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数学家王虹在美国费城获得2026年菲尔兹奖时，远在英国的朱雯琪第一时间收到了内部消息，兴奋得振臂高呼，称之为“历史性的时刻”。
朱雯琪今年刚从牛津大学数学系博士毕业，作为同一专业的学者，她感慨万千。在她看来，女性进入顶尖数学研究领域的这扇门才刚刚打开，即便是以数学专业著称的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直到1988年才迎来了第一批女学生。
而王虹从深入数学研究到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第三位女性得主、第一位华人女性得主，不过10来年时间。
而同样作为学数学的女性，朱雯琪第一次上热搜，始于她分享自己“以牛津大学年级第一的成绩从数学建模专业硕士毕业”这件事。因形象气质与网友对“数学学者”的想象不相符，她被质疑，被网暴，被讥讽为“学术媛”，甚至有微博大V给她出题“考考你”。
朱雯琪对此毫不退避，接过题就做，很快给出了答案。她还录了一些“自证视频”，大学两年的手写笔记堆起来比她的体重还重——“不然我的年级第一是靠祈祷得来的吗？”
在数学上，她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努力。别人在大学选8门课，她就选16门；老师说只需要做5道题，她就把所有题都做完。
她喜欢用“蹬”这个字眼来形容做数学题的状态，仿佛在山路上奋力爬坡，需要全神贯注、坚持不懈才能完成。一旦松懈或停止，就会从这段无尽的山路上滑落。
如今，她每天早上四五点起床，不开手机，一直工作到下午两点才打开手机处理信息。她笃信注意力是现代社会唯一的货币，对时间的控制像做数学题一样精准。比如，在采访过程中，她会友善地提醒我，她在英国时间11点要去上课，我还有10分钟采访时间，建议先问重要的问题。时间一到，她马上结束了谈话，匆匆赶往课堂。
我很好奇，在大学普遍弥漫着内卷、孤独和优绩主义的当下，朱雯琪为何能始终保持一种昂扬快乐的姿态，完全沉浸在学术中？念数学，会有感到“discouraged”（泄气、灰心）的时刻吗？
被退学的天才少女
朱雯琪从来不是标准意义上的“别人家的孩子”。
在小学时代，朱雯琪是一个让校长头疼的差生。她小时候有鼻炎，常常缺勤，同学因此喜欢嘲笑她，她就给校长写投诉信。她成绩也不好，最糟糕的时候，英语考36分，数学考45分。但她天天追着老师问稀奇古怪的问题，比如“+4开根号是±2，-4开根号是多少”。
校长跟朱雯琪的母亲抱怨，觉得孩子淘气，不听管教。母亲听了很生气，觉得这不是她想要的教育，很快就给四年级的女儿办了退学手续。
这是一个勇敢且有些武断的决定。于是，在10岁那年，朱雯琪回到家中，由妈妈亲自教学。很长一段时间里，朱雯琪在家里把妈妈叫作“老师”。妈妈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毕业生，16岁上大学，毕业后当过几年教师。爸爸是人工智能方向的博士，也没有反对这个教育方针，偶尔还会推演一些深奥的数学定理给女儿看着玩。
小时候的朱雯琪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命运的转折点，直到后来发现，自己因为没有小学毕业证，被多所初中拒收。不过，母亲的思维很超前，她觉得学历不重要，无论将来是做一个文员还是卖报纸或卖咖啡的，学会获取知识的思维，就没有问题。
这个homeschool模式持续两年，在这期间，朱雯琪修完了6年的课程。12岁时，她直升深圳一所国际高中，15岁时又决定考牛津大学。妈妈不想让女儿远赴牛津面试，虽然妈妈觉得知识很重要，但她对文凭的追求近于零，担心女儿年纪太小，独自去面试压力太大。
朱雯琪还是坚决要考，最终她说服了妈妈，在16岁那年考取牛津大学数学系。但她在家里从未因此被称为“天才少女”，“我在我们家是最笨的。”朱雯琪笑称。
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也只有一个：简单。“数学只要一张纸、一支笔，我在宿舍就能做，躺着也能做，坐着也能做。”朱雯琪不想做物理或化学实验，也不想写文科类冗长的论文，觉得数学最合适自己。
但这个阶段的朱雯琪，从未意识到自己喜欢数学，因为妈妈在教她的过程中，从不说什么是数学。“比如在家里吃冰激凌，我说我很想吃，她给我吃了一个，又拿出第二个说‘你还想吃吗’，我说有点不想吃。然后她再给我第三个，我说我要吐了，不要吃了。妈妈说，把吃这三个冰激凌的快乐程度连成一个曲线，就会发现是单调递减的，这就是‘边际递减效应’。”
朱雯琪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母亲的教育就奇妙在此，她会把等公交车、算运气、砍价等现实生活里的事情，灵活地融入数学当中。
“不是所有事都跟数学一样”
进入牛津大学后，朱雯琪度过了最快乐的四年。牛津大学很开放，没有人把她当一个亚洲小女孩看，她在本科阶段做了学联主席，组建了乐队，觉得自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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