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明：徐梵澄的精神之路》，张巍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奇遇时刻，2026年4月出版，700页，99.00元
《启明：徐梵澄的精神之路》付梓在即，责编薛宇杰先生嘱托我写篇文字，回顾撰写这本书的心路历程，以提供给读者些思想之外的故事性交代。的确，书里原没有附《后记》《跋》这类作者介绍自己写作经过的文章。一来我觉得本书写作过程本就简单朴素，无甚可歌可泣之遭遇，二来尽力使微末的自己融入徐梵澄先生的大生命和他深闳的精神世界，正是作者写这本书从始至终的真心所在。儒家说“为己之学”，大概讲的就是学到了哪，“己”就在哪，就是什么；至于儒者推崇的“述而不作”，意思也大抵是不要先行把自己当作自足的一体、做着再生产自己的事，而是让本己彻底地敞开，融进前人的精神世界，贡献给今人和后人更多生命的可能性。我想，这些意思多少能形容作者当时的心态吧。
但写书总归是经验历程，在此过程中，作者同若干人事相遇结缘，使自己的理解与书写更丰富与成熟了，因此理应记录点滴人事，以表敬意和感激。可坦率说来，据本书的完成，已过去两年有余的时间，其实当时即刻书写的一些精细的直觉和感受，现在很难再以文字的形式还原。但当下记得起、记不得的事，又像佛家讲的“阿赖耶识”，不经意间地现行，荡漾起心绪。两年多来，我好像并未真正走出写这本书的状态，因为眷恋那段什么也不顾、纯然做着“为己之学”的书写岁月，如今却不免在日常的学术体制里写些自苦苦人的文字，所以常常失落于“已完成”的事实，如果生命要能历炼出像尼采说的“永恒轮回”的境界，那该真是酣畅淋漓的幸事吧！
徐梵澄先生在工作中
回想起来，开始动笔写《启明》，始于2022年春。至于为何要写徐先生，就要追溯到此前写冯至先生（《山水诗心：冯至与现代浪漫文化的命运》）时造下的缘分了。早在学生时代，接触商务汉译名著版《苏鲁支语录》，我就知道译者徐梵澄的名字，可此书古雅难解的译笔令人望而却步，这位翻译家（当时我只知道他是个译者）在我的印象里无异于“空名”而已。直到写冯先生，读他诗意隽永的“知人论世”文章，总能瞥见他的挚友——徐先生的身影，反过来，因为写冯先生，读徐先生在他去世后写的纪念文章《秋风怀故人》，觉着他对冯至的人格气象与精神世界理解得最透、最深，没有“之一”。
因为冯先生，我对他笔下的这位友人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原来徐先生是长沙先贤、我的同乡前辈，冯先生笔下他那“虽摩顶放踵，捐生喋血，利天下则为之”的通身湖湘英雄气令我血脉偾张、心折不已。在我的印象里，近世湘学名宿，多治“从实求知”之学，但像徐先生所治精神哲学，既别开生面，又紧贴我心。冯先生和徐先生皆鲁迅先生的弟子，相较而言，徐先生同鲁迅的师生缘又要深许多，冯先生的文章里多流露对好友的倾慕，而我读徐先生回忆鲁迅的《星花旧影》一文，彻底醉心于他们师徒二人仿佛既在人间，又超乎人间的风云际会与切磋琢磨。此外，冯先生和徐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相识于德国海德堡大学，他们和后五四时代留学德国的几位青年学人相交参学，结成令人倾羡的学问共同体，一道从事着“精神的盛业”，徐先生为其中公认的佼佼者，其他如冯至、朱偰、滕固、陈康、蒋复骢，以及访欧与他们往来活动的朱自清。这些学人中的大多数及其关联的学术传统以及开出的思想可能性，因为各种各样的缘故罕被今天的学界关注甚至所知，不能不说是憾事。
写冯至，倒让我渐渐心向徐先生。以学术为业久了，看事情想问题总习惯性地进入制式的学术赛道。所幸无论写冯至还是徐梵澄，一来和我所在的“社会学”专业无关，二来冯先生和徐先生本身也不能被归为纯粹的“学术中人”，就像梁漱溟先生称自己为“问题中人”，我认为冯徐二先生，尤其后者更应被称作“精神中人”。
孙波著《徐梵澄传》
因此我对徐先生的认同，并非一上来就抱着做学问、攻克什么学术难题的心态，而是内心里充盈着一种充满敬意但又非常亲熟的感觉。写冯至的间隙，我接二连三地又找来市面上为数不多关于徐先生的传记文献，这里就要提及孙波老师的《徐梵澄传》和扬之水先生的《日记中的梵澄先生》这两部了解徐先生必读的，也是我反复读的书了，正是它们让徐先生的形象变成了绵延的鲜活存在，日渐在我心田里扎下了根。两部著作的内容与角度不同，却又很默契地形成了互补。前者呈现了徐先生完整的人生和思想历程，后者则是扬之水（书里徐先生多称呼她“丽雅大妹”）早年间在《读书》做编辑时同徐先生的往来记录，其间记载的生动言行令原本看似做着真正冷门绝学的孤僻传主仿佛多了好些“烟火气”——但话分两头，对于《梵澄先生》，窃以为里面公开的徐先生说的好些评论包括阿罗频多修道院中人，尤其他的同代学人的话，乃至全书呈现的徐先生形象，读者理应在全面了解他的思想和人生的基础上，更审慎地认识和判断。
扬之水、陆灏著《梵澄先生》
在我的感觉里，今天的学术不太能盛得下类似“世说新语”那样彰显人格性格或者有浓厚人情味的文字，而多以发现新材料或影响史的剖析为王道。徐先生的性格里有章太炎所说的“大独”的高拔气象，我感受到了他人格的召唤，也迫切地想把他的精神气带回今天人们的视野。此外，徐先生的学术之路又是那般独一无二，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可曰“异学”，他几乎半生在域外，尤其在印度治中西印古学和会通之学，我相信把他这别样的学问系统地阐释出来，总归对今天的思想界开出一种新的可能性或许有帮助。
待写完冯至书，没过多久，我就着手按照徐先生学术生命的次序，读他的著述和译著了，边读边写。现在想来，我当时真就如晚年徐先生回忆自己青年时翻译尼采时所形容的，“‘笔所未到气已吞’，学肤而气盛”，并未预先顾及我是否积累了充分的知识背景、写出来能否顺利出版、能否被学界认同，更多就是凭着一股子意气去做了。后来遭遇的一些波折，确实证明了自己行事的一厢情愿。对于徐先生，但凡知晓他的人，都多少明白他学术遗产的价值，但是为什么他在当代人文学术研究里是个大冷门呢？大概因为他学术涉及的领域广，亦太精深，包括中国儒释道三学、西方哲学（古希腊和尼采哲学）、印度韦檀多学，特别印度古学部分，令人顿生惧意；此外，在当下的学术体制里，就连把他归于哪个学科门类都是个问题，“名不正言不顺”，关于他的研究自然难免无家可归。
然而这个现状，对我并非什么难题。首先，促使我写徐先生的是一种至亲至淳的冲动；其次，我不必纠缠于“怎样写”的方法论问题，只需老老实实地追随他的人生和思想的脚步，追寻他如何成为他这般精神的存在就好了。
从2022年春动笔，到2023年冬搁笔，《启明》的写作大致历时两年。写作过程，最值得言及的是我同孙波、王健二老结下的忘年友谊，以及蒙他们的慷慨与无私的帮助。在认识孙波老师之前，我知道国内研究徐梵澄的第一人是他，他凭一人之力编纂了十六卷的《徐梵澄文集》（2006年），他的《徐梵澄传》乃引领我进入徐先生完整的人生和精神世界的路标，撰写《启明》的过程里，除了徐先生本身的作品，《徐梵澄传》是我最重要的案头书，时时用以参考。
《徐梵澄文集》
但因为自己多少有些不善交际的性格，一开始写书的时候，我没想着要去结交和请教他。直到其间确实遇到了文献上的问题——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徐先生在《申报·自由谈》《人间世》等报刊以不同笔名发表了许多长短不一的文章，后来四十年代抗战时期，他在《读书月刊》上也以不同笔名撰写了很多书评，辨别哪些文章确为徐先生所写，是摆在我面前的棘手且关键的难题。对此，我感到必须向孙老师寻求帮助了。通过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雪涛教授，我联系上了孙波、王健二老，他们听闻我在研读和撰写关于徐先生的研究，表达了热情的支持。
从那之后，我每写完一章，第一时间就发给孙王二老，请他们审阅、指导和批评。可以说，他们二老是《启明》的头两位读者。每次孙老师都会在仔细阅读过后，尽快地予我答复，多是在纸片上手写感受和意见，通过照片发给我；少数时候则通过电子文件的传递。在这里，我摘录下孙老师的文字，以供读者了解、参考：
巍卓：大文看过，很好，或将来写一部徐先生的学术述评。行文颇有孙郁老师风。有些想法可以讨论，如，加若干题目，再如，从佛教出，不要再回到佛教去。佛教虽广大无边，但仍有其负极义，阿罗频多已然指出了。再过些日，到家中一叙。
这是对本书第一章《鲁迅、佛学与尼采》的意见，落款时间2022年8月25日。其中说的“行文颇有孙郁老师风”指此章文学气比较重。另外需要提到的是，孙郁老师的几篇论徐梵澄的文字，如《“多”通于“一”》《徐梵澄辞章观念里的智性与诗性》以文见道、由辞章入哲思，对我的写作启发颇大。
晚年徐梵澄先生
巍卓：《图书月刊》中徐先生的评论我没查过，有年轻人做过，也有正在做的。大致文、史、哲徐先生都涉及，这要看行文风格而定。似乎是宗教与哲学一般都出自徐先生之手。撰安！
这是对我提出的关于徐先生文献问题的答复。落款时间2022年8月26日。
巍卓：你好！大作拜读，写得甚好。其中道出吾人所不能言者；也可以说，你是入山得宝者，是与徐先生在最近处交心的后生。有此感触，大觉欣慰。尊文谈熊十力，谈唯识学，日后可成专门之论。徐先生在重庆与前辈、同侪的思想呼应，或说与抗战时期的精神呼应，以及他着眼于、立足于在普遍性（西）与特殊性（中）之上的超越性或曰神圣性，被你呈现出来了。沿此“神圣”脚步，正可以随徐先生去印度——期待大作继续展开。可说的话很多，待你方便时我们可面晤。教安！撰安！
这是对本书第二章《行走文明会通之途》的评议，落款时间2022年11月7日。
巍卓：徐先生入印以后的工作体量太大，不必一鼓作气去完成，慢慢来。我这里给你留一本“因明蠡勺论”（梵汉精印本）和一小册《玄理参同》（南印度版）。方便时来拿，届时一叙。注意休息！
徐梵澄的《因明蠡勺论》手稿
这段文字落款时间2022年11月8日，乃在写下上段文字的第二天，特意写给我的叮嘱，嘱咐我的节奏可以慢下来，沉淀、从容地思考和写作。
你的《由谁书》一文我也拜读了，……你又点出《由谁书》与《社会进化论》的关系，这很重要。你对“朴”的解释也有新意。……印度的种姓制度是怎么形成的？这问题有点儿复杂，我虽然想过，但还是回答不出。我自己依约觉得，就印度族群的观念而言，仿佛在“象征期”是着迷于神性功能一体，在“典型期”是满足于光荣行业分工，在“成俗期”则是安分于社会身份等级；外在的说，其族群的社会下落是直接的、自然的；内在的说，其族人的心理特质过于重内轻外。也可以说，次大陆在轴心期（奥义书）时代，“人”的世俗地位未能像中国（孔子）和希腊（苏格拉底）那样，因一“转”而接上了地气，虽然，在中国是彰德性，在希腊是显智性，但都是着重了“人文”之域。你在涉及《社会进化论》解读时，是否能够琢磨一下这个问题。
这是基于本书第三章《古印度韦檀多学》里的《人之神圣企慕：〈由谁书〉释义》一节所做的引申性讨论。落款时间2023年3月31日。
巍卓：因有事外出了两天，回来以后才细读了传来的两篇大文。还是以前的感觉，两篇长文都很好。……你对《薄伽梵歌论》的解读对我也有启发，比如“人守自法，必出于精神的依据，与其自性中最优越的气质相结合”。故而“道出自性及其自法的真谛”。这是要从内中看而非欲从外在评，过去我们谈“种（族）姓”，总是用了阶级斗争的眼光，议论它的不平等性，然后再谈它的矛盾性和斗争性。故徐先生评张宝胜的译文，说其：“文字全对。内容全错。”（指季序和自序）大致印度人确信“神圣命定”，所以社会各阶层能安分守己，并且结为社会有机生命之一体。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再如剌阇性执“多”；答摩性守“碎”；萨埵性见“一”。十分形象，也摹画出各自性特有的精神面貌。继续努力，等待圆成！
这是对本书第四章《作为现代精神哲学典范的阿罗频多之学》里的《从梵论到知觉性理论：〈神圣人生论〉的精神哲学构建》和《三瑜伽学与精神的修为：〈薄伽梵歌〉的古学新义》二篇的评议。落款时间2023年5月24日。
巍卓：《孔学》一文看过，很好。有些心得很到位，如说“历史经文字沉淀为文道（文以载道），而能转化人的性质”；又指出，《小学菁华》乃是一部“中国精神史之解释原则的著作”；还有对概念翻译的与众不同处，如说“志”，译为aspiration（企慕、渴望），推之，就到他本人常谈到的“遥情”了。个别论断似可以稍宽泛一点儿，如说“现代新儒学将仁往人性论方向解释”，其实，“人性”和“神性”甚难分开；又，牟宗三也常谈到“神性”，如说“生命是有其神性，而神亦在生命中被体验”（《道德理想主义》，133页）。另外，其“个体”原则可以一“是”到底的贯穿。如你谈到徐先生的“在家族中，个人被视作第一位”句，解释其“着眼于教养，而非实际政治”。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实际政治”，如他指出的“球心原则”。正如朱子殚精竭虑就是要“正”皇帝的“心”，因为皇帝居于“球心”的位置，他若不正，用今语说就是“亡国祸民”，即全体百姓遭殃；而百姓个人“心”若不正呢？最多是一个败家丧命而已。也就是说，精神原则处于高位，下落至政治、社会、生活，应是全然覆盖的，这就是“精神道”。说到“教养”，似乎不独是德性一维，它应是一综合能力。……徐先生还有一句话一定与阿罗频多有关，他谈到“义”（性理）的原则，说它是“伸展的横线”，“此有如丝之经经纬纬，方可纺为绸了”（同上，180、181页）。阿罗频多说：“此横，自表于乘方。”（《神圣人生论》上册，1996年，43页）。真精彩！暑热，注意休息！
这是对本书第五章《中国精神史的重构》里的《先秦儒家的精神哲学诠释：〈小学菁华〉与〈孔学古微〉释义》的点评和修改建议。落款时间2023年7月18日。
徐梵澄先生在印度
孙、王二老的书面意见，大致就这些。更多的启迪则来源于我多次上门拜访二老，无拘无束的面聊。孙老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祖籍河北，一身“燕赵感慨悲歌之士”的豪情与气度。1978年徐梵澄先生从印度回国，入职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孙老师奉所里指派，照料徐先生的日常，直至徐先生2000年去世，孙老师虽非学者出身，但人生阅历颇丰富，又受徐先生言传身教，和老一代学人有不少往来，其学问境界和气魄非一般学者可比。孙波先生的夫人王健老师，曾授业于虞愚、余敦康二位先生，她的言谈总浸透着温暖的、悲悯的情怀。孙、王二老给我讲了很多他们亲历的徐先生和老一辈大家的言行，他们的教诲令我感佩在心。
本书完成后，我的一些关于徐先生的进一步衍生的思考，发表在《读书》刊物上。最近两年徐先生的研究也迎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25年春，扬州大学成立徐梵澄研究所，集结了一批对徐先生思想感兴趣、有志于从事精神哲学研究的中青年学者；北京世纪文景出版集团也在积极推动《徐梵澄全集》的出版，2024年已推出三部徐先生在印度期间用英文撰写、以英汉对照形式呈现的重要作品——《小学菁华》《孔学古微》《唯识菁华》。期望《启明》的出版，能为读者进入徐先生的精神世界提供导引，正如我在本书《楔子》里道出的愿望：“对于你我而言，有启明的路标在前，想必也能真诚而踏实地走出属于自己的精神进步之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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