跑。”
29日晚，罗青长送来烫金请柬。那时熊向晖正在医院吊水，医生摇头：“这身子不适合出席盛会。”可他还是按时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灯火璀璨，周恩来步履艰难却坚持站立，全场瞬间起立鼓掌。掌声里，熊向晖注意到，邓颖超在台下始终抬手护在丈夫后背，仿佛随时准备搀扶。致辞仅六百余字，周恩来念得格外缓慢，却没有删掉一句涉及国际友人的问候，他仍记得每位嘉宾的国籍与身份。
宴会结束，周恩来环视四周，目光停在熊向晖身上，微微颔首。那一刻，没有人说话，却胜过千言。返程途中，车窗外长安街灯火如昼，熊向晖突然想起当年夜奔延安的星空——同样黑，却透着希望。他明白，这是周恩来送给自己的最后一课：岗位可以变，信念不能松。
1976年1月8日清晨，电讯传来总理逝世的消息。整理遗物时，工作人员在一叠发黄公文旁发现几行小字：“向晖等同志，劳苦功高。”字迹潦草，却仍能辨认。此后多年，熊向晖极少提及自己的功绩，只在偶尔的午后，对后辈说上一句：“情报也好，外交也罢，说到底是在守护一条路——让后来人走得比我们更从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