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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哈尔滨工程大学（以下简称“哈工程”）与西北大学相继成立钱学森学院，为我国高等教育拔尖创新人才培养铺路架桥。
1955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回应“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时，留下“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的经典回答。2005年，他又提出“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的世纪之问。从回答“能不能”到追问“为什么”，如今，这些以钱学森命名的学院，正试图把追问变成答卷。
对接国家战略需求
近年来，钱学森学院的落地节奏明显加快，其办学主体也从综合性大学、行业特色高校，延伸至民办本科院校，布局渐次铺开。2016年，西安交通大学（以下简称“西安交大”）率先成立全国首个钱学森学院，2017年南京理工大学跟进设立，此后几年间，南昌理工学院、武汉生物工程学院等民办高校加入。前不久，哈工程与西北大学相继揭牌成立钱学森学院。
作为“国防七子”之一，哈工程在船舶、核能等领域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该校钱学森学院下设原子能技术、海空动力、跨域航行器、水下智控、深海水声、极地技术6个方向的钱学森班，每班每年招收30人。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教育研究所所长张鹤认为，这源于哈工程所面向的关键领域对高层次人才的迫切需求。
西北大学则选择了另一种路径。西北大学是一所文理基础深厚的“双一流”建设高校，该校钱学森学院首批设立“AI+物质科学”、数字人文、具身智能3个方向，并与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等5家单位签约，搭建“高校课堂教学—科研院所攻关—产业企业转化”的育人闭环。
张鹤认为，西北大学物理、考古、历史等传统基础学科实力突出，但学科之间相对封闭；计算机、人工智能等新兴学科发展迅猛，但容易脱离具体应用场景。“一个缺技术入口，一个缺价值锚点。”他分析道，如今，学校借助人工智能打通不同学科，目的在于培养能将技术嵌入复杂现实场景的复合型人才。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完善拔尖创新人才发现和培养机制。在战略急需和新兴领域，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张鹤表示：“哈工程与西北大学的专业路径虽不相同，但共同点在于，都在尝试将拔尖人才培养与国家战略需求、科技前沿和产业发展更加紧密地对接。”
育人模式各具特色
钱学森学院如何育人？两所新学院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哈工程的培养逻辑紧紧围绕“工程实战”展开。该校6个钱学森班实行本博融通培养。这些班级由学校高层次人才担任班主任，兼聘多家行业领军企业的工程师和科学家组成企业导师组，实行校企双导师制。张鹤认为，传统分段式培养往往切碎了人才成长曲线；本博融通和校企双导师制的设计，本质是把课程、实验、工程项目、国家任务和企业工程实践串联成一条完整通道，为国家输送具有“工程总师潜质”的领军人才。
“让学生置身于真实的科研场景中。”哈工程校长殷敬伟表示，学校将依托全国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重大工程积累，打造“真刀真枪”的实践平台。
西北大学走的则是“交叉”路线。学校构建“1+2+N”学科架构——以物理学这一核心基础学科固本培元，以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两个拓展学科对标前沿，并围绕多个交叉方向开展培养工作。学院成立大会上，钱学森之子、名誉院长钱永刚表示，钱学森育人思想的核心要义之一，正是打破学科壁垒、推动文理交融。
理念如何落地？以西北大学钱学森学院数字人文方向为例，学院整合计算机、人工智能、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资源，由各院系骨干教师组建联合教研团队，一体化设计交叉课程。
“学生从大一上学期起便进入科研实践。”西北大学钱学森学院院长李辉介绍，数字人文方向围绕陕西地方志文献完成文本数据挖掘，“AI+物质科学”方向依托开源AI工具开展晶体结构智能预测，具身智能方向则组织学生完成小型循迹机器人的组装调试。同时，学院还推行“2+2+2”本研一体化培养模式，配套双导师制和主辅修双学位机制，学生可以跨学科、跨领域选课。
放眼全国，其他几所钱学森学院同样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培养路径。西安交大覆盖范围最广，涵盖理、工、医、交叉学科，设立17类（模块）试验班。学院常务副院长杨森介绍，学院首创“两阶段四模块”人才选拔模式，形成了“重基础、重科研、重个性、国际化、以立德树人为中心”的培养模式。
南京理工大学则将学院和信息与控制等王牌学科专业深度绑定，设立由院士团队指导的“鼎新创新人才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制造等未来方向。
“打破传统专业壁垒，让学生更早进入科研和工程一线，并通过贯通培养拉长成长周期。”张鹤分析道，这些钱学森学院的探索虽各有侧重，但它们都以相对集中的“特区”方式开展人才培养改革，为更大范围的本科教育改革积累经验。
转向系统能力培养
将钱学森学院的探索置于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宏观脉络中，其意义更为凸显。
2009年，“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以下简称“拔尖计划1.0”）启动，并在20所高校试点；2018年，“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以下简称“拔尖计划2.0”）实施。如今，该计划已拓展至77所高校、288个基地。无论是国家层面的拔尖计划，还是高校以钱学森学院为载体开展的探索，始终指向同一个命题：如何培养能够引领科技创新、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顶尖人才。
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卜尚聪，对全国高水平大学拔尖计划学生开展调查，系统比较拔尖计划两个阶段的选育效果。
研究发现，拔尖计划在吸引优质生源、提供充足资源、促进学生发展方面成效初现。从“拔尖计划1.0”到“拔尖计划2.0”，学生在文化素养、协作能力和科学志向方面的增值显著提升；培养环境也更加制度化，教师支持、实验条件、科研机会等评分均有提高；毕业生国内深造比例从不足24%增至55%以上。
这反映出我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的潜力正在释放，也为钱学森学院等新型拔尖人才培养平台的建设提供了经验参照。
张鹤认为，钱学森学院充分彰显了其作为“制度试验田”的价值：先行探索跨领域项目课程设计、评价改革、产教协同等举措，形成成熟经验后反哺全校。值得推广的不是小班教学、导师结对指导这类表层形式，而是三项核心机制：课程平台的可复制移植机制、弹性评价改革范式、标准化产教协同操作手册。
在张鹤看来，对“钱学森之问”最可取的回应，是推动人才培养机制从“分数选拔”，走向对“系统能力、工程思维与研究实践”的系统化培养与组织化运作。
“要把学院筹建规划和育人方案落到实处、抓出成效。”在西北大学钱学森学院成立大会上，钱永刚如是说。如今，越来越多的高校正在把对“钱学森之问”的回应，从理念转化为制度，从个案沉淀为经验，以务实举措回应中国高等教育面临的时代之问。（记者 王禹涵）
来源丨《科技日报》2026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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