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有枇杷树，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矣。”写出这种神仙句子的人叫归有光，他少年成名，整个江南都知道这是个天才。
但他十四岁开始考科举，考到三十五岁才中举人，考到六十岁才中进士，他这一辈子的精力，绝大部分耗在了八股上。
他算幸运的，至少考上了。整个明清两朝，中进士的平均年龄在三十多岁，大量的人考到六七十岁，白发苍苍还要进考场。蒲松龄考了一辈子，到七十一岁才弄了个贡生，基本等于安慰奖。很多人临死前还在叫唤：“扶我起来，我还能考！”
问题是，所有人都看得到这幅景象。皇帝大臣看得到，考生自己也看得到。一个制度把天下最聪明的脑袋关在考场里磨一辈子，磨到头秃，磨到什么有用的事都没干，所有人都知道这里面有问题。
但没有任何人能改，一个所有人都看见了毛病的制度，为什么就是动不了？
科举之前的选官制度叫九品中正制，再往前是察举，说穿了就是地方大佬推荐人才，推来推去全是自己人。王谢这种顶级门阀垄断上升通道几百年，寒门子弟再有本事也只能给人当幕僚打下手。
隋文帝搞科举，本质上是皇权对门阀的一次抽老底，你不是靠家族荐举上位嘛，我直接开考试，全天下人来考，谁考得好谁当官，你家族的推荐权直接就废了。
科举在隋唐那个时代，是人类制度史上的伟大发明，它做到了一件之前没人做到的事，把选拔精英的标准从血统换成了考试成绩，至少在规则层面上，给了所有人一个看得见的上升通道。哪怕你家穷得揭不开锅，理论上你还是可以通过考试翻身，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是理论上。实际上明清两朝，进士群体里真正赤贫出身的凤毛麟角。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叙事。只要每一代都能出几个穷小子逆袭的典型，底层的不满就没法痛痛快快地发泄。你不满意你的处境？去考啊。考不上？说明你自己不够努力。
一个结构性的资源分配问题，就这样被翻译成了个体的努力问题。该找制度麻烦的愤怒，转头冲着四书五经去死磕了。
到明朝中期，全国各级在读的生员童生举人，加上准备考试的，保守算几十万人。这几十万人背后是供养他们读书的家庭，是围绕科举运转的私塾书院，刻书坊文具铺，是一整条产业链。几十万人的全部人生投资都押在了科举这一条路上，百万级别的人口被绑定在这个系统里。
这些人就是制度的人质，同时也是制度最坚定的捍卫者。
一个人考了二十年没中，你跟他说这条路有问题，他不会觉得你说得对。他会觉得你在否定他这二十年。承认制度有问题，等于承认自己浪费了一生。这个心理代价大到没有人扛得起，所以他只会更加坚定地相信，路没错，是我还不够努力，再考一次说不定就过了。
沉没成本一旦集体化，就变成了信仰。
通过科举当了官这些人，就是制度的直接受益者，同时也是政策的决策者。让受益者去改革让他们受益的制度，这在逻辑上就不成立。
底层考不上的人觉得是自己不行，顶层考上的人觉得制度好极了。
科举制度真正更深远的影响，是它重塑了中国人对知识本身的理解。
仔细想一个问题，科举考的是四书五经，标准答案是朱熹的注解。也就是说，知识在科举体系里，不是用来理解世界的工具，是用来通过考试的材料。知识的价值不取决于它能不能解释新现象，能不能解决新问题，取决于它离标准答案有多近。
当一个文明的精英群体花了上千年时间，训练“向后看找标准答案”这个思维模式，它对新事物的本能反应就不是好奇，是恐惧。因为新事物意味着没有标准答案，没有标准答案意味着我过去的训练全部失效。
科举不停地奖励在已知范围内做到极致的人，不停地惩罚跑到已知范围外面去探索的人。几十代人下来，等到十九世纪已知范围之外的世界闯进来时，突然整个精英阶层都给整不会了。
去看1840年以后那些奏折，那些大臣面对坚船利炮的第一反应不是去研究这东西怎么造的，是翻古书，找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情况，祖宗有没有留下什么应对的办法。（现在这种情况有点复苏，很多人动不动爱翻永乐大典，说里面啥都记载了）
科举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它让人看到一件事的完整生命周期。
诞生的时候，它是破局者，它打碎了门阀垄断，释放了被压了几百年的活力。但它自己成功之后，就开始长出保护自己的生态。底层被沉没成本绑定，顶层被既得利益绑定，中间被思维惯性绑定。一层一层裹上去，最后竟然谁都改变不了了。
蒲松龄考到七十一岁，归有光考到六十岁。你觉得他们不知道这条路有问题吗？他们当然知道，蒲松龄写了一辈子的鬼故事来骂这个制度。
蒲松龄骂了怎么着，他儿子还不是接着考，四个儿子全军覆没，都没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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