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大学招生新政争议与“反向歧视”迷思
刚刚过去的2025年年底，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堂（Trinity Hall）批准了一项重要的招生新政策：该学院将与包括伊顿公学、温彻斯特公学、圣保罗女子中学、切尔滕纳姆女子学院在内的一部分英国顶级私立中学展开定向招生接洽，鼓励这些学校的学生申请语言、音乐、艺术史、古典学、神学等专业，以提高学院的招生质量。据悉，这些私立学校大多位于英格兰南部，每年学费超过25000英镑。在一份介绍该政策的备忘录中，三一学堂招生主任马库斯·托马林（Marcus Tomalin）声称：“来自这类私立学校的优秀学生来到剑桥时，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兴趣与相关学科的智识要求非常契合。”
英国剑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大庭的礼堂和喷泉。视觉中国 图
本次事件的主角三一学堂创立于1350年，是剑桥大学现存第五古老的学院。不同于剑桥大学中规模最大、财力最雄厚、名声也最响亮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建于1546年），三一学堂是一个中等规模、财力也相对普通的学院，其传统强项是法学专业，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曾于这里完成了自己应用数学和理论物理学的博士学业。
私立中学定向招生争议
三一学堂此举在英国媒体中引发了高度关注与讨论，精英大学与招生公平问题再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卫报》是最先对这一事件进行报道的主流媒体，其认为，这一举措“将中断十年来为提高公立学校和弱势学生入学机会所做的努力”，它“是对公立学校学生及努力扩大招生范围的教职工的‘当头一棒’”。接受《卫报》采访的三一学堂工作人员表示，有相当一部分教职工对这项新政策感到不满，但当该政策被正式提交给管理部门时，他们却无力阻止。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则指出，在三一学堂看来，以“公立学校学生比例”作为大学“多样性”的指标是一种“粗糙的衡量标准”。报道还引用了一位前学校理事会成员的观点——针对私立学校的这类批评可能会导致人才流失到英国以外的院校。
剑桥大学学生报刊Varsity提供了来自学生群体内部的更为具体的反应，表明这一政策已在大学内部引发极大争议与抗议。据悉，自《卫报》1月7日首次报道此事以来，一份名为“停止三一学堂以精英私立学校为目标进行招生”的请愿书已经获得了超过1350个签名。发起请愿的三一学堂学生凯瑞斯·莱恩斯（Carys Lines）认为，该政策备忘录中对学生素质的评论“极具冒犯性和分裂性，并且对剑桥大学的教育体系和申请者缺乏深入的了解”。
这场争议也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例如Reddit社区帖文显示，不同立场人士对该政策的理解各异，有人认为这只是在“鼓励申请”，有人则认为这种举措本身就是一种重塑精英路径的信号。
针对诸多争议，三一学堂很快为其精英私校定向招生的新政进行了官方辩护。根据《泰晤士高等教育》的报道，这种官方论调强调了学院的“招生政策并没有改变”，只是希望扩大申请来源，同时维持其以往的“拓宽入学机会”与“多样性承诺”的综合政策框架。学院的发言人回应说：“这项适度的额外举措旨在确保我们能够收到来自各种背景的优秀学生的申请。学院对在扩大招生范围方面取得的进展感到非常自豪。”
发言人还表示，该学院“致力于招收最优秀、最聪明的学生而不考虑他们的背景。并且，学院在旨在帮助弱势背景学生入学方面有着良好的历史……这项最新举措旨在鼓励具有高学术潜力的学生申请剑桥大学。这些学生来自各种类型的学校，包括私立学校。这符合剑桥大学的招生计划。”
“反向歧视”迷思
三一学堂此次新政最核心的争议之一来自其关于“反向歧视”（reverse discrimination）的观点。学院招生主任托马林博士在政策备忘录中表示，由于私立学校提供了“严格的学术环境、强大的学科教学和广泛的大学预科支持”，它们为某些学位课程提供了“最优秀的申请人”。更引人注目的是，他警告说，在追求“招生更公平”的过程中，不应对私立学校进行“反向歧视”：“忽视或边缘化这部分申请者，可能会忽略那些不仅资质优异，而且还被鼓励以批判性和独立的方式参与各自学科研究中的潜在录取者，而这正是剑桥大学历来所珍视的。”“确保招生公平这一关键任务不应无意中导致反向歧视，这一点至关重要。”也就是说，在招生官看来，虽然剑桥大学过去一直强调对弱势和公立学校学生的关注，但这不能成为“忽视”私立学校高质量候选人的理由。学院认为，一些私立学校学生在某些学科上的准备更适合剑桥的教学模式。如果不招收来自这类顶尖私立学校的学生，学院将面临“反向歧视”的风险。
这一说法迅速引发质疑与批评。许多三一学堂校友在社交媒体上表达了他们对这项政策的失望之情。剑桥大学校友、前唐宁街通讯主管阿拉斯泰尔·坎贝尔（Alastair Campbell）公开批评该做法不仅“脱离现实”，更有逆转英国社会流动性历史进步的风险。代表英国公立学校学生的组织“93%Club”也宣布将暂停向学院的捐赠，直言学院此举“危险且不道德”。主张通过教育促进英国社会流动性的慈善机构萨顿信托基金会呼吁三一学堂撤销这项政策，并表示正在就此问题与大学进行沟通。其首席执行官尼克·哈里森（Nick Harrison）指出：“获得学位仍然是实现社会流动最可靠的途径之一，然而，有资格享受免费校餐的学生上大学的概率只有家境较好的同龄人的一半左右。而且，在最顶尖的大学里，入学机会差距依然存在。”
三一学堂以学校类型作为拓展招生对象方法并反对“反向歧视”的逻辑，从教育政策与社会公平角度都受到了质疑。伦敦大学学院官方新闻平台也引用了该校教育学院教授弗兰西斯·格林（Francis Green）的评论表达了质疑：“如果一所大学认为他们在特定学科领域的合格申请人太少，他们最好在全校范围内进行普遍宣传，甚至调整他们的课程设置。”这说明了，学院若希望吸引更多的优质申请者，应该通过更广泛的渠道提高相关学科在公立学校中的吸引力与参与度，而不是重点面向私立学校进行推广。
对于三一学堂鼓励私立学校学生申请剑桥大学以避免“反向歧视”的做法，在一些人看来在“常识”意义上就是站不住脚的。“私立教育政策论坛”的联合创始人杰斯·斯陶芬伯格（Jess Staufenberg）直言不讳地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私立学校的学生需要任何鼓励才能申请剑桥大学。
“这些学校都是世界上学费最贵、社会地位最高的学校。我们知道，其中许多学校都设有专门的教职工团队，致力于确保学生成功考入牛津剑桥大学。三一学堂应该拿出证据，说明为什么这些私立学校（而不是东北部被遗忘地区的公立学校）需要一项专门的招生政策来鼓励学生申请。三一学堂也需要解释，为什么它不利用其可观的捐赠基金去寻找并发掘那些隐藏在全国最贫困社区中的才华横溢的学生。”
最有针对性的分析来自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社会流动性教授李·艾略特·梅杰（Lee Elliot Major），他在《卫报》上发表了旗帜鲜明的批评文章——《不，私立学校并非“反向歧视”的受害者——剑桥大学应该更清楚这一点》。文章表示，三一学堂的说法暗示公立学校的学生在学术上不如私立学校的同辈们，这个观点令人震惊。梅杰进一步强调：“证据很清楚地表明，当那些面临更大障碍的优秀学生进入精英大学时，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恰恰是因为拥有了机会，而能力并不是他们的制约因素……在教育竞争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平等的今天，大学应该努力发掘所有的学术潜力，而不是将那些往往受特权影响而形成的、经过精心包装的表现误认为是更强大的天赋。”
梅杰还指出，这场风波中的古典文学、音乐、现代语言学等学科的招生名额本就非常有限，这些学科恰恰是英国教育不平等现象最为严重的领域。“许多公立学校甚至根本无法提供这些学科的深入课程。乐器、管弦乐队、拉丁语或希腊语课程以及出国旅行的机会，一直以来都是一种特权，而非人人皆可享有的机会。”
他即将出版的、与安妮-玛丽·西姆（Anne-Marie Sim）合著的新书《破解阶级密码》（Cracking the Class Code），即致力于阐释社会中这样一种常见现象：面试中的自信、进行抽象讨论时的流畅、挑战权威的游刃有余，诸如此类——这些特质对于拥有它们的人来说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很容易被误认为是天赋。但实际上，它们是多年优势积累的结果。作者认为，关键在于要让所有人都能明确、透明地学习这些东西，而不是让它们成为少数幸运儿才能享有的隐性规则。
总之，梅杰等学者提醒我们去关注英国私立学校与精英大学招生背后的“机会鸿沟”问题，以及教育体制与社会流动性之间那些隐秘的反馈关系。
私立学校、精英大学与英国社会改革
实际上，在2019年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的《特权的引擎：英国私立学校问题》（Engines of Privilege: Britain’s Private School Problem）一书中，作者弗朗西斯·格林（Francis Green）和戴维·金纳斯顿（David Kynaston）就深入探讨了英国私立学校面临的种种问题，以及政府政策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途径。
本书认为，21世纪英国私立教育群体在社会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这种主导地位渗透到公共、私人、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所有的权力和影响力领域都过度集中于私立学校出身的人群。作者将这种现象描述为“令人震惊，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荒谬的”，并指出“购买而来的教育特权也带来了终身的特权与影响力”。 因此，鉴于私立学校与英国社会中的权力和影响力地位之间无可置疑的关系，英国社会的任何根本性改革都必须涉及一定程度的私立学校改革。
此次三一学堂招生新政策争议并非孤立事件，而是近年英国精英大学招生改革的大背景的一部分。过去十多年里，牛津、剑桥等传统精英大学长期受困于私立与公立学校生源之间的失衡问题。虽然英国私立学校学生数量仅占全国学生的6–7%左右，但在牛剑等顶尖院校中，私校毕业生的录取比例长期高于这一水平。为改善这一现状，剑桥曾在2022年的报告中显示其本科录取中约72.9%的学生来自公立学校，这一数据成为拓宽入学渠道策略的成功例证。
然而剑桥大学在2024年宣布取消公立学校招生的“具体名额目标”，转而采用更灵活的多元化评价体系，这一变化在英国教育界引来不同解读：支持者认为这避免了“分类配额”的僵化，反对者则认为名额目标曾是推动社会阶层多样性的具体措施，取消后可能削弱弱势群体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社会流动性在英国总体层面也面临倒退态势。最新数据表明，来自较为弱势背景的青年进入大学的比例出现了自首次统计以来的首次下降——而非弱势群体大学入学比例的持续增长，两者差距达到历史最大水平。这表明，尽管大学制度内部有各种招生改革尝试，整体教育路径的公平性仍处于压力之下。
这些现实不仅关乎牛津、剑桥等名校，也与英国社会对于精英教育的深层讨论相联：一边是不断被强调的“招生平等”，另一边则是结构性不平等的长期延续。这使得每一次的招生调整都可能成为社会阶层公平与再生产的战场。精英大学的招生从来不是单一的政策选择，而是一个社会制度与文化资本长期深度交织的场域。
本次三一学堂关于警惕“反向歧视”的说法，在招生数据方面也未能得到有力支持。根据《卫报》的报道，至2022年时，近73%被剑桥大学录取的英国学生来自公立学校。但此后这一比例下降至71%，也即有29%的学生来自私立学校——而在英国，仅有约7%的学生就读于私立学校。根据剑桥大学的招生统计数据，在三一学堂最近一届学生中，有近三分之一来自私立学校。
剑桥大学的请愿发起人莱恩斯明确表示：“令我和我的同学们难以理解的是，鉴于只占总人口7%的私立学校学生却占据了剑桥大学25%到30%的招生名额，这种对反向歧视的担忧是如何成立的？这并非反向歧视的问题，相反，我们迫切需要加大对公立学校和招生过程中仍然被忽视和边缘化的地区的宣传力度。”
而与“反向歧视”之说紧密相关的“多样性”/“多元性”主张及其效度，也值得在相关教育政策与实践的实验场上被谨慎审视。在《卫报》的报道中，有相关人士表示：“声称最优秀的学生都来自精英学校，会让许多我们美好而多元化的社区成员感到不受欢迎，并有可能使三一学堂重回过去那种男生俱乐部式的文化。”何为“多元性”？或者说，一个具体的社会关于“多元性”能够达成的阶段性共识究竟是什么？总之，“多元性”的“标签”在教育这件事情中并不是或不应该是一把万能钥匙。
审视本次事件中的核心焦点——所谓“反向歧视”，其核心逻辑是：当精英大学刻意压缩私立学校学生比例，或优先考虑公立学校学生时，是否构成了对“成绩优秀但出身私校”的学生的不公平对待？这一说法看似有其合理性。但必须注意到这一高度政治化、修辞化的说法包含着几个关键假设。
首先，它主张将个体竞争公平置于首位，但它对这种“公平”的理解值得商榷。或者说，“反向歧视”这一极具迷惑性的说法容易混淆不同层次的“公平”。譬如，“反向歧视”强调的是：如果两名学生学业成绩相当，仅因教育背景不同而在招生中受到不同对待，那么这本身是否违反了“择优原则”？也就是说，在招生这一具体筛选的时刻，所有达到既定标准的个体应被视为处于同一起跑线，任何对其社会背景的再度考量，都会被视为不公。因此，它关注的“公平”是程序发生的那个瞬间，而不是制度运行的长期结果。这更接近于一种程序节点上的公平。
“反向歧视”所主张的公平，像是把一个人十几年的教育路径，压缩成招生系统里的一个瞬间。它不问你是如何走到这里的，不问你在走这条路时遇到了什么阻力和助力，只问你此刻是否符合标准。这种公平观看起来非常干净，也非常有吸引力，因为它看起来不掺杂价值判断。但其代价是，它默认了这一瞬间之前的一切不平等或不公平，都是“已经完成的历史”和“不需要被重新审视的历史”。这套程序节点公平的逻辑在英美精英教育系统中之所以常常奏效，是因为私立精英学校本身就非常擅长把结构优势转译为绝对的个人能力。
粗略地说，可以认为“反向歧视”论关注的是个体在某一节点上的相对处境，关注的是一种即时竞争的程序公平。而对“反向歧视”的批评立场，关注的是制度长期运行的整体结果。它想问的是：在一个本就高度不平等的教育体系中，如果精英大学仍然以某种“形式上的公平”作为唯一原则，是否实际上加固了既有的阶层结构与社会不公？
第二，它弱化甚至否认了起点差异的累积效应。“反向歧视”论往往默认，私立学校学生所获得的额外资源已经体现在成绩之中，因而不应再被“二次修正”。从这一视角来看，任何形式的“背景考量”都会被理解为对个人努力的不公。第三，“反向歧视”是一种精英防御性话语。在英国当下的阶层政治语境中，它更多是一种对精英再生产受到挑战的回应，而非对制度不平等的系统分析。
“反向歧视”论的出现，以及它正在成为一种被频繁调用的话语武器的情况，或许标志着一个更深层的变化，即在社会流动性减缓、教育回报不再自动兑现的背景下，精英教育不再被普遍视为公共上升通道，而是稀缺资源的竞争场。在这样的语境中，本就未必是共识的“公平”与“教育公平”，进一步成为了话语权争夺的战场。
如果是三一学院呢？
最后，有一个假设的问题值得思考。如果本次新政策的推行者不是剑桥大学的三一学堂而是三一学院呢？它会引发同样的争议吗？为什么？如果将事件的主角换成三一学院的话，公众的反应会更多一些“习以为常”的“包容”吗？他们会评论道：“反正就是精英学院行精英之事”吗？
也就是说，在这场争议中，值得关注的并不只有“剑桥大学是否在向私立学校倾斜”的老问题，还有由哪一所学院做出了这种选择。引发舆论风暴的并非剑桥最富有、最具象征权力的三一学院，而是规模中等、长期自我定位为“制度型精英学院”的三一学堂——它既不是某种精英生态系统的顶端者，也不是什么太过边缘的学院，而是一个高度嵌入剑桥学术与职业输送体系的“居间者”。正因如此，它的政策调整更像是一种结构性信号：当社会流动性放缓、弱势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首次下降，连本应在精英体系中承担缓冲功能的学院，也开始优先考虑来自私立教育体系的稳定输入。这或许并非个别学院的道德失误，而是精英制度在压力之下的集体反应——一种为了维持学术项目、完成率与财政可持续性，而向既有优势来源靠拢的理性选择。也正是在这一层面上，本次事件中的三一学堂成为了某种症候：它让英国社会的精英再生产不再显得那么高高在上与神秘，而是以某种“制度性自保”的形式，显露出自身的脆弱与惰性。
或许，正因为三一学堂不是三一学院，本次新政引发的争议才会更加刺眼。当一个规模不是最大、精英象征性不是最鲜明，并且长期自我定位为“招生公平参与者与推进者”的学院决定与顶尖私立中学进行“联姻”时，当一个或许不那么“精英”的精英学院都感到必须向私校体系靠拢才能维持自身的学术与制度运转时，其所揭示的某些社会现实才会显得更加“扎心”。
大卫·鲍伊逝世十周年：纪念与遗产
在刚刚迎来大结局的网飞热门电视剧《怪奇物语》第五季中，大卫·鲍伊的名作Heroes作为最后一集的片尾曲出现，一方面呼应了剧集的主旨，同时也碰巧赶上了这位已故流行文化偶像的逝世十周年纪念。时间回到2016年的1月份，当时69岁的大卫·鲍伊发布了最后一张个人专辑Blackstar，但随着新专辑前后脚发布的，则是他的讣闻。当时鲜为人知的是，这位天王巨星晚年一直饱受肝癌的折磨。按照Stereogum乐评人克里斯·德维尔的说法，大卫·鲍伊之死是一个既如谜团般，又异常震撼的大结局。
当地时间2026年1月10日，英国伦敦，纪念大卫·鲍伊逝世十周年，粉丝在她的壁画前献花。视觉中国 图
生于伦敦的大卫·鲍伊从20世纪60年代以戴维·琼斯（Davy Jones）之名出道，而后他从70年代开始持续为摇滚乐坛带来难以磨灭的影响。甚至传闻他的Heroes这首歌曾在推动两德统一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而随着知名度愈发得到提升，他的影响力也不再止于摇滚乐，而是成为一个经典的大众文化形象，在时尚与电影领域也颇有建树。中国观众最为熟悉的或许还要数日本导演大岛渚的名作《战场上的快乐圣诞》，片中他与另一位流行音乐巨擘坂本龙一的对手戏相当抢眼。
因应大卫·鲍伊的十周年忌日，各地也将迎来一波纪念活动。在他的老家英国，BBC就将推出“永远的鲍伊”（Bowie Forever），做客演出的嘉宾包括伊基·波普、蒂尔达·斯文顿、宠物店男孩、皇后乐队以及山羊皮乐队的主唱布雷特·安德森等知名艺术家。而在线下，一系列回顾和纪念鲍伊生平的讲座将在伦敦的查令十字街的书店内举行，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A）则在2025年9月就开放了其东馆，展出内容包括该馆收藏的全部有关大卫·鲍伊的档案材料，也正是这批材料启发了该博物馆在2013年举办了一场关于鲍伊的特展。
不过纵使大卫·鲍伊生前追随者无数，但在他去世已经十年之后，他最为重要的音乐遗产，是否依然能够持续地吸引年轻一代的听众呢？对此，英国《卫报》的一篇分析文章并不乐观。尽管如此计量对一位已故巨星的身后影响力未免过于“操心”，但这篇文章列举的不少数据和事实，却可以在某种角度上帮助我们进一步理解上世纪的文化偶像和新一代年轻人的审美趣味之间的代际差异。
每年，《福布斯》都会发布一份“已故名人富豪榜”。大卫·鲍伊曾在2016年上榜，位列第11位，估计收入为1050万美元（约合780万英镑）；2017年他再次以同样的名次上榜，收入为950万美元（约合700万英镑）。鉴于超级巨星去世后往往会迎来关注度的短期激增，这样的成绩并不令人意外。然而，此后鲍伊直到2022年才再次出现在榜单上，当时他以2.5亿美元（约合1.95亿英镑）的收入位列第3名，是当年排名最高的音乐人——但这几乎完全归因于他将音乐出版版权出售给华纳查普尔（Warner Chappell）。
在《卫报》的分析中，鲍伊当下的“身后影响力”首先体现在一个略显尴尬的现实中：他并未像猫王、迈克尔·杰克逊或约翰·列侬那样，稳定地占据“已故巨星”的流行文化高位。无论是在《福布斯》已故名人收入榜，还是在主流流媒体平台的数据中，鲍伊的表现都与其历史地位并不完全匹配。2022年在榜单上的蹿升，也是因音乐版权出售，而这其实更多是一次资本层面的事件，而非持续性的文化消费结果。将版权因素剔除之后，鲍伊几乎不再具备常驻榜单的可能。更能直观反映问题的，是流媒体时代的听众结构。相较于其他同代流行音乐巨星，鲍伊在Spotify 上的月度听众数明显偏低，真正进入“十亿播放俱乐部”的作品也只有一首Under Pressure，而这首歌的长尾效应，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皇后乐队的加持。换言之，鲍伊的音乐并未在算法驱动的平台上，形成面向年轻用户的自然扩散。
《卫报》将这一现象部分归因于鲍伊遗产管理策略的保守性。近年来，无论是高价盒装合集，还是数量可观的现场专辑，主要服务的都是早已建立情感纽带且具备消费能力的中老年听众。对潜在的年轻听众而言，这些发行物既缺乏价格上的可达性，也缺乏作为“入门路径”的吸引力。与其说鲍伊缺少作品，不如说他缺少被重新“介绍”的方式。与此同时，鲍伊在当下文化语境中的曝光，更多集中在一种“经典认证”的回路中：他几乎成为 BBC Radio 6 Music 的精神图腾，却难以真正触及24岁以下的听众；他被不断纪念、被反复致敬，却很少以新的文化节点进入年轻一代的日常媒介经验。即便《怪奇物语》在大结局中使用了《Heroes》，这首歌的回潮效应也远不及当年凯特·布什的《Running Up That Hill》。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可以认为算法并不会因为“伟大”而自动自发地变得慷慨起来。
当然，《卫报》也并未将这一切简单定义为鲍伊音乐遗产的“失败”。从拒绝授权粗糙的传记片，到选择更具作者性的纪录片项目，再到在 V&A 东馆设立系统保存其全部创作生涯的“大卫·鲍伊中心”，鲍伊的遗产管理方显然更在意一种长期的文化定位，而非短期的流量奇迹。将8万件手稿、服装与器物交由博物馆保存，或许比制造下一个 TikTok 热梗，更接近鲍伊本人对于艺术与未来的想象。
但问题也正在这里变得微妙：当“质量优先”与“文化商品化”并行不悖，当博物馆式的庄重保存与充斥着闪电妆图案的纪念品商店同时存在，鲍伊多重、流动、不断变形的艺术形象，反而被压缩为某一个被反复复制的视觉符号。对于一位始终以“变化”作为创作核心的艺术家而言，这样的遗产路径，多少显得有些保守。也许正如《卫报》所暗示的那样，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鲍伊是否还能“打败算法”，而在于今天的年轻听众，究竟需要怎样的入口，才能与这样一位来自上世纪的文化偶像建立新的关联。在这一点上，鲍伊的遗产依然庞大，却尚未完全找到与未来对话的方式。
（参考资料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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