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
《生死韧性：今天如何读余华》
刘勇 李春雨 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一个个真实的故事，不仅使余华对于人到底是什么以及什么叫作“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有了深刻的理解，也启发了他如何在艺术的创作中向读者传达他自己对于“人是什么”这个问题的理解，这才有了《现实一种》《在细雨中呼喊》《许三观卖血记》等经典作品的问世。
在《现实一种》里，余华通过对儿童皮皮的描写，深刻地向读者展现了人原始的“利我”本性。小说中山岗的儿子皮皮，一个四岁的小孩，还处在一种懵懂无知的状态。有一次，他看到躺在摇篮里的堂弟脸像棉花糖似的非常松软，便忍不住捏了堂弟的脸一下，结果堂弟就哭了起来。堂弟的哭声让四岁的皮皮非常开心，于是他就打了堂弟一个耳光。为了能够不断地听到堂弟的哭喊声，皮皮就不断地打小婴儿的耳光。有的时候堂弟哭声不够“动人”，皮皮就卡着堂弟的喉咙，逼迫堂弟发出哭声。有一天，皮皮心血来潮，带堂弟出去晒太阳。因为堂弟还不会走路，所以皮皮只能抱着他。走到屋外，堂弟为别人家烧煤的浓烟所吸引，看到浓烟之后高兴得哇哇大叫。皮皮对浓烟并不感兴趣，却对屋顶上叽叽喳喳叫着的麻雀非常感兴趣。为了使自己能够更加轻松，他毫不犹豫地松开了抱着堂弟的手，堂弟摔死了。从皮皮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人原始的“利我”本性，而这也是暴力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如果说在《现实一种》中余华向我们展现的是人的“利我”本性，那么在《我没有自己的名字》中，余华则让我们看到了人的“兽性”。小说中的“我”是一个傻子，靠给人送煤来维持生活。“我”本来有一个名字，叫作来发，但是镇上的人都不把“我”当成人来对待，而是当作一个畜生或是“非人”的存在，所以“我”就逐渐没有了名字。不论是老的、少的男人，都可以嘲笑“我”，并且自称是“我”的爹。除了“喂”叫得最多之外，镇上的人还叫过“我”“老狗”和“瘦猪”等。不管人们怎么叫，“我”都会答应。有一次，镇上的许阿三等人捏着又瘦又小的黄狗的脖子，把狗送到“我”的面前侮辱“我”，说要将这只小黄狗嫁给“我”，完全不把“我”当作人。
不仅如此，这些人还把和“我”相依为命的小黄狗掐死，并准备把它炖了，吃掉它。小说的最后写道：“我一个人想了很久，我知道是我自己把狗害死的，是我自己把它从许阿三的床底下叫出来的，它被他们勒死了。他们叫了我几声来发，叫得我心里咚咚跳，我就把狗从床底下叫出来了。想到这里，我摇起了头，我摇了很长时间的头，摇完了头，我对自己说：以后谁叫我来发，我都不会答应了。”这段话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悲剧，更将人的“兽性”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的面前。
还有《兄弟》，这部小说用喜剧的方式讲述了人们在金钱和人性陷阱里的挣扎，展现了社会转型中人性的本质。小说中的宋钢，为了满足自己对金钱的欲望，不仅南下卖假的男性保健药，还和骗子一起推销别的产品。最后，他为了做生意，甚至还做了隆胸手术。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满足他的金钱欲，为了他的发财梦。除此之外，李光头在厕所里偷窥的事件也展现了人的欲望。值得一提的是，有一位法国女记者在一次访问中提到李光头的偷窥故事，并向余华谈起法国男人如何在厕所里偷窥。余华询问女记者为什么法国男人会去厕所偷窥，这位记者回答道：“这是你们男人的本性。”女记者的回答说明了无论在哪个国家，人性都是相通的。当然，这也说明余华对人性的阐释具有世界性的价值与意义，这既是余华作品的经典所在，也是我们今天阅读余华的意义所在。人既有“利我”的本性与反抗的一面，也不乏单纯、善良的一面，而这正是人性的复杂之处。
在一次访谈中，余华曾提及关于人的单纯与力量的看法，并提到一个故事带给他的震撼：……讲到一个人，有非常多的财产，有一天这个人突发奇想，带着全家人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把自己的全部家产托付给了一个他最信任的仆人。他在外面生活了二十年之后，他老了，想回家了，就派一个仆人回去，告诉原来那个管理他家产的仆人，说主人要回来了，结果报信的仆人被毒打了一顿，让他回去告诉主人不要回来。可是主人不相信这个结果，他认为自己不应该派一个不够伶俐的人去报信，于是就派另一个仆人回去，这一次报信的仆人被杀了。他仍然不去想从前的仆人是不是已经背叛他了，他把自己最疼爱的小儿子派去了，可是儿子也被杀害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过去的仆人已经背叛他了。这个人向我们展示的不是他的愚笨，而是人的力量。他前面根本不去考虑别人是否会背叛自己，人到了这样单纯的时候，其实是最有力量的时候。
一个故事让余华感受到了什么叫作人的力量——人单纯时候的力量。在《我胆小如鼠》《我没有自己的名字》《活着》《兄弟》等作品中，余华也充分展现了这一点。例如，在小说《我胆小如鼠》中，主人公杨高和前面故事里的人一样，极其单纯，并且非常信任他人。杨高的母亲经常在别人的面前夸赞他，说：“我们家的杨高是最老实巴交的，他听话，勤快，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他从来不到外面去闯祸，从来不和别人打架，就是骂人的话，我也从来没听到过……”因为单纯，杨高从来都循规蹈矩，每天上班从不迟到早退，严格按照工厂规定上下班。为此，其他经常上班迟到、下班早退的同事还笑话他。别人觉得他是因为胆小才准时上下班，他自己却觉得他不是胆小，而是老实巴交。吕前进和杨高同一时间进的工厂，但是吕前进的工资一直在涨，杨高的工资却还一直停留在原地。
有一次，吕前进问杨高是不是因为胆小不敢找厂长说涨工资的事情，杨高却说：“我不去找厂长，不是因为我胆小，我是觉得自己挣的工资够用了，所以我不怕自己的工资比你少。”
再如《兄弟》，小说不仅展现了人性的丑陋，更向读者展现了人性的单纯与善良。《兄弟》中的宋凡平，他虽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却仍然保有一份善良。在李兰因丈夫不幸身亡而抑郁寡欢的时候，是他告诉李兰抬起头来，帮助李兰重拾信心；因为和李兰结婚，他被人嘲笑，原以为他会抬不起头，但没想到在婚礼的第二天，他就带着李兰和全家人一起逛街，而且碰到认识的人就跟人家大声打招呼，向人介绍说“这是我妻子”“这两个都是我儿子”；被批斗之后，他仍然能够笑着为孩子做饭，带孩子出去玩耍。“宋凡平是一个快乐的人，他被人揍得鼻青脸肿，他一笑就会满脸疼痛，可他仍然哈哈大笑。”这是对宋凡平最准确的概括。通过宋凡平这个人物，余华向我们展现了什么叫作“我只知道人是什么”，什么是暴力世界里的善良。正如余华说的：“在暴行施虐之时，人性的光芒总会脱颖而出，虽然有时看上去是微弱的，实质却无比强大。”
还有小说里的苏妈和陶青。当宋凡平不幸在汽车站死亡时，苏妈毫不犹豫地站出来，拉出了自己的板车，帮宋凡平收尸。陶青不仅把去世了的宋凡平拉回了家，而且默默帮助宋钢、李光头两兄弟，让两兄弟有事就去红旗巷找他。宋凡平、苏妈和陶青等人物，让我们看到了人性深处的善良，看到了没有泯灭的悲悯之心。
不论是描写人性的欲望，还是展现人性的善良，余华为的都是展现人性的复杂，努力让自己的作品更加接近于真实——一种精神、意志的真实。
2021年，时隔八年，余华发表了新作《文城》，这部作品发表之后便受到了广泛关注，入选《当代》长篇论坛2021年度长篇五佳、2021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等多个排行榜的榜单。余华新作之所以广受好评，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语言和想象力，更主要的是它又一次展现了余华对“人”的叩问。
《文城》这部新作充满了一种虚无缥缈、动人心魄的诗意。尤其是小说的名字“文城”，这个名字在小说出版以后引发了读者的广泛讨论。其实，小说的名字原本不叫“文城”，而是叫“南方往事”。在写作的过程中，余华一直觉得“南方往事”这个题目不够贴切，于是便和妻子商量。后来，在妻子的建议下，小说的名字定为“文城”。“文城”这个题目就是一个更开放、更虚无的题目。余华之所以将小说的题目定为“文城”，就是想告诉读者这个“城”是不存在的，给人一种虚无缥缈的诗感。整部小说都是围绕着这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文城”而展开的。小说中，有一天，一男一女来到林祥福家，自称为兄妹，男的叫阿强，女的叫纪小美，来自文城，准备前往京城投靠在恭亲王府上班的姨父，想在林祥福家借宿。没想到这就是一个骗局，两人也根本不是兄妹。后来，林祥福和纪小美结了婚，妻子纪小美两次离开他。在妻子离开他之后，主人公林祥福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妻子纪小美随口编造的虚构之地“文城”，没有人明白他为什么找一个完全不存在的地方，甚至林祥福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一定要找到这个地方。可以说，林祥福不像是主动要去寻找“文城”，而像是被某种东西牵引着、诱动着去寻找。此外，“文城”到底在哪里？阿强和纪小美为什么要编造“文城”这个地方呢？仅仅是为了偷走林祥福家的金条吗？如果不是，那又是为什么呢？可以说，正是这一系列问题赋予了整部作品一种捉摸不定的诗意。
“文城”更像是一则生命的寓言，是由想象补缀而成的精神乌托邦，它预示着人们永远实现不了的理想不过是一种海市蜃楼。《文城》主人公林祥福终其一生都在寻找妻子纪小美随口编造的虚构之地“文城”的故事，一是喻示了人生是一场无尽无望的等待，体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莫过于虚无和徒劳。
二是表明人在乱世之中，谁都无法独善其身。即使林祥福没有离开北方来到南方，他也不可能过上安稳的日子。三是反映了人性中的真、善、美。小说主人公林祥福是一个重情重义、善到极致的人物，好心收留阿强和纪小美，给很多人免费修理门窗，孤身一人拿着赎金去救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可以说，“文城”这座城象征着人性的美好，告诉人们人性中的真、善、美会在中华大地上永远传承下去。《文城》反映了人世间最重要的主题——信、守、爱、仁、义，体现了余华对人的关怀。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杨庆祥教授非常看好《文城》，一开始在听到“南方往事”和“文城”这两个书名的时候，以为“南方往事”名字会很“虚”，“文城”则更偏向于现实。但在读完《文城》之后，他发现“文城”这个书名更“虚”，更适合这部新作。
杨庆祥曾在《〈文城〉的文化想象和历史曲线》一文中评价道：“‘文城’作为一个虚化的地名，承载着主人公的希望和信念，以此余华扩大了他写作的地理，由北及南，又由南向北，其内在精神的指向，却是超越了地域的一种民族共同性：坚韧、信守、重义、互助。这是《文城》的隐喻，也是一种文化生生不息的秘密。”《文城》出版以后，很多出版方将《文城》和《活着》进行比较，将小说的主人公林祥福与福贵进行对比，认为两位主人公的命运具有一致性。在余华看来，《文城》和《活着》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小说，不能进行简单的对比，《文城》更像是一部区别于写实作品的戏剧性传奇小说。他在接受“澎湃新闻”、《南方周末》、《新民周刊》等媒体采访时多次强调：“《文城》的叙事立场与《活着》不一样。
《活着》是写实主义的叙述，《文城》是借助了传奇小说叙述方式，它的叙述是戏剧性的。”其实，余华早期写武侠小说、侦探小说和才子佳人小说的时候就已经想过要创作一部传奇小说，但是后来放弃了。直到《文城》创作之初和修改的时候，余华才渐渐意识到这部新作中的很多人物都充满戏剧性的色彩，这就是他想创作的传奇小说。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文城》作为余华时隔八年的新作，与小说《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的故事有相似之处。主人公林祥福和《活着》的主人公福贵一样都经历了很多苦难，他五岁失去了父亲，十九岁失去了母亲，和纪小美结婚后被妻子卷走了大部分财产。妻子纪小美发现自己怀孕后，回到了他的身边，之后生下了女儿。好不容易以为自己的幸福生活开始了，纪小美又一次消失不见。林祥福只好带着女儿开启了寻妻之路，找妻子纪小美随口编造的虚构之地“文城”。不仅是林祥福，小说中的其他人物也有不幸的经历。
例如林祥福的合作伙伴陈永良，因为连年干旱，不得不带着妻儿背井离乡，逃到较为富裕的溪镇；陈永良的儿子陈耀武一开始不幸少了一只耳朵，后来又被别人骗到国外做劳工。再如溪镇商会会长顾益民，好不容易才被人救出险境，儿子也可以说是杳无音讯。必须指出的是，虽然《文城》的人物设定与余华以往作品中的人物存在相通的地方，但也正是这种“重复”凸显了余华作品的可贵和魅力，体现了余华从始至终对“人”的关心和对“生命”的叩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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