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城里，一位开国上将，说不见就不见了。
这事儿发生在1958年。
陈士榘，肩上扛着金灿灿上将星星的工程兵司令员，正当壮年，突然就从所有人的视野里消失了。
没开会，没视察，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去了哪儿。
这一没影儿，就是整整六年。
直到1964年冬天，北京站台接回来一个头发全白、走路都得人扶着的老头儿。
警卫员不说，谁能认出这就是当年那个叱咤风云的陈士榘。
六年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能把一个铁打的将军熬成这个样子？
这背后藏着的是当年国家最顶级的秘密。
故事得从1958年那个节骨眼上说起。
那会儿，新中国正憋着一口气。
原先说好手把手教我们搞原子弹的“老大哥”苏联，一夜之间翻了脸，专家、图纸全卷铺盖走人，扔下一堆烂摊子。
那边，美国人的核潜艇在我们家门口晃悠，核讹诈跟家常便饭一样。
没那玩意儿，腰杆子就挺不直，说话没分量。
中南海下了死决心：别人不给，我们自己砸锅卖铁也得搞出来！
可原子弹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有的，你得有个地方试验吧？
这地方不能随便找，得是鸟不拉屎、几百年都没人烟的绝地。
找地方、建基地的任务，得找个最靠谱的人。
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把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叫到了办公室，屋里气氛跟结了冰似的。
彭德怀没绕弯子，指着地图上的西北角，话砸在桌上：“主席点了你的将。
去戈壁滩，给国家建个‘窝’，一个能下‘蛋’（原子弹）的窝。
没得商量，必须办到！”
为啥非得是陈士-榘？
打仗猛的人多的是，但陈士-榘有个别人没有的绝活儿——“设营司令”。
淮海战役那会儿，几十万大军的吃喝拉撒、工事营地，都是他带着工程兵像变戏法一样弄出来的。
让他去建一个前所未有的核基地，等于让最会盖房子的木匠去造紫禁城，找对人了。
陈士榘心里跟明镜似的，这趟差事，不是去带兵打仗，是去跟老天爷和荒漠玩命。
他没二话，就回了句：“保证完成任务！”
当天晚上回家，老婆范淑琴看他脸色不对，问他怎么了。
他憋了半天，就说了一句：“我要去个很远的地方，很久都回不来。
别问我去哪，也别等我的信。”
这句话，成了他们夫妻俩接下来六年唯一的念想。
第二天一早，陈士榘就走了。
他兜里揣着的，就一张标着“绝密”的草图，目的地——罗布泊，一片连地图上都光秃秃的地方。
飞机飞过祁连山，底下就是一望无际的黄沙。
古人管那地方叫“死亡之海”，不是没道理的。
陈士榘看着窗外，他知道，他要带十万工程兵，在这片连草都活不成的土地上，给共和国建起最硬的盾牌。
这哪是搞工程，这就是一场不流血的战争。
命令一下，十万大军打着“地质勘探”的幌子，火车、汽车、毛驴车，浩浩荡荡开进了罗布泊的肚子。
迎接他们的，是零下三十多度的冰窟窿和刮起来能把人埋了的沙尘暴。
没地方住，就往地下挖坑，一家伙睡几十号人，管那叫“地窝子”。
没菜吃，就拿盐水煮黄豆，一吃就是几个月。
最要命的是没水，喝的水得去上百里外的咸水湖里凿冰，拉回来化了喝，又苦又涩。
陈士榘作为总指挥，没搞任何特殊。
给他搭的帐篷，他不住，非要跟战士们一起挤在“地窝子”里。
白天，他戴着个破草帽，拿着罗盘和图纸，靠两条腿在戈壁滩上走，一步一步地量，给原子弹爆炸的中心点——爆心，找最准的位置。
那地方风沙大，一天下来，嘴里、鼻子里、耳朵里全是沙子。
晚上，就在昏暗的马灯底下，跟技术员们摊开图纸吵，一吵就到天亮。
有一回，他的吉普车陷进了沙子里。
天冷得能把人冻成冰棍，陈士-榘二话不说，脱下自己身上那件厚棉大衣就往车轮底下塞。
将军都这样了，其他人还有什么好说的，一个个都把自己的棉衣脱下来垫车轮。
等车弄出来，陈士-榘胡子眉毛上挂满了冰碴子，嘴唇发紫，冻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他用行动告诉这十万人，在这儿，没有官大官小，只有一帮给国家卖命的兄弟。
最狠的考验，还不是这些。
是那个看不见、摸不着，却能要人命的玩意儿——核辐射。
基地主体工程差不多完事，到了关键设备调试阶段，陈士-榘亲自坐镇主控室。
为保证数据不出岔子，他三天三夜没合眼，眼睛熬得通红。
就在最后关头，他突然觉得天旋地转，脑袋跟针扎一样疼，扶着墙就吐了。
这是身体在报警，是长期在辐射环境下扛不住了。
警卫员吓坏了，哭着让他赶紧撤出去休息。
他一把推开警卫员，吼得嗓子都哑了：“这是最后一道坎，我能走？
老子就算死，也得死在这岗位上！”
他这一扛，换来了最关键的数据。
但从那以后，严重的放射病就在他身体里扎了根，这病痛折磨了他后半辈子。
就这样，六年。
陈士-榘和他的十万大军，就像被扔进沙漠里的沙子，无声无息。
家里人什么都不知道，只能偶尔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两句豆腐块大的新闻。
1960年，中国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报纸上就一句话：“向某试验基地的全体指战员致敬。”
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升起了一朵巨大的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炸响了。
全世界都惊了。
新闻里，只提到了“无名的英雄们”。
在北京，范淑琴看到这几个字，眼泪一下就下来了。
她知道，她的丈夫，就在这群“无名英雄”里。
任务干完了，陈士榘才被准许回北京。
回来的时候，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北京火车站冷冷清清。
六年，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戈壁滩的风沙把一个上将的黑发吹成了白雪，也把他的腰杆压弯了。
1965年春节，毛主席在中南海请他吃饭，紧紧握着他的手，乐呵呵地说：“士榘同志，你辛苦了！
你们把窝搭好了，科学家们把蛋下出来了。
这下好，该轮到美国人睡不着觉了！”
这句大白话，比任何勋章都重。
后来，陈士榘继续在工程兵的岗位上忙碌，但关于罗布泊的六年，他一个字都没跟任何人提过，包括自己的老婆孩子。
直到他晚年病重，护士整理他的遗物时，才在他贴身口袋里，找到一张被汗水浸透、已经发黄的纸条。
纸条上，只有一串颤抖的笔迹写下的数字：“马兰基地坐标：东经86°40'，北纬42°30'”。
他去世后，儿子陈人康面对人们的追问，只重复了一句父亲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干惊天动地的事，做隐姓埋名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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