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在一个混沌世界里，找到属于你的叙事|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学术论文|法律|现代

来源 | STL中国法

作者 | 茅少伟，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助理教授

编者按：

《中国高级法律检索与写作》（简称“高法检”）是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的中国法必修课，也是一门实务导向的方法基础课。课程以案例为载体，通过法律检索与写作的综合训练，引导学生在材料、事实、规则与问题之间建立专业连接。

十年来，高法检陪伴一届又一届STL学生完成从知识学习到能力塑造的过渡：走进材料、探究事实、识别问题、展开论证。在法律职业不断变化、专业能力被重新定义的今天，这门课所坚持的训练仍有其朴素而重要的意义。课堂与作业的背后，是一代代STL学生共同经历的专业训练，也是属于这门课、属于STL中国法教育的一段共同记忆。

在一个混沌世界里，找到属于你的叙事

——2026年高法检课程结课寄语

茅少伟

北京大学国际法学院副院长、助理教授

一、法律与价值判断

特定法律制度，不过是“针对特定社会问题，运用特定法律技术，实现特定价值判断的一种处理方案”。与此相关的法学知识，甚至只是对这一处理方案的某一种解释结论。

因此，停留在结论或者“答案”层面去理解法律，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把视角往后推，回到“社会事实”“法律技术”和“价值判断”这三个维度，才能更好地把握法律问题的现实性、复杂性和可能性。

关于法律技术，这门课已经讲了很多。事实取向的方法，也是我们在 STL 特别强调的。最后，我想就很多同学困惑的价值判断问题，再讲几句。

法律离不开价值判断——法律其实就是一门试图更理性地处理价值判断的学科。那些看上去很严谨、概念化的法律结论，都包含了价值。不是说它一定包含了某个人的价值观，而是说，它必然带有价值取向。

一个完全冷酷的、不关心当事人、不关心法律后果的法官，只要他做出裁判，结论里一定包含价值判断；一个简单移植来的制度，只要它被写进中国法条、开始适用于中国社会，同样也包含价值判断。

所谓价值判断，实质就是一种利益分配方案，不仅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其他利益。相应地，它也会向社会释放一种“我们认为什么是正当的”信号。

二、现代社会的价值难题

这就涉及现代社会的一个巨大难题。

世界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工具化？很重要的原因，是人类需要确定性。工具理性能够提供确定性，因此所向披靡。依靠这样的确定性，我们做到了“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现代文明借此取得的成就，不得不说，非常惊人。

但另一方面，在传统的统一秩序逐渐消失之后，我们的价值判断也越来越个人化。“我喜欢”“你喜欢”似乎就足够了。你凭什么说我喜欢的东西不对、不“正当”呢？于是，价值理性的争议，就变得越来越多，也越来越难处理。

今年初去世的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最重要的努力之一，就是试图解决现代社会里“价值不可通约”（incommensurability of values）的问题。

他提出了“交往理性”/“商谈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ality）的概念。简单来说，人真正的理性，并不（只）体现在一个人可以单方面算计，而是（也）可以体现在人们如何一起讲道理；尽管人与人之间会有分歧，但人类的价值判断并非完全无法沟通。

很多问题，你问一百个人，未必会有一百种答案。真正能够成立、能够被持续讨论的观点，其实没有那么多。很多看法不会被认真提出，或者一提出来，很快就会被驳斥。

这说明什么？说明即使价值存在不可通约性，即使人们有不同的价值观，仍然存在可以沟通、可以商谈的空间。而商谈的前提是，你承认并尊重对方也是一个理性的人。

法治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在于，它要求我们始终站在同一个受限的“舞台”（a bounded arena）上，去探讨并解决问题。你可以代表原告或者被告，你可以支持不同处理方案，但你不能离开这个舞台。所以，动态意义上的法治过程，正是交往理性的体现。

我们既不能因为存在价值判断，就认为法律上的判断或者决定完全漫无边际、可以随意操作；也不能因此幻想，所有法律问题最终都能达成“共识”。有些问题，可能本来就不存在一个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

如果是哲学问题，既然没有共识，我们可以一直讨论下去。但对于法律问题，我们必须在有限时间里，把复杂争议转化为现实中的行动方案，变成可执行的决定。

法律人的工作，何其难也？不亦重乎？

三、理论和实务的TPLINK

由此可以说回我们的课程目标。高法检这门课，真的是学生痛苦，助教痛苦，老师也痛苦——如果只有痛苦、没有收获，那就没有意义。我们教了一学期法律论证，到头来，这门课是不是有必要存在，本身也需要一点“论证”（justification）。

为什么大家要一起花这么多时间，做一件这么痛苦的事情？

曾经流行过一个俏皮话，把北大和清华之间的“相爱相杀”叫做TP-Link——T 是清华（Tsinghua），P 是北大（Peking）。

这门课想做的事情，也是一种 TP-Link：T是理论（Theory），P是实践（Practice）。

法学院的教学向来重视理论。问题是，很多时候，我们教的是未经实践检验的理论，是舶来的理论，是空转的理论，是只在“理论世界”里有用的理论。过去因为就业市场好，这种低效率、低相关性的教学方式能够长期持续。学生也接受这样的学习方式，因为学习负担相对较轻。

与此同时，法律实务工作长期得不到好的理论滋养。中国的法律实务这些年当然进步很大，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法官、律师、法务，但法律服务的整体水平仍然不算很高。

外在的原因，是中国的法律环境确实极为复杂。从法条到案例的“关键一跃”，不只是方法问题、理论问题，更面临现实约束，与法律机构的组织及运行、公众与政府的法律意识等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一个好的法律方案，要真正落地有时非常困难。

内在的原因，还是法律人的专业能力不足、职业操守不足，没有机会受过足够好的专业训练。

我们想做的工作，就是把理论与实践重新连接起来。理论必须经过案例和实践的检验；而实践要能够出“真知”，也需要经过方法的提纯与理论的反思。否则，一个水平很差的医生干了五十年，可能只是一个干了五十年的庸医。实践本身并不会自动产生智慧。

这也是为什么课程会大量使用真实案例，而不是凭空构造问题。只有经过事实的检验，你才会知道那些理论到底靠不靠谱，那些法条到底好不好用，你学到的知识到底是不是足够扎实、足够灵活，能不能应对这些真实的问题。

反过来，我们也希望通过理论来检验实务，看看实务目前所达到的状态是不是足够好？无论是作为法官、律师，还是立法工作者，我们能不能把法治的水平往前提升一点点？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动力，没有这样一种精神，那我们的法律职业还剩下什么呢？

四、AI时代与“保守”的一代

在学校里，通过课程训练理论与实践的连接，有天生的缺陷，也有特别的优势。缺陷主要在于“亲历性”不足，材料多数是二手的，立场是没有“实感”的。优势则是可以在高度“受控”的情境下，以更高的效率对核心专业技能做更完整的训练。

好的训练，需要有足够的“质”（深度）和“量”（广度）。这需要我们对训练目标有很强的信念，从而愿意忍受（endure）一个充满心智挑战的训练过程。在二年级上这门课，确实有点“揠苗助长”——这也是很多痛苦的来源。

在近几年的课程中，还有两个新现象值得关注。

第一个现象，当然是 AI 的冲击。对于求解答案的法律工作来说，AI工具的发展不仅改变了获取材料的方式（法律检索），甚至可以直接供给打开问题的思路乃至答案本身（法律论证）。在“答案”唾手可得时，谁能忍住不去“参考”呢？然而，作为专业人士，我们的工作不仅在于获取一个答案，还需要评估不同的答案，并结合其他信息，在特定约束条件下，做出决断。这样的评估能力如何培养？判断力从哪里来？无论是兴奋也好，焦虑也罢，我们都不得不思考：法学教育、法律职业到底应该如何回应 AI时代？

第二个现象，则是很多同学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保守”倾向。

大部分同学还没有真正从事过实务工作，或者虽然接触过一点实务，也只是接触了一小部分律师、一小部分法官、一小部分机构，却已然形成了一种非常保守的观念，对新的方案、新的方法、新的解释可能性，表现出非常谨慎甚至抗拒的态度。

实务工作当然需要“务实”，但务实并不天然意味着保守。

后来我逐渐理解，这种保守，包括方法论上的保守和价值观上的保守，本质上反映了一种对风险的厌恶以及对确定性的强烈渴求。影响这种心态的，显然不只是法律市场的变化，也包括生活世界的变化。

我们生活在一个越来越缺乏“确定叙事”的时代。

曾经有过一个时代，大家都能收获“稳稳的幸福”吗？很难说。但是，过去几十年，尽管风云变幻，就很多具体人生路径而言，确实有过更强的确定感。比如，如果想当律师，可以去哪些律所，多少年后会成为合伙人，几乎是一条可以预见的人生路径。当然也会有变化，也会有压力、困难，但总体趋势是清晰的。人们普遍相信：未来会更好。

现在，未必是变化更快了，而是变化本身的方向不再确定了。新一代人走上社会的舞台，猛然发现：“演员”已就位，“剧本”却模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