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八年春天，天津和平区派出所的民警收到一封老百姓的举报信，这封匿名信的字写得很端正，内容却有些特别。 信里说，管片里那个“祁氏酱园”的老板祁文山，平时生活习惯和普通老百姓不一样。他常常穿一件旧西装，店铺晚上总有人进进出出。他家里的开销，怎么看也不像是个小生意人。
在那个特殊时期，任何一点不寻常的细节都会引起注意。这封信随后被放进了需要仔细调查的卷宗里。没有人想到，对这封普通举报信的追查，竟会把一段隐藏了近三十年的往事引出来。
在邻居眼中，祁文山是个和气但有点特别的老板。他的酱菜铺门面不大，开在和平区一条小街上。他每天总是收拾得干净整齐，哪怕是一件洗得发白的西装外套，走在满是蓝灰制服的人群里，也挺显眼。
白天店里客人不多。但邻居们发现，来找祁老板的人，模样各式各样。有时是拎着菜篮子的老熟人，有时是穿着体面、说话低声的生面孔。更让大家在背后议论的是，他家店铺二楼靠里的那扇窗户，灯常常亮到后半夜。他的妻子王建淑待人接物很大方，跟谁都能聊上几句，还会抽烟，这在当时的妇女中并不多见。
这些零零散散的印象，平时也就是大家闲聊的话题。直到有穿制服的人开始在胡同里经常出现，人们才隐隐感觉到，这位平时安安静静的祁老板，可能并不简单。
公安人员马上就展开了调查。他们先调来了祁文山的档案。材料上写着他生于一九一七年，是天津人，后来去了河南焦作。可仔细一看，从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六年，这整整八年，他个人的经历记录几乎是空白的，只模模糊糊地写着“在外头跑买卖”。
那八年是什么时候？是抗日战争打得最艰苦的岁月。一个人的历史在这段重要时期出现一大段空白，这本身就很可疑。调查组接着查了他的经济情况，疑点就更大了。“祁氏酱园”的生意看起来普普通通，可祁家不仅在天津有房子，日常花销也比一般小贩宽裕。这钱，到底是哪里来的？
调查的方向开始转变。他们要找的，可能不是一个有问题的生意人，而是一个隐藏了真实身份的人。
带着这些疑问，调查组的人决定直接找祁文山谈话。他们把见面安排在他的店铺里。面对一连串的询问，祁文山没有慌张，也没有急着辩解。他静静地听完，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起身走进里屋。
等他再出来时，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档案袋，封口处用火漆封得严严实实。他把袋子轻轻放在桌上，平静地说：“我个人的所有情况，都在这材料里面。但按照规定，这是绝密，请你们不要拆开看，带回去直接交给市局的领导。”
屋里的人顿时愣了一下，互相看了看。一个封死的档案袋，指定要交给上级领导。眼前这个酱菜店老板的来历，比他们想象的更复杂。这间飘着咸菜味儿的小铺子，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
那个封死的档案袋很快被送到了天津市公安局。局领导亲自拆开一看，里面文件记载的内容，让知道的人都感到分量很重。档案清清楚楚地证明：祁文山，原名宋一文，是代号“112”的中共地下情报人员。
文件上记录着他的重要经历：一九三六年，他在洛阳秘密入党。一九三八年，他参加了一次重要的护送任务，把化名“胡服”的中央领导同志（即刘少奇）安全护送过敌占区。一九四一年，经过组织严格挑选，他被派往苏联，接受了系统的情报工作训练。
回国后，他就奉命长期潜伏下来，他的任务代号就是“112”。而“祁氏酱园”老板这个公开身份，是他从一九四六年前后开始建立，并且一直小心维持的掩护。
祁文山的身份虽然清楚了，但一个问题随之而来：全国早就解放了，像他这样有功劳的同志，为什么不公开身份，反而还要继续隐藏，甚至要忍受被别人当成“资本家”的误解呢？
这一切都与秘密战线工作的特殊性有关。新中国成立后，基于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像祁文山这样一大批潜伏得深、社会关系稳的隐蔽战线上的人员，让他们继续“沉默”在原来的角色里，是工作的需要。
1950年，祁文山奉命以“国民党特务”的身份，进入新乡公安部门举办的“特务学习班”卧底。他与真正的战犯、特务“同吃、同住、同劳动”，成功获得他们的信任，及时发现并挫败了一起内部串联准备的阴谋。
1953年，根据组织安排，公安机关出资在新乡最繁华的街道开设了“前进体育用品社”，祁文山公开身份是老板，这里实际上是我党的一个隐蔽侦察点。
他领导的秘密任务分为三条线：专门针对帝国主义情报的“新美”、针对国民党军统的“市军”和针对国民党中统的“乡中”，在此期间破获多起案件。
祁文山坚决执行这个潜伏任务，即便在后来各种运动中遇到麻烦，即便孩子们因为家庭成分问题受到影响，他也没有用自己的真实身份去向上线要求特殊照顾。反而严肃地告诫子女：“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刀架在你的脖子上也不能承认爸爸是党员。” 组织的纪律和个人的牺牲，在他这里是必须要完成的事。
于是祁文山就利用老板的身份，与各行各业的人打交道，从平常的聊天和人情往来中，留意收集有用的消息。铺子后面那间不起眼的小屋，是整理和密写情报的地方；而一些约定好的顾客取货时间，可能就是交接信号的暗号。
他的妻子王建淑，也从一开始的普通农村妇女，渐渐成了他的得力助手。她学着城里人的生活方式，熟练地应付各式人等的来往，扮演着一个既能干又随和的老板娘，为丈夫的特殊工作，筑起了一道保护墙。
一九六八年，随着那封举报信引起的调查，祁文山的真实身份终于在组织内部公开。之后他先后担任河南省政协常委、全国工商联执行委员等职务。一九九二年，组织授予他象征崇高荣誉的“一级金盾”奖章。
一九九七年六月，祁文山在郑州因病去世，享年八十岁。在他的追悼会上，人们送来的挽联，才明白地写出他多重而真实的身份：一位老党员、一位老战士、曾经的“112”号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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