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张汝伦：怎样读《论语》|六艺|孔子|孟子|张汝伦|论语|钱穆

《论语》是经典，经典有经典的读法，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文本。英国诗人艾略特在《什么是经典作品》中写道：“假如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词，它能最充分地表现我所说的‘经典’的含义，那就是成熟。……经典作品只可能出现在文明成熟的时候，语言及文学成熟的时候；它一定是成熟心智的产物。赋予经典作品以普遍性的正是那个文明、那种语言的重要性，以及那个诗人自身的广博的心智。” （t. s.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王恩衷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190页）的确，这样多方面的成熟不但是经典的标志，也是经典得以产生的条件。经典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人类经验的高度总结，这样它才会对后世有持久的指导性意义，才能成为超越时空的教诲和训导。经典一定具有丰富的内涵，它必然“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伊塔洛·卡尔维诺《为什么读经典》，黄灿然、李桂蜜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4页）。而这种永恒的丰富性，只有文明成熟之后才有可能出现。同时，也只有成熟的心智才能把握这种其实相当复杂的丰富性，或者说，质量皆具的丰富性。当然，也只有成熟的语言，才能曲尽其妙地表达这种永不枯竭的丰富性。

这就要求我们读《论语》不能像读一般的文本那样，仅仅满足于文本表面的语义、典故和其他客观知识的疏通，而要深入文本内在的义理。经典提供的首先是智慧，不是所谓客观知识。如把经典当成客观知识来学习，很可能什么也没学到。《论语》本身言简义丰，孔子言说总是以启发、开示、提点为主，给后人结合自身的特殊性和现实性进行创造性的解读留下了充分的余地。另外，由于《论语》这本书的特殊性——它只是学生对孔子言行的记录，其中许多语句缺乏上下文，仅仅采取上述就文本而文本的表面释读，就会让《论语》这样博大精深的经典被读成黑格尔所谓的在任何民族那里都可以找到的老生常谈，即毫无亮点的东西。为了将经典作为经典——尤其是《论语》这样经典的经典——来阅读，我们需要注意至少三个问题。

一、知人论世。“知人论世”是孟子提出的，孟子在《万章·下》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意思是我们读书不但要知道作者是什么样的人，也要知道他的时代和他所面临的时代问题。孔子及《论语》之所以对中华文明产生了如此巨大深远的影响，孔子之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有无可比拟的地位，与他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具有普遍意义有关。当然，这些问题首先是他那个时代的问题，一般人回答时代问题往往就事论事，不会看到问题深层所关涉的人类的根本问题，而孔子不然，他不是只就事论事，而是能从他对人性与文明的根本理解的层面，来对待与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我们觉得他的思想对于今天的人类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孔子的时代，是一个文明崩坏的时代，所谓“礼崩乐坏”是也，价值失范，传统秩序不再神圣，自古以来被奉为天经地义的东西，都失去了它们的权威。除了利益外，人们既不遵守也不知道任何其他原则。孔子却要反其道而行之，从人自身的完善着手来改造社会，重建文明。成己成物也好，修己治人也好，内圣外王也好，都表明了孔子以人的改善为进路来建立一个合乎人性的文明的基本思路。文明的目的，首先是使人成为一个人，然后才是建立一个合乎仁道的世界。孔子的功业，用张载的话来说最为恰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知人论事，不只是了解孔子的生平事迹，更要体会他的志业以及他对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贡献。否则，我们就会像近代以来许多人那样，认为《论语》不过是一部寻常的有关道德训诫或人生哲理的书，而不能从中读出具有普遍意义的真理；或者认为《论语》只不过是一部古代经典、一部帮助我们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书而已，对于当今世界已经不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了。

我们只有在充分理解孔子与《论语》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之后，才能将这部著作视为一部真理的宝典而不是普通的经典来研读，才能从中学得有关世道人心的大智慧，也才能通过研读《论语》而改变自己，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

二、必须从义理上，而不是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论语》。孔子教人的特点是启发式教学，给受教者自己的体会和发挥留下充分的余地。举一反三和举一知十是他对受教者的期待。然而，现下流行的关于《论语》的书，往往停留在字句的白话文翻译上，根本没有进一步的理解与阐释。这样翻译出来的句子往往味同嚼蜡，没有什么思想的含量，甚至会让不读原文或读不懂原文的人认为，《论语》实在是卑之无甚高论，完全是被历代统治者和儒生捧起来的。例如，《子罕篇》的第一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我看到的一个翻译是：“孔子很少（主动）谈论功利，却赞许天命、赞许仁德。”这个翻译不能说错，但如果我们停留在这种译文上，那就基本什么也没学到，只是知道一个关于孔子的事实。接下来一句：“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这句话的翻译是：“达巷里有人说：‘孔子真是伟大啊！学问广博，可惜没有使他树立名声的专长。’孔子听了这话，对弟子们说：我干什么好呢？是去驾马车，还是去当射箭手呢？我还是驾马车吧！”译者并没有完全看懂这句话，虽然从字面上看，似乎可以这样译。但照这个翻译的理解，这句话就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我们不能这样来读经典；阅读经典，必须要有问题意识。

《诠释学：真理与方法》（两卷本）

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

洪汉鼎译

商务印书馆 2021年版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根据柯林伍德在其《自传》中提出的问题逻辑，论述了他自己释义学的问答逻辑的思想（hans-georg 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gesammelte werke, bd. 1, j.c.b. mohr, 1986, ss.375-383.）。大意是柯林伍德认为，理解一个文本首先要理解它所要回答的问题；而他认为，理解文本的首要前提是我们先向它提出问题，然后将文本视为对我们问题的回答。“因为提出问题，就是打开了意义的各种可能性，因而就让有意义的东西进入自己的意见中。”（gadamer, wahrheit und methode, gesammelte werke, bd. 1, s.381.）文本的意义是无穷尽的，因为一代又一代的人会提出不同的问题，以不同的方式去理解。这样的问答逻辑中，主观的意味是很明显的，它强调的是读者的主动性，文本似乎只能被动回答读者或解释者所提的问题，然而它没有看到文本尤其是经典文本对读者的引导作用。读者不可能随便提问，他的问题也不可能不围绕着文本提出。作为经典的文本更是对读者有重要的引领之功，它们会将读者引入一个全新的问题领域和意义领域。即使是对经典提出批判性问题的读者，也必须首先理解文本的特殊意义，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相关问题。这就是说，我们在读《论语》这样的经典时，首先要对《论语》本身的意义有基本了解，否则不可能提出真正能推进我们对《论语》理解的问题。

三、读经典也要“尽信书不如无书”。“尽信书不如无书”也是孟子提出的，它说明原儒是非常具有批判精神的。对经典本身也要持批判的态度，批判不是否定，而是辨析。但我要讲的“尽信书不如无书”是针对关于《论语》的二手解读著作。这类书受制于作者本人的认识，往往存在不少问题。若将此类书作为读经典的主要指南，则危害不小。

一个现成的例子是杨伯峻对《里仁篇》第六章的解释。这一章的经文是：“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杨伯峻的解释是这样的：“我不曾见到过爱好仁德的人和厌恶不仁德的人。爱好仁德的人，那是再好也没有了（若果喜好于仁了，他自会觉得世上没有事物能胜过仁的了）；厌恶不仁德的人，他行仁德，只是不使不仁德的东西加在自己身上。有谁能在某一天使用他的力量于仁德呢（真有人肯花一日之力来用在仁上吗）？我没见过力量不够的。大概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我不曾见到罢了。”第一句的解释只是字面意义的解释，这种解释其实是不必要的，一般稍有文言文阅读能力的人都知道。第二句的解释就有点莫名其妙了。什么叫“爱好仁德的人，那是再好也没有了”？把“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解释成“有谁能在某一天使用他的力量于仁德呢？”就有点可笑了。因为这里的“一日”并不是“某一日”的意思，而是指某个不长的时间的意思，类似“一日不见，如隔三秋”里“一日”的用法。孔子的意思是，即便是很短时间用力于仁，人们也很少做得到。仁不是一个像考大学、做生意这样的具体事情，而是升华了的人格境界，是生命全幅的提升。具体目标，人们会用力；而人格境界的提升是生命全方位努力的结果，很少有人能这么做。但是，吾欲仁，斯仁至矣，这也不是什么难事，我们其实都能做到，只要真有向仁之心。

李泽厚对这几句话的解释是：“我没有看见喜欢仁和厌恶不仁的人啊。喜欢仁的人，没得说了，厌恶不仁的人，他的仁就是使不仁与自己不沾边。有能够用一天工夫努力于仁的吗？我没有见过力量不够的。也许真有，但我没看见。”他的解释比杨伯峻的要好一点。但他的解释同样没有考虑孔子通过他惯用的修辞手法表达的强调和要突出的重点。“我未见……”是一种“夸张”手法，不能天真地以为这是一个经验性的事实描述。《子罕篇》和《卫灵公篇》中“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便是如此。孔子的意思应该是说，好仁与好德（其实是一回事）不是人的天性，是需要自觉努力才能有的德性。但因为这是生命整体提高和改善后才有的德性，很少有人会自觉努力向德向善、成德成善。用“我未见……”这样的夸张手法，是要强调成德之不易。知道成德之艰苦性和长期性，在某种程度上比知道具体的善更为重要。

马一浮先生曾说，国学不是零碎断片的知识，是有体系的，不可当成杂货。应明白道本一贯，故当见全体，不可守于一曲。类似的话，熊十力先生也讲过。上述那种流行的解读《论语》的方法，往往就事论事，只满足于语句疏通，而不去追求把握孔子的整体思想，并在孔子思想体系中理解具体的语句。

例如，杨伯峻是这样来解释《子罕篇》第一章（“子罕言利与命与仁”）的：“孔子很少谈到功利、命运和仁德。”这显然与《论语》给我们留下的记载不符。我们很轻松就能在《论语》中找到证明上述说法错误的例子：“君子知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孔子教人以成君子为目标，可见“命”在他心目中有何等重要的地位。作“命运”解的“命”字在《论语》里就出现了十次。至于“仁”就更不用说了，它是孔门的核心概念，在《论语》中出现过一百零九次。怎么能说孔子很少谈到命和仁呢？至于“功利”之“利”，在《论语》中也有七次之多。杨伯峻对这章的解释来自古人，他们（不是所有古人）把这一章看作一句，即孔子不大讲利、命与仁。不同的是，古人如此理解的根据不完全是从“罕”的字义是“少”来的，而是从他们对孔子有关思想的理解来的。何晏的《论语集解》便是如此：“罕者，希也。利者，义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程子曰：“计利则害义，命之理微，仁之道大，皆夫子所罕言也。”这个解释有问题，如程子所言的话，孔子对利、命与仁更要多言，而不是罕言。朱子和钱穆对这一章的解读是对的，就是这章由两句组成，即“子罕言利”和“与命与仁”。朱子如此断句的理由是：“《论语》言仁最多，言命亦不少，并皆郑重言之，乌得为少？”这一章是孔门弟子对老师思想的一个总结性观察。义利之辨是孔子的基本原理，孔子往往将仁义与利对照着来讲。所以“罕言”在这里不能纯从字面意义上理解为很少讲，而是应该理解为“对功利不太感兴趣”；而赞同和重视命与仁。这可以从孔子对命与仁的有关论述中得到印证。如果按照杨伯峻的解释，那这一章就成了对于孔子言说习惯无关紧要的记录，根本没有什么深意。我们当然不能这样来读《论语》。而按照钱穆和我的解释，这一章要求我们深思“命”与“仁”，而将“利”放在与这两个重要概念的紧张关系中来思考。

《论语新解》

钱穆著

九州出版社2022年版

我们今天一般会认为“断章取义”是一个贬义的成语，指不顾文本的本义曲解文本。但是，在孔子的时代却不是这样。只要从文本中读出积极的意义，“断章取义”不但是允许的，还是一种创造性地解读文本的方法。孔子本人就用这种方法来解读《诗经》，如他用“绘事后素”来解释《诗经》的“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种解读本身就已经成了经典。我们今天也应该采取这样的方法，而不能像小学生解释课文那样来读经典文本。“断章取义”不是故意歪曲或曲解，而是从自己的现实问题出发，创造性地理解和阐发经典。

《子罕篇》第二章：“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杨伯峻的译文是：“达街的一个人说：‘孔子真伟大！学问广博，可惜没有足以树立名声的专长。’孔子听了这话，就对学生说：‘我干什么呢？赶马车呢？做射击手呢？我赶马车好了。’”这样的解读不够准确。这一章的关键是后面孔子说的那段话。就文字意义而言，这段话不用解释，意思很清楚。但是，孔子为什么这样说？这是经典研读者必须追问的。朱子对这段话的解释是：“闻人誉己，承以谦也。吾执御者，欲名六艺之卑也。”但说“御”是“六艺之卑者”却没什么根据，因为“御”在古人心目中可不“卑”。《周礼·地官·保氏》：“乃教之六艺……四曰五驭。”“御”分五御，郑玄注：“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谓行车时和鸾之声相应；车随曲岸疾驰而不坠水；经过天子的表位有礼仪；过通道而驱驰自如；行猎时追逐禽兽从左面射获。五射：白矢，箭穿靶子而箭头发白，表明发矢准确而有力；参连，前放一矢，后三矢连续而去，矢矢相属，若连珠之相衔；剡注，谓矢行之疾，瞄准时间短促，上箭即放箭而中；襄尺，臣与君射，不与君并立，让君一尺而退；井仪，四矢连贯，皆正中目标。由“御”引申的“驾驭”指的是全面掌控局面，比之五射更为复杂。所以孔子说“吾执御”不是表示谦卑，而是表示他追求的不是一技之长，而是全面的能力。我们应该记得他“君子不器”的教导，这也是他自己的追求。接下来，第六章：“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杨伯峻的解释是：“真正的君子会有这样多的技巧吗？是不会的。”这是承袭古人的解释，即孔子主张“君子不必多能”，但这显然不符合孔子“君子不器”之教。不仅不符合，甚至与之相反，与现代社会对人的要求相反。孔子一贯主张博学多能，而不会以某种专家（器）自居。古人将此句解释为“君子不必多能”是想要强调先道德，后技艺，先立乎其大。与志向端正相比，多能是次要的。但在只强调专业化、技术化而不重视人的全面发展的现代社会，却必须从人的全面发展和具有广博知识上去理解“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毕竟入太庙每事问的孔子，自己是一个博学多能的人。

《周礼注疏》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20年版

马一浮说，国学不是陈旧呆板的事物，是活泼泼的，不可目为古董。《论语》尤其如此，孔子本人就强调“温故知新”。读《论语》必须立足现代世界，从我们的现实问题出发去读它，而不是钻在故纸堆中出不来。《论语》记载的不仅仅是孔子的言，还有孔子的行，这是他的不言之教。《子罕篇》的第三章：“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这一章可看出孔子对待时代和大众流行实事求是的态度。该与时俱进便与时俱进，该特立独行便特立独行。当然，这种辩证的态度建立在对世界和事物的深刻理解与独立判断之上。这是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态度，也是我们在读《论语》时应有的态度。程子曰：“学者须将《论语》中诸弟子问处便作自己问，圣人答处便作今日耳闻，自然有得。”离开现实去读《论语》，所得不会很多。

《泰和宜山会语》

马一浮著

吴晓明孔祥清点校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儒家向来主张知行合一，读经典与一般学习客观知识不同，它的目的是宋儒讲的改变气质，自我教化。程子曰：“如读《论语》时，未读时是此等人，读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读。”倘若我们读了经典后，自身毫无改变，那的确等于没有读。经典告诉我们的是做人的道理，而古人读《论语》也的确都是为了明白人生的道理，学以成人。读《论语》一定要抱着这样的态度。《子罕篇》第四章之“四绝”——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是理论意义上的道理，而是实践的道理，我们也只能在切身践履时才能真正理解孔子的深意。我们实践进一层，理解也进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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