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七年五月二日，河南汤阴城外的民兵队长赵怀章带着三十多人，押着一个俘虏走向解放军的前线指挥部。俘虏五十多岁，脸上有麻子，双手被反绑在身后。
这个人就是孙殿英。前一天，他死守的汤阴城被解放军攻破。他带着十几个亲信，钻进了事先挖好的地道，躲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他们从石家庄村外一片庄稼地的出口爬出来，以为安全了，没想到刚一露头，就被搜过来的民兵抓住。
消息传得很快，指挥部外面，人越聚越多。解放军战士、民兵，还有附近来看热闹的老百姓，个个都很气愤。“枪毙孙殿英”的喊声一阵接一阵。在大家眼里，这个人坏透了。一九二八年带兵盗挖清东陵的是他，一九四三年投降日本人的也是他，现在替国民党打内战、死守汤阴的还是他。
大家都等着看这个“东陵大盗”被枪毙。这时，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从指挥部走出来。他看了一眼被绑着的孙殿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对押送的干部摆摆手说，“先不杀。”四周一下子静了，接着响起嗡嗡的议论声，谁都不明白为什么。
刘帅又说，“这个人，早年帮过我们。”说完就转身进屋了。许多人站在那儿心里直嘀咕，孙殿英这种人，还能对解放军有恩。
孙殿英1889年生于河南永城一个普通农家。他父亲死得早，母亲宠着他。小时候他进过几天私塾，但不是读书的料，只爱打架惹事。有一次他被教书先生狠狠打了一顿，气不过，竟放火烧了学堂屋顶。从那以后，他再也没碰过书本。
书没读成，他就在街上混。先是迷上赌钱，他手很巧，练了一手赌术。后来，他加入当地的“庙道会”，那是个类似帮会的组织。在庙道会里，孙殿英学会了拉帮结派、看风使舵，摸清了江湖上那套本事。
一九二二年，三十三岁的孙殿英托关系找到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丁香玲，在团里谋了个副官差事。他很会来事，不仅不要军饷，还经常拿自己倒卖烟土赚的钱孝敬上司。就这样，不到两年，他就当上了机枪连连长。
那时正是军阀混战、互相吞并的年代，头领频繁更换。一九二五年，孙殿英看准机会，带着手下几百人投靠了势力正大的奉系军阀张宗昌。张宗昌赏他一个师长当。孙殿英打仗敢拼命，为张宗昌立了几次功，很快又被提拔为军长。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八年，短短六年，这个街头混混就成了一方军长。
一九二八年夏天，孙殿英的部队奉命开到河北遵化一带驻扎，那里离清朝皇陵东陵很近。当时北伐军刚打进北京，局势混乱，守陵人早已跑光。
七月初，孙殿英以军事演习为借口，派兵封锁了整个东陵区域。他先派工兵寻找地宫入口，找了两天没找到，就发了火，派人到附近村子抓来知情的老石匠问话。最后，硬是从一个老人口中问出了入口位置。
工兵用炸药先后炸开慈禧太后的定东陵和乾隆皇帝的裕陵。后来孙殿英向人吹嘘，说打开慈禧地宫时，里面金光闪闪，珍宝堆积如山。慈禧身上盖的被子上缝着八百多颗珍珠，嘴里含着一颗夜明珠，掰开是两半，合拢能发出一道绿光。
乾隆陵墓里的好东西更多，最珍贵的是一把九龙宝剑，剑柄上刻着九条龙。孙殿英亲自下到阴冷的地宫里，指挥士兵往外搬运宝物。足足搬了三天，装满了三十辆大车。
这样的大事根本瞒不住。消息很快传开。躲在天津的末代皇帝溥仪听说祖坟被挖，马上致电南京政府，要求严惩凶手。全国报纸一片谴责，孙殿英就这样得了“东陵大盗”的恶名。
盗墓事件闹得举国皆知，孙殿英为保命和升官，开始动脑筋用这些珍宝铺路。
眼看全国上下都在声讨他，孙殿英急忙去找顶头上司、第六军团总指挥徐源泉想办法。徐源泉给他指了条明路，得来的宝贝，得送给那些说话管用的人。
孙殿英一听就懂了。他把慈禧口中的夜明珠，通过军统头子戴笠的关系，送给蒋夫人宋美龄。把乾隆的九龙宝剑直接献给蒋介石本人。又把一只极好的翡翠西瓜送给当时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还挑了两串上等朝珠，一并托戴笠去打点。
这招“花钱买路”果然灵验。南京方面起初喊打喊杀的声音，渐渐小了。到了一九二九年，军事法庭装模作样地审理了一下，最后以“查无实据”四个字结了案。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一九三零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爆发中原大战，正是用人之际。蒋介石不但没惩办孙殿英，反而正式收编他的队伍，给了他一个“新编第四师师长”的官职。那三十车从皇陵盗出的珍宝，就这样成了孙殿英的“护身符”和向上爬的“垫脚石”。
时间到了一九三三年，日军进犯热河。孙殿英奉命率部开赴赤峰阻击日军。他的部队在那里和日军激战七天七夜，伤亡惨重。当时许多报纸登载他的照片，称他为“抗日将领”。
然而整整十年后，一九四三年春天，情况完全变了。孙殿英的部队在太行山南麓被日军重重包围，粮尽弹绝，援兵没有希望。四月二十三日，他在河南林县的临淇镇率部投降日军。日本人给了他一个“和平救国军”司令的头衔。
后来有人为他辩解，说那是“假投降”，是为保存实力。但看他投降后的作为，他协助日军劝降其他抗日部队，自己还因此升官，当上伪军第二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这么一看，又不太像“假投降”了。
日本投降后，蒋介石为抢夺地盘，再次启用孙殿英，给了他一个“先遣军总司令”的空衔，让他维持地方。到了一九四六年，他的部队被改编为国民党暂编第三纵队，派去驻守汤阴城。所以，一九四七年解放军攻打汤阴时，守城的孙殿英身上就背负着“盗墓贼”、“汉奸”、“国民党军官”三个名号。
一九四七年四月，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发起豫北战役。他们决定先攻下汤阴，歼灭孙殿英部。
解放军采用“挖壕接近”的战术。战士们夜晚拼命挖掘交通壕，白天隐蔽其中，让壕沟一天天向城墙脚下延伸。这办法虽慢，但能减少很多伤亡。
孙殿英在城内准备拖延时间。他严格控制粮食，准备死守。但到了四月底，解放军的壕沟已挖到城墙根前。
五月一日，总攻开始。工兵用炸药炸塌一段城墙，部队像潮水般涌进城内。孙殿英知道守不住了，带着十几名贴身警卫，钻进了指挥部下事先挖好的逃跑地道。
这条地道直通城外一片乱坟岗。他们在黑暗潮湿的地道里爬了整整一夜，天快亮时才从出口钻出。刚喘口气，以为逃脱了，没想到迎面撞上正在这一带搜索的民兵队长赵怀章等人，当场被擒。
那么，刘司令员说他“早年帮过我们”，究竟帮了什么？那是一九三八年秋天，太行山的夜晚已有些寒意。孙殿英的部队当时驻在山西晋城附近，名义上隶属国民党冀察战区。
一天夜里，八路军一二九师有一支队伍需要紧急从他的防区通过。按照重庆蒋介石的命令，他应该拦截，甚至可以直接开火。但他没有。
他下令让开道路，让八路军平安通过。不仅如此，他还做了一个更重要的决定，从自己的军火库里，调拨出整整十辆大车的弹药，送给八路军。车上装的是八路军当时最急需的步枪子弹和手榴弹。
弹药装上车，趁夜色悄悄运走了。孙殿英特意嘱咐几个亲信军官，“今晚的事，到此为止，谁都不许往外说。”那时兵荒马乱，他这么做，心里有自己的盘算，想着多留一条后路，将来或许有用。
他这点盘算，在九年后的一九四七年真的用上了。当年接收这批弹药的八路军干部中，就有刘司令员的部下。这件事，刘帅一直记在心里。
被俘后，孙殿英被押送到河北武安县的一个俘虏营。在关押期间，由于他抽了半辈子大烟的毛病发作了。突然断烟，他患上严重的“烟后痢”，上吐下泻，没几天人就瘦得脱了形。医生仍按规定为他诊治，设法帮他戒烟。
但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到一九四七年九月，他已卧床不起。有一天，管理人员来到他床边，问他走到生命尽头，有什么想法。
孙殿英躺在床上，气若游丝，断断续续说了两件事。一件是，“给我家里捎句话……以后要跟着解放军走。”另一件是，“我活了这一辈子……最怕别人骂我是汉奸。”
一九四七年九月三十日，孙殿英病死，终年五十八岁。这个挖过皇陵、打过日军、也投降过日军、最后在内战战场被俘的人，就这样走完了他复杂的一生。他的坟没有立碑，只是一个小土堆。岁月流转，风吹雨打，现在连那小土堆也没有痕迹可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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