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一位在美国读大一的朋友的孩子在朋友圈发了一条动态，他选修的《中国政治》这门课，本学期写了三篇“paper”，分别是：1.论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消亡的理论正确性；2.论朝贡制度的起源——唐宋两朝的外交关系；3.论毛泽东思想中“阶级斗争”概念的演化。
写“paper”是美国等西方大学教育中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一个重要的教育手段。往往一个阶段课程结束，就会要求学生写一篇paper，表达自己的认知、看法与观点，用以考察其能否综合运用所学知识、方法与理论，组织并清晰表达观点。
以美国为代表，写paper的能力，应该是一个大学生最基本的学习能力训练，对如今的中国高校而言，可能有着尤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1999年的大扩招，让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快速走向普及化，伴随招生量的快速放大，教育质量也必然出现特定意义上的下降，即此时的大学生，不再是彼时的大学生了。
培养质量的下降，有各种原因，除了质量把关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大约是培养方式了。过去依靠高门槛选材，入学后更多依赖学生自我驱动；考核方式也基本沿袭中学的“上课—考试”模式。这套方式对选拔出来的精英问题不大，但对已大众化甚至普及化、资质与自控力普遍一般的学生群体而言，显然不再适用。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反思教育理念与教学方法、批评缺乏创新思维时，常以西方的翻转课堂、启发式教学为参照。但别忘了，这类教学方式的“标准配置”之一，就是与之配套的日常写 paper。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时代，大量知识储备不足、学习习惯不好，甚至不想学习的孩子进入高校，如何守住高等教育质量，可能是一个更为重要的战略问题。
2024年，浙大城市学院的蔡渊迪老师因所带的《古代汉语》等3门课，挂科率超过30%，被要求写说明、提整改。蔡老师把学校的要求和自己的说明都挂在了网上，并公开质疑：“我可以降低考试要求，但我们如何保障质量？”
是蔡老师水平低吗？显然不是。相反，他的水平得到了同学肯定，也多次受到学校奖励表彰。是考试难了吗？蔡老师也断然否定。他举例说，试卷里问《孔雀东南飞》的主人公分别是谁和谁，错误率超过50%。
前两年西安某高校的“按‘闹’给成绩”事件也很类似。一门课考试，72人中有38人不及格，于是十几个同学联名举报任课老师，还有家长托关系威逼利诱。最后学院安排补考，由其他老师命题、阅卷，不料还有一位同学考了56分，相关责任人竟手写说明，称可根据该生以往表现酌情加4分。
应该说，类似现象在地方高校并不鲜见。这两起事件之所以引发关注，只是因为当事人坚持原则，才把一个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揭开了：高等教育普及化之后，确实有一部分学生缺乏足够的学习能力。
1999年开始的大扩招，彻底改变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模式，高校由此进入狂飙模式。1998年，全国本专科招生总量108万人，1999年就增至160万人，一年增加52万人。这是一个什么概念？1990年到1998年，8年间才增长48万人。
到2024年，高校本专科招生总量1068.9万人。和1998年相比，增长了约10倍，研究生招生则增长约20倍。中国高等教育迅速跨过大众化，进入普及化。2024年毛入学率已经超过62%，2021年高考的录取比例达到了93%。近两年这一比例有所下降，本质还是统计口径发生了调整。
从录取分数上看，也足以说明问题。满分750分的情况下，2021年黑龙江本科（理科）最低线仅有280分。2025年多个省（市）本科（理科）最低线只有300余分。
在今天，考不上大学已经变成了一件很难的事。
在这种背景下，就必然带来一个严重问题：如何保障质量，尤其是如何让不愿意学习的孩子也愿意学，能毕业？
很多地方高校被迫采取“驱赶式”学习，即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比如要求学生必须坐在教室的前排，否则处罚；还有学校直接安排早自习、晚自习，几乎和中学无异；还有一些学校通过辅导员和家长群，随时通报学生挂科情况，避免家长追问“你怎么不早说”。外界常批评大学把大学生当中学生管，但很多时候，学校也是被现实逼出来的。
一些学校与老师被迫只能在教学与考试上放水。
原因也很简单。一旦学生不及格、拿不到毕业证，万一出现极端后果，学校和老师往往难以承受后续压力。
不仅仅是不及格，连作弊都不敢抓，否则也可能引发更大的麻烦。近年来，考试舞弊被监考老师抓包后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学校承受的舆论和现实压力都很大。
如果我们无法从严把控质量，不妨借鉴英国在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中的做法：荣誉毕业生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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