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河南省红楼梦学会”，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近二三十年来，在后现代主义、“解构”理论的影响下，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遭遇了空前未有的“解构”，曹雪芹与《红楼梦》也未能幸免。不久前两地“读者”调查竟然将《红楼梦》列为最不想读的“名著”之一，甚至居排行榜之首。或许因为如此，主流报刊大声呼吁阅读经典、普及经典。面对如此形势，红学研究界是集体失语还是责无旁贷，这是一种严肃的考验：空话、大话、不关痛痒的套话，乃至睁着眼睛说瞎话，必将受到世人的抨击、唾弃。那些真正喜欢阅读经典者翘首以待，希望红学研究者拿出自己的研究著作、普及性极强的作品，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作为经典的《红楼梦》的必读性和可读性。
近年来有些人时不时地指责说红学界对《红楼梦》普及不重视，我觉得很多很多的红学出版物都可以证明这纯粹是一种“攻击”性的话语，是无的放矢。
八十年代以后，红学界做了大量的普及工作。《红楼梦》新的校订本，以脂本、程本为底本的校订本出了多少？几千万册！如果加在一起的话，上亿册。这个普及工作力度大不大？是不是红学界来做的？为什么要抹煞这个事实呢？这个普及是新媒体能够代替得了的吗？我认为，有些批评不是实事求是。1979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成立以后校订了新校本，前年发行量达到400多万册，现在已经进行第三次校订，马上又要出版。出了普及版的《红楼梦》校注本之后又出版了《红楼梦》的汇校本、《红楼梦大辞典》、《红楼梦稀见资料汇编》，难道这不是普及？一些专家写了《红楼梦十讲》（邢治平）、《红楼梦小讲》（周汝昌）、《红楼梦入门》（蒋和森）、《红楼梦导读》（邓云乡）和许多读者熟知的《红楼梦诗词曲赋评注》（蔡义江）、《红楼梦诗词解析》（刘耕路）及《红楼风俗谭》《红楼梦识小录》（邓云乡）、《红楼梦小考》（陈诏）、少儿版《红楼梦》校注本（林冠夫）等等，这些读物算不算普及？
我认为，要重视从事研究的学者十年辛苦、二十年辛苦真正送给大众普及的东西。不能视而不见。
张俊先生与他的弟子们评注的《新批校注红楼梦》刚刚出版，这又是向大众普及的一个“新品种”。当然，这部校注评点本还有很多需要加以改进、修改的地方。以我初读的印象，它或更适合大学教师——特别是那些讲授《红楼梦》的教师参考，与更多普通读者的“普及”要求还隔一层。我想，在此基础上可以修改、压缩评注的内容，可能更适合大众的阅读诉求。尽管如此，它毕竟是一个“新品种”，是经过埋头苦干十五年才拿出来的“新品种”，是一部经得起推敲的“新品种”。它再一次证明，所谓的“主流”红学，他们做了大量的、不同层次的普及工作。不要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一些争论，就抹煞红学研究的贡献。我认为抹煞、歪曲都是不公平的。
此外，可将这部《新批校注红楼梦》放在两个坐标中去评论它的出版意义。第一个坐标即程乙本出版史坐标。因为，从新世纪以来，在脂本被广泛推崇的情况下，特别是程高本成为批判对象之后，只有张俊先生与他的弟子们对程甲本、程乙本还在继续努力。这应该说是非常有眼光的。第二个坐标即评点史坐标。这部新评本《红楼梦》与过去出版的程乙本、程甲本相比较，评批的思考、评论，使我对《红楼梦》后四十回与前八十回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很多过去不清楚的地方，也得到了一些答案。评点者不是就事论事，而是把思维空间拓展到全书。我觉得，这对读者大众来说非常有意义，特别是在《红楼梦》后四十回和前八十回存在巨大争议的情况下，读者会从该书后四十回的评批中得到新的启示。这是非常重要的。从这两个坐标来看，应该说，张俊先生和他的团队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这些年来一些红学文章乃至某些“专著”，不少是在施展“搬运术”或是“烂炖回锅菜”（不是“回锅肉”），破坏了学风，有的甚至是践踏学术规范。当然，高明一点的有头有脸的“家”们多是“自恋”式述说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好像他们的话重复一百遍就是真理了。相比一下，张俊先生和他的弟子们在 “担当”“坚持”，其治学精神尤显可贵。而今我们应提倡更多的“原创”性研究成果，而不是一味重复自己、重复他人。这是时代的使命，也是历史的需要！
在《红楼梦》转化成影视媒介的这个过程中，红学界也做了大量工作，抹煞这个事实，我觉得这不公平。87版电视剧《红楼梦》，三个编剧都是红学界的人，民俗指导、监制人之一也是红学界中人，而且他们都是在红学界做了大量研究工作，有研究著述的人。8集电影《红楼梦》编写期间，红学界就有人参与，学术顾问也大多是红学专家。此外，为配合87版《红楼梦》的拍摄，红学界组织了北京、香港两地的《红楼梦》知识竞赛，时间长达三五个月。后来又组织了《红楼梦》文化艺术展，从国内到海外，这不是普及吗？我第一次认识到这些《红楼梦》普及活动的意义，除了参加87版《红楼梦》制作外，就是到新加坡办《红楼梦》文化艺术展。那时中新还未建交。为什么一场《红楼梦》艺术展，就能把新加坡的居民全部调动起来？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展出，参观人数达十几万人。新加坡才多少人？我在这一次活动中意识到，红学研究普及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在这些活动的启蒙时期，红学界都是参与了的，而且成为学术组织的主力。通过这个事件证明，87版《红楼梦》的成功，正是学术的介入，而我们后来有些东西一再重拍，越搞越糟，就是抹煞了学术介入的作用。一部好的作品，它的传播、普及离不开兢兢业业、扎扎实实从事学术研究的团队。红学界也是如此。
希望媒体不要把矛头老是对准“主流”红学。我不同意主流、非主流这种说法。试问谁是“主流”？中国红学会没有一个“在编”人员，没一分钱的办公费，没有一间办公室，它就是一个群众团体。还有，什么是真正的普及？难道大家都去索隐、猜谜、写续书或一个又一个否定曹雪芹著作权才是普及？硬要在社会上制造纠纷、制造对立，挑动打“内仗”？这是值得大家思考的严肃问题。 当然，我们必须要明确：怎样才能更好地普及。在我看来，首要问题是让大众亲近经典，能读进去。我们要用大众的语言去写普及的书，学术味太强了人家读不进去。所以要了解大众需要什么，欢迎什么。普及是我们一个长期而又艰巨的任务。
二
红学的蓝天，要求我们担当、坚守，重要的是在于建设。
所谓担当，从社会文化大视野到眼前红学界，值得谈的很多。红学界在今天这个条件下，如何把我们的智慧、时代的使命感拿出来，这就是担当——即一种时代的责任感、一种社会的良知！毫不讳言地说，我们今天面临一个巨大变革的时代，从农业文明到现代文明，到今天的“e时代”，这个变化实在是太大了。农业文明的尾巴还没有全部翘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迎来了工业社会，在工业社会还没有十分发达的时候，突然又进入到高科技的“e时代”。“高速”太快，有时让人头脑发晕、眼睛犯花，找不着北。我们既然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历史时期，有很多东西必然会影响到思想、文化界，当然也势必影响到学术研究中。特别是“e时代”的到来，拉近了我们和世界的距离，使得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变快了。在这种情况下，应该看到，我们这个社会也出现了一些“病态”的东西，不要讳言这些真实的存在。繁花似锦、娱乐升平可以鼓舞人气，但塑料花太多，就有假的嫌疑，娱乐变味成了“愚乐”乃至“至死”，那就不能不反思了。当国民信仰出现“迷失”，真诚遭遇“贬值”，成了一种社会“病”，并有传染开来的“苗头”，那就不仅仅是“忧天”，而是要“忧人”了！这让我想到《红楼梦》里的一句话：“浮生着甚苦奔忙。”现在一大批人，特别是一大批青年人为职业问题，为生存问题，在“苦奔忙”，这从全国公务员招考7000多人争一个“公务员”岗位就能看出问题来。所以，在面对这样一个大环境的时候，我们红学人就应有一个担当与坚守的问题。因为此时，利益、名分、金钱都在诱惑着人们。我们生活在一个金钱至上的社会环境中，这些不良的、丑恶的现象在红学范围内有没有？我想是有的。有些人热衷于制造噱头——“一声震得人方恐”，其目的一是为了沽名，二是为了换钱。某些“学人”被绑架在商业利益的战车上，尽管现在住的楼房越来越高了，然而我们的理想、追求却愈来愈短浅了。所以，在我们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大家需要担当与坚守，在忠诚于红学事业、坚守真理的同时能向那些耐得清贫、刻苦治学的前辈学者学习。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能够耐得住寂寞、坐“冷板凳”、多跑图书馆、多翻翻书的坚守者。坚守是一种理想的品格。
《红楼梦》因为太红了，有些人为了当一个某学会会员，就会觉得无上光荣，刚刚花100元拿到一个“小红本本”，马上就挂到网上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小人物”情结在发作——“打摆子”，这是“红楼夺目红”害的！他以为这么一挂，社会便认同他是“红学家”“曹学家”了！我认为，不必要把“红学家”“曹学家”什么的看得那么重，什么“家”呀，大师呀，泰斗呀，统统不过是些纸糊的“冠”，一顶纸帽儿，风一吹就跑得无影无踪了。你有了好文章、好著作，有了真正的贡献，就会被社会所承认。《老子》只有五千言，传了几千年，永垂万世。如果你没有留下好文章、好著作，就是再忽悠几千年也没用。人造的垃圾总会被历史的大浪淘掉，一文不值。学人要明白这个道理。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担当、坚守，就必须在这些名利、欲望上，保持一颗赤子之心！倘能如此，我们才能够担当得起、坚守得住。这就是我讲担当和坚守的一个原因和目的——让曹雪芹与《红楼梦》真正地走向大众、走向世界，让我们的民族文化在全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辉！不要让那些像雾霾一样的消极的东西笼罩在我们湛蓝的天空中。我们要经过环保的治理，把这些雾霾吹掉，还给红学一片蓝天！
对此，我想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红学队伍的建设。红学队伍目前已经出现断层。我深感从我们这代人开始，与前辈学者们已有了相当大的差距。所以我希望年轻学者努力，也希望前辈学者对后辈爱护、提携、包容、鼓励，使我们的红学绵延不断，健康发展。高校教授执教在教育第一线，接触的是广大“新星”阶层，我相信他们会把自己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传授给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他们有责任也有条件发现苗子、培养苗子，进而扩大红学队伍。这是红学队伍建设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任务非常艰巨，所以寄希望于红学界的教授们。
第二，作为民间社团，要团结会员。要团结，首先就要发现。记得中国红学会成立初期，在云南找到了杨光汉，在内蒙古找到了林方直、李爱冬，在江西找到了万萍，在河南找到了李春祥、邢治平，在新疆找到了郝延霖，我们高兴地不得了，希望每一个省市县都有几个带头人。特别要注意老少边穷地区的红学研究人才，即使他们的水平还不是那么满意、成熟，大家有责任来引导、培养、提高。作为一个民间社团，应该有责任给地方红学输送血液。这是中国红学会建立初期时的做法，也是经验，在全国到处寻找学人，每一个省每一个省的落实。现在中国红学会会员几乎遍及全国各个省市，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有责任去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如果队伍不能建设起来的话，若要进行学术研究，就会断了“香火”，薪火相传就成了一句空话。
第三，加快《红楼梦》资料数据库和红学网络平台的建设。1980年6月中国红学会成立之后，香港著名红学研究者梅节、马力两位先生立即撰文倡建“国际红学研究资料中心”，他们说：“现在红学研究已进入新时期，各国汉学界对红学研究十分重视，正需要中国能为红学研究多作贡献，提供更多研究材料。而作为曹雪芹和《红楼梦》故乡的中国，如果再出现因人为的因素和收藏欠妥而致使红学研究的材料流失的情况，或者还有人对材料搞封锁保密，或者还有人在学术研究方面大搞门户派系，彼此攻击，那将使中国红学界蒙上不好的名誉。因此，我们希望中国红楼梦学会能成立一资料中心，为提高现阶段的红学研究水平，多起促进作用。”1986年12月4日，在《红楼梦学刊》第六次编委扩大会上，著名翻译家杨宪益先生再次呼吁“要成立一个红楼梦研究资料中心”，同时“还要成立一个红楼梦的专门的图书馆。《红楼梦》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我们应该有这么一个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应该设在我们国家，不能设在别的国家。现在有许多我们自己的东西，研究中心已经不在我们国家了，如日本人说，敦煌学的研究中心在日本；英国人李约瑟写的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发明的历史是最好的。《红楼梦》是我们最有希望的东西”。实践证明，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资料（包括历史资料、“动态”性资料）都是从事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个人研究、集体研究都必须有这个基础，否则研究就可能是空中楼阁，经不起推敲，经不住历史的考验。我呼吁中国红学会、北京曹雪芹学会和各省市县红学会等，大家联合组建这样一个曹雪芹与《红楼梦》的全国性、国际性的红学网站。它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在第一时间把最新的信息和研究成果真实而准确地发布出来，把红学、曹雪芹与世界的对话搞得实实在在，更加紧密。红学网站要传达“正能量”，不要玩花架子，制造轰动性新闻博人眼球，更不能制造假文物新闻。要有讨论，设一个“红学百家言”，但要秉持学术道德的基本底线。倡导“百家争鸣”，又要警惕“派系格斗”，坚决反对利用网络搞人身攻击，侮辱他人人格。
第四，要积极建设良好学风，特别是研究者要自觉遵守学术道德规范。十多年来，大话红学、戏说红学、猜谜红学，炒作红学泛滥成灾，《红楼梦》被“研究”得支离破碎、遍体鳞伤。某些人打着“我要进入学术空间”的旗号，却又不具有公共空间意识，不遵守“公共空间”规则。在他们眼中，“公共空间”可任意践踏，可随地“大小便”。这是一种文霸主义，任他满山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和争鸣，而是打着学术的幌子，贩私货、假货的遮羞布。前人戴震在《答郑丈用牧书》中曾明确表达学术研究的目的是“求是”，他在信中表达自己的人生态度：“立身守二字曰不苟，得人守二字曰无憾。……其得于学，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不为一时之名，亦不期后世之名。有名之见其弊二：非掊击前人以自表襮，即依傍昔儒以附骥尾。二者不同，而鄙陋之心同，是以君子务在闻到也。”此外，各种利益、金钱、名利的诱惑同样也出现在学术界：某些杂志搞关系稿、出售版面；评审中轻专业、搞关系户、互相保护过关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恶性发展，同样磨损了红学研究的创造锐气和严谨治学的担当。例如早期抄本大量影印是好事，但目前一些影印古抄本被某些人“腰斩”或乱删乱改，借势夹杂私货，破坏原抄本面貌，把自己的名字或影像附上想流传千古。至于一些红学“畅销书”的操作（如封面上，腰封上的口号式的“打倒”之类），与真正的红学专业研究著作的萧条形成对比。这些“病态”对红学研究的伤害很大，这是红学界必须正视的危机。在今天，学术人要有担当，要坚守学术的纯洁性、原则性永不动摇！
建设一种和谐的学术生态环境，达到“穷韫奥，致良知”境界，任重而道远，还要付出长期而又艰辛地努力！
三
去年我们隆重纪念曹雪芹逝世250周年，乃红学界盛事。但我认为纪念的主要目的不在于仪式，而在于如何真正地回顾、总结、前瞻，继往开来，为新世纪红学的健康发展而共同努力。
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中国社会从“牢记阶级苦，不忘血泪仇”“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开始转向以经济建设发展为中心，红学研究也随之受到影响。这种变化一直延续到21世纪的前几年，《红楼梦》研究有了一个相对稳定的良好环境，出现了一段繁荣的时期。2005年之后，红学研究在经济大潮的裹挟之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话、戏说、猜谜红学泛滥，红学研究也随之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回顾这段历史发展的历程，各级红学组织在引导红学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所取得的成果也有目共睹，应该得到充分肯定。如果不承认这一点，当代红学会有很多空白。但我们更应冷静地、理性地回顾所走过的弯路，思考大众的一些批评。之所以走过弯路，主要是时代发展太快，红学界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检讨自己，没有认真清理之前出现的一系列“左”的“右”的问题——包括我们从阶级斗争、文革突然转向经济建设，对经济大潮下出现的问题，缺少思想准备。尽管从经验教训方面做过一些思考，但远远不够。我们应重新思考这些问题，避免“极左”回归。我们要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的同时，提高包容心。要对社会上所传的“奇谈怪论”进行分析，不要听风就是雨。某些“怪论”只要在学术规范之内，遵守学术道德底线，应该给予一种理解的同情。“争鸣”不是“争名”，更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倘如此，才能够把真正的百家争鸣落到实处。在一个文明开放的社会里，包容心是测量社会文化、社会良知的尺度。
但对诸如《红楼梦》版本先后论、曹雪芹署名权等相当严肃的学术问题，我们应保有清醒地认识。1981年张毕来先生在济南全国红学研讨会上曾说：“我们不要自毁长城。”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有一部《红楼梦》，《红楼梦》是曹雪芹写的。各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史上、近二十来种外文《红楼梦》翻译本上，都写着曹雪芹与《红楼梦》。曹雪芹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被列入26位中国文化名人，1987年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也曾以曹雪芹等世界文化名人命名小行星。所以，曹雪芹的著作权不容置疑。在面对世界时，我们应该懂得慎言慎行，应从国家、民族的角度维护曹雪芹对《红楼梦》的著作权。近年来《红楼梦》著作权至少出现了十几种不同说法，观点尽管新奇，颇夺读者眼球，但其研究方法仍是旧红学索隐派的老路子，猜谜有余、史据不足，结论难以取信。正如戴震在《与姚孝廉姬传书》中所说：“所谓十分之见，必征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肄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因此，我既不赞成索隐红学，也不赞成过度炒作著作权的问题。特别是拥有话语权的新闻媒体，在面对“索隐红学”、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等重大问题上更应该谨慎又谨慎。
红学研究中，应当提倡学派之争，但反对派系格斗，大家都应坚守住学术的底线——实事求是。我认为要提倡多元共存，各擅胜场，把红学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所谓“红学界”这三个字很模糊，谁也说不清“界石”在什么地方。从表面上看，这个“界”队伍庞大，浩浩荡荡，成员来自各个方面（有工人、农民、学生、作家等等），并非仅在高校，更非某个研究机构所能代表。由于这种广泛性，使“红学界”的知识结构也十分复杂。假如对《红楼梦》从文化的角度进行条分缕析的话，尤其是亚文化的纳入，相信一些研究者大都是一张白纸。因此，建议研究者关注跨文化研究，吸引更多跨学科的专业研究者来关注红学，同时提高我们自身的知识结构，以便在未来发展中，让红学研究发展得更好、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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