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追着红军打了上万里，临终前却留下遗嘱，读完才明白他为何值得后人尊敬
1938年1月12日，重庆，周浑元病重卧床。这个曾率部追击红军辗转万里的将领，临终前没有留下战场豪言，交代的却是部队、部属和家人。这几句话，给他的军事生涯留下了一个不易用单一标签概括的尾声。
周浑元是江西金溪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八期，参加过北伐。1933年，他出任第36军军长。那个年代，国民党军队派系交错，中央军、桂军、湘军以及各地实力派既共同执行围剿任务，又彼此提防。周浑元的处境，正是在这种复杂关系中形成的。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后，国民党方面调集大批部队，试图凭借兵力和交通优势完成合围。到了当年年底，湘江、潇水一带聚集了数十万军队。周浑元所部承担了追堵任务，薛岳等中央军将领、白崇禧和廖磊率领的桂军、刘建绪指挥的湘军，也在这一地区展开行动。
兵多，并不等于能够步调一致。各路军队的任务不同，背后的利益也不完全相同。湘江战场上，红军遭受严重损失，但仍撕开封锁线渡过湘江。关于桂军有意保留通道的说法，史料表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国民党军之间协同不足，确实给红军留下了机动空间。
周浑元并没有因为红军突围便停止行动。他率部沿着红军转移方向持续追击，活动范围从湘江流域延伸至贵州等地，前后路程超过万里。对他而言，这既是执行蒋介石围剿命令，也是军人服从建制的一种表现。红军则必须在不断运动中寻找空隙，不能被优势兵力拖入消耗战。
真正改变战局的，不是某一场孤立战斗，而是红军对行军方向和作战节奏的重新掌握。1935年1月29日，红军开始渡过赤水河。随后几次往返，部队时而向北，时而折返，制造出主力即将转移的假象，使国民党军难以判断红军的真实目标。
有意思的是，红军并非每一次行动都顺利。二渡赤水后，曾缴获和俘虏国民党军两千余人；但在鲁班场作战中也受到较大压力，未能按照预期继续推进，只得迅速调整方向。战场上的灵活，并不是逢战必胜，而是发现不利后及时改变计划。
茅台渡口等地的转折，体现了这种机动作战的特点。红军利用河流、山地和敌军部署之间的间隔，不断调动对手。周浑元等部队虽然追击坚决，却很难把分散在各处的兵力迅速合成一股。1935年3月21日，红军完成第四次渡过赤水，随后向贵阳方向实施突进，逐步跳出包围圈。
这场较量中，周浑元并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写成“只会追击”的人物。他的军事行动给红军造成了持续压力，也受到国民党内部指挥体系的限制。红军的成功，同样不只是依靠勇敢，更在于指挥层能够根据敌情调整路线，把原本被动的转移变成主动调动。
全面抗战爆发后，周浑元的身份又发生变化。1937年，他调任重庆警备司令部司令。重庆当时承担着重要的政治和军事职能，警备事务涉及交通、城防和秩序维护。遗憾的是，他未能长期任职，病情很快恶化。
据有关记载，周浑元临终前曾对身边人说：“我死之后，部队仍要听从姚副军长。”他还交代了家中事务。话不多，却很具体。一个长期处在军队权力体系中的将领，临终时仍在安排部属关系和家人生活，这份遗嘱因此被后人反复提及。
1938年1月12日，周浑元病逝，年仅43岁。此后，蒋介石追晋其陆军上将军衔，并为其题写墓碑。那个曾在长征途中与红军多次交手的军人，最终以重庆警备司令的身份结束了生命，留下的正是这段彼此对峙、又被时代推向不同战场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