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被视为自由意志与伦理生活的现实化场域，个人自由通过生产、交换、契约和社会互动得以实现，同时形成了复杂的利益网络和社会秩序。

市民社会在其私有制与市场竞争的基础上，不断生产出使人类活动固化为支配关系的异化权力（通过无差别的商品货币关系），而且在追逐私人利益的过程中需要最低限度的公共协调和自我管理，于是需要现代国家进行调停。

黑格尔寄希望于国家这一普遍性领域对市民社会特殊性进行调节与统合，然而现实中，现代国家并未超越市民社会的利己原则，反而以制度、法律形式将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伪装成普遍利益，再生产了异化关系。

其实现代国家一开始也想安心当好管家、裁判，但这不由得它。一方面，它是社会的一部分，总是会沾染社会的坏毛病，另一方面，随着管家工作的开展，它发现现实情况是自己需要越来越大的权力，否则没法跟得上对抗的发展，而扩权容易缩权难，于是它逐渐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异化权力。

这种异化并非市民社会自身所能克服，因为它恰恰植根于市民社会的经济结构之中。这种权力不仅表现为资本对劳动的支配，更深刻地体现为社会关系被物化为僵死的经济规律与商品法则，物化关系支配着所有社会成员。

公共装置是保障资产阶级财产权与既有生产关系的工具，它通过法律与制度，尤其是通过意识形态大机器将特殊利益包装成看似自然的普遍利益。

每一次整合社会冲突、弥补其合法性裂缝的尝试，改良或调和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矛盾的努力，无论是福利国家的调节还是形式民主的扩展，都不能消除根本的对抗，反而会不断产生自己的剩余，都会在符号秩序的网络中催生新的例外、新的失衡、新的压抑形式与新的不平等结构，重新嵌入生产和社会再生产的环节。

因为革命性的力量也是来自社会的，相比而言总是更弱小无知的，甚至总是像一个新生儿那样学习和理解、掌握“大人”的语言，于是在克服旧的僵化的社会关系的同时，不是总能在更高和更总体化的维度对变化的具体的矛盾进行一步到位的调整，相反，大人的世界（尤其是其中占了便宜的大人）总是希望曾有已有将有的东西永恒地维持下去，它总是通过各种方式掩饰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所派生的根本性对抗，将其吸纳、转化、化解，重新缝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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