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人的长征记录》（下）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
19日，中央随前卫部队撤离遵义。
因为敌情发生变化，负责掩护的三军团提前进驻遵义。
遵义革委会一班人遂和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一起长征。
据蔡孝乾回忆，部队离开遵义的前一天晚上，他和罗梓铭被安排到野战总医院干部休养连休养。
在蔡孝乾记忆中，休养连连长是何长工（后由毕士悌接替），指导员是罗明。
休养员共20多位，多为老弱病残的高级干部，如徐特立、董必武和谢觉哉“三老”，以及作家成仿吾和上海老工人朱琪等人，加上特务员、勤务员、饲养员、担架员等共五、六十人。
蔡孝乾的回忆是有偏差的。
遵义会议后，军委纵队改称中央纵队，下辖三个梯队和干部团。
第二梯队由军委总卫生部和医院组成，何长工任司令兼政委。
干部修养连隶属于第二梯队。
罗明没有担任过干部修养连指导员。
罗明
遵义会议后，罗明被重新启用，任三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在战斗中，地方工作部负责组织救助伤病员。
时任地方工作部秘书的胡耀邦是罗明的得力助手。
他们的队列中，还有三军团地方工作团主任郭潜。
罗明来到修养连，是在三军团攻打娄山关之后。
在娄山关战斗中，因敌机空袭，罗明被炸成重伤，被送往干部休养连治疗休养。
据罗明回忆：“郭潜怕死”！
敌机袭来时，胡耀邦组织人员收拾宣传品，被弹片击伤。
未来的领袖沉着冷静，继续组织大家收拾宣传品。
郭潜一听到空袭警报就跑得无影无踪，把自己携带的宣传品丢得满地都是。
当年在湘赣省，意欲将胡耀邦、谭启龙打成“AB团”的左倾省领导中就有时任少共临时省委书记郭潜。
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后，郭潜投靠张国焘，担任张国焘把持的“中央”机关刊物《干部必读》的总编。
新四军组建时，郭潜调任东南分局秘书长，后转任江西省委秘书长、书记。
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南委）成立后，郭潜调任南委组织部长。
郭潜对所负责的江西省委遭破坏一节隐瞒不报。
被中统特务逮捕后，郭潜迅即叛变，加入中统，恢复使用本名“郭乾辉”。
郭乾辉甘效犬马，对南委系统造成空前破坏，南委事件被称为“政治上的皖南事变”。
中统改组为党通局，后又改组为内政部调查局，郭乾辉调任台湾省调查处处长。
以蔡孝乾为首的台工委及所属组织被保密局破获后，为与保密局争功，郭乾辉指挥调查局特务，放长线钓大鱼，最终一举破获“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案”。
1958年4月，郭乾辉升任调查局副局长，成为以中共叛徒之身晋身国特机关首脑的唯一一人。
沈之岳调任调查局局长后，郭乾辉转任“国际关系研究所”副主任。
1969年，郭乾辉所著《中共史论》出版。
该书大量征引原中统系统主持的“荟庐”资料室秘藏的中共原始资料，引起国际学界广泛关注。
郭乾辉一举变身“蜚声国际”的中共问题权威，就连李德(奥托·布劳恩)奉命撰写回忆录《中国纪事》时，也从郭乾辉著作中引用了不少资料。
前排左一为郭潜（郭乾辉），这张照片中还有其他共党大案“自新”人员
言归正传。
何长工调任九军团政委后，曾任八军团总卫生部部长的侯政接任干部休养连连长。
据侯政回忆，干部休养连不设排，分成五个班。
第一班的主要成员是中央党校学员和年龄较大的领导干部。
班长是徐特立，成员有董必武、谢觉哉、陆定一、成仿吾等。
第二班是妇女班，由邓颖超负责。
第三班是军队师团级以上伤病员班。
第四班是中央政府部长和省级地方干部班。班长是罗明，后由钱之光接任。
第五班是军队干部班，该班不是常设的，是因为负伤军队干部增多而加设的。
红军在遵义驻留期间，临时组建过一个高干休养所，将部队中受伤或患病的高干集中起来治疗。
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等都在高干休养所治疗过，伤病治好后返回野战部队。
分配到干部修养连的同志，无一例外必须经过中组部或总政治部的批准。
罗梓铭和蔡孝乾都是二苏大中央执委，都是够格的。
上海老工人朱琪的真实身份是中央苏区总工会委员长。
四渡赤水后，中央要求罗明、谢小梅夫妇在朱琪领导下，留在贵州疗伤，联系当地党组织，开辟黔川滇边区。
因为都是外地口音，三人被黔军关押。
朱琪用自己掌握的组织经费贿赂法官，独自逃命，后叛变投敌。
据蔡孝乾回忆，扎西整编时，贺子珍、邓颖超、蔡畅、刘群先、廖施光（凯丰的妻子）、杨厚增（罗炳辉的妻子）等陆续加入休养队伍。
4月中旬，红军佯攻息烽，前锋迫近贵阳。
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令各纵队火速增援，空军对红军开展疯狂轰炸。
一个浓雾弥漫的清早，干部修养连所属的中央纵队正沿着赤诚镇通向定番城的公路行进，敌机突然来袭。
蔡孝乾写道：“空袭的警戒号，从前后队伍中响出来。大家都紧张而混乱的东奔西跑，跑的快的人到了树林下，有的蹲在田沟里，有的伏在洼地里。......大家都找着适当的荫蔽地点。可是我们是医院的队伍呀！有担架，有马匹，有药箱子，还有炊事班的担子。这样庞杂的队伍，实在是非常的麻烦。”
蔡孝乾躲在一棵松树下，“远远看见贺子贞和刘群先在特务员的扶持下拼命的跑，跌倒了，又爬起来跑。”
蔡孝乾的文字是写实的，风格冷峻。
他继续写道：“此时地上一切死寂，有如末日，只有上空的飞机，发出轰轰的声响。飞机在上空盘旋了良久，然后‘轰隆’的一声，开始轰炸了。”
灾难般的场景，令蔡孝乾人到晚年仍有余悸：“黑烟弥漫了整个森林，碎片、泥土、树枝，以及被炸死者的血肉，均纷纷飞起，‘哎呦’的声音，从受伤者的口中凄惨地喊出来，真是令人战栗恐怖。受伤的卫生员满身都沾着泥灰，面孔苍白，衣裤已为鲜血染得湿透了。”
敌机飞离后，蔡孝乾和毕士悌走到“血肉横飞，尸体狼藉的血腥场所”，满目尽是“目不忍看，耳不忍闻”的惨状：“被炸伤者辗转反侧，在悲惨的哭啼，在要求大家对他们安慰和帮助。他们有的手足断裂了，脸上破烂了，鲜血不断地流着。有的头颅已经破裂了，脑浆拼流于地。有的被炸得骨肉碎裂。更是忍不忍看的是一些肢体竟被挂在树枝上，鲜血淋漓，那些带着血的破碎衣片还在燃烧着，冒着烟。更有的尸体已认不出是谁了。”
有论者认为，蔡孝乾的这段回忆，可以侧面证明其贪生怕死的本质特征，叛变只是迟早的问题。
这种顺瓜摸藤的论证法实为事后诸葛亮。
畏惧死亡是高等动物的共同本能。
但是，“畏死”与“贪生怕死”不能简单等同。
蔡孝乾这段刻骨铭心的回忆，只能说明他本质上是个文艺青年。
在他的人生规划中，他更愿意成为文学家。
在此时，他不需要冲锋在一线，不需要面对舍身就义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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