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希望生命是此刻之外的其他模样｜一周新书推荐

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姜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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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岁到来前的秋天，写下一首诗后才觉察我个人生命中的成熟降临了——不再安排、不再冲刺，不希望生命是此刻之外的其他模样。”多年来，龚姝背负着生活的重担，奔波劳碌、照护家人，也由此贴近命运，找到了“诗”这一重新开垦世界、在日常中发现“惊奇”的工具，并通过诗重新开垦自己，她在互联网上默默写作，发表了上千篇散文、日记和诗歌。《白》是龚姝首部诗歌自选集，收录了自2017-2023年创作的154首诗，她书写“站在低处的人”、“被没收了工具的人”、“失去机会的人”、“不堪重负的人”，以女性的生命经验思考和回应身体、记忆、时间、死亡等主题，体察生活里“一种毫无意义的意味深长”。诗集以“白”命名，想要呈现的是一种心的映射，表达诗人不间断地对命运的爱以及完整的命运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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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堂吉诃德》《红与黑》到《白鲸》《悲惨世界》，从简·奥斯汀、狄更斯到福楼拜、托尔斯泰，《生命的灿烂之书：布鲁姆文学之旅》收录了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对50部经典小说的独到解读。这是布鲁姆第一部专门论述叙事小说的著作，也是他留给世界的最后一册批评之书，在回望自己一读再读的小说的过程中，布鲁姆流露出生命晚期对文学的深深眷恋。或许除了布鲁姆之外，没有哪个文学评论家能够——或者说愿意——承担如此巨大的工作，当然，也没有哪个评论家能像布鲁姆那样将非凡的知识、理解力和洞见倾注在这本书里。与他推崇的伟大作家一样，布鲁姆本人的个性在书中总能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例如在论及作家勒古恩时，他回忆起两人短暂却令人动容的通信，流露出由衷的温情。

哈罗德·布鲁姆（1930—2019）出生于美国纽约，曾任教于耶鲁大学、纽约大学和哈佛大学等知名高校，代表作有《西方正典》《影响的焦虑》《如何读，为什么读》等，被称为“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批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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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资本成为新宗教，如何看清物化的本质？当生产关系高度复杂化，我们如何面对现代主义？在《法兰克福学派入门讲座》一书中，英国哲学家吉莉恩·罗斯从法兰克福学派入手，为读者提供了一幅思想地图。以晦涩难懂和“从不向读者让步”著称的罗斯在这部早期讲座整理稿中异常清晰地梳理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脉络，并条分缕析理论家之间的相互辩驳之处，从卢卡奇对托马斯·曼的解释，到本雅明引发争论的遗产，再到阿多诺与布莱希特的思想对比。这并不是一部只聚焦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罗斯试图进一步考察现代欧洲思想，包括法兰克福学派如何诠释马克思、尼采和弗洛伊德这些思想家，从而发展出一种激进的文化社会学理论和文学分析模式，此外，罗斯也延伸向法西斯主义诞生的原因、先锋艺术与大众艺术的联系、艺术风格对于物化的冲击等更广阔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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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前的环境威胁，气候变化引发的自然灾害，积重难返的世界贫困，“过剩人口”数量的不断增加，科技飞速发展带来的危机和困境，道德沦丧，曾经给现代社会带来过凝聚力和稳定性的政治制度也开始式微……这一系列危机都印证着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对后现代社会与“流动性”的判断。

在《活在借来的时间中：关于后现代社会的八个对话》一书中，鲍曼与学者西特拉莉·罗维罗萨-马德拉索围绕着经济危机、民族国家、后人类等八个主题展开对话，探讨了本世纪初第一次全球金融危机的重大影响，通过思考人类社会困厄的原因与后果，鲍曼试图超越华尔街股市崩盘的经济现象，聚焦于现代生活中政治制度衰落的“最后”时光。在鲍曼看来，新自由主义既是民族国家危机的原因又是其结果，随着社区、身份和制度变得越来越不稳定，这一“流动的时代”也在产生话语，将公民权利文化降级为“施舍、羞辱和耻辱的文化”。“蛇从尾开始慢慢吞噬自己”，鲍曼引用罗莎·卢森堡的这一著名比喻描述我们的社会，但它是否最终会灭亡，我们对自然的无视无知以及对同类的漠然冷酷是否最终会改变？鲍曼将问题留给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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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貌是否注定以悲剧收场？”《美女与野兽：一部时尚与暴力的历史》以这一问题开篇。在哥伦比亚的田野调查中，美国人类学家迈克尔·陶西格发现了一个现象：在当地，关于整形手术——他称之为“宇宙手术”（cosmic surgery）——的故事常常对病人的死亡或毁容津津乐道，更具体地说，这背后是长期内战后苦痛与狂欢并存的诡异现实，一方面是各种武装力量造成的动荡不安，及大资本控制的农商业集团对原有小农经济的摧毁，另一方面则是整形产业的畸形发展，社会各阶层狂热追求身体之美与时尚生活。通过长期研究，陶西格揭示出美容产业与社会暴力之间的关联：美学不仅对隆胸、面部拉皮和通过抽脂达到的弱柳拂风的纤瘦很重要，对于那些硬汉和一个国家来说也同等重要，这一美学如今正裹挟着战争、酷刑和新兴资本主义经济的狂热席卷全球。学者汪民安形容这本书为“人类学领域中的《恶之花》”——美是如何镶嵌在残忍、权力和死亡的游戏中而成为一种黑色寓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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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从个体视角叙述中国社会近百年变迁的回忆录。作者郑忆石出身普通知识分子家庭，父母皆在民国时期受过系统教育，他们经历过军阀混战、内战硝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和平建设时期，而郑忆石在红旗下成长，见证了三年困难时期、“上山下乡”、改革开放等重要历史节点。本书以作者早年乘坐的“绿皮火车”为意象，串联起两代人的生命轨迹：从未谋面的父亲、一生坚毅的母亲、努力上进的兄姐、困难时期的生活点滴、面粉厂当工人、改变命运的高考、跻身大学讲台实现理想，既是个人史、家庭史，也是社会史。在正文外，本书还配有家庭相册、日记、书信、车票、毕业证等200多幅珍贵图像。每个人都是自己时代的历史学家，一张车票、一张船票都可以成为记录历史的重要物证，如历史学家章开沅所说：“世界上平凡人占绝大多数，如果平凡人自己都不写回忆文字，后人又怎样能够理解这过去人类的绝大多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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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至2018年，摄影师、教育实践者杨凯芩（孩子们的“羊老师”）在甘肃陇南山区一所学校做驻校社工，她在学校里发起“山间游乐场”项目，用筹集来的闲置相机组建摄影小组，带着不同年龄的孩子在山野里拍照和游戏。这些孩子并没有受过摄影训练，更像是出于一种朴素的本能，用相机捕捉眼中的万物：惊跳的兔子、藏在草窠里的鸟蛋、发光的小猫、缀满星星的夜晚、流动的雾、蜿蜒的河流、变幻的云朵。从照片中，我们能看见这些年轻生命与自然万物之间的鲜活对话。《山间游乐场》收录了这些影像，同时还有羊老师的15篇在地手记，诚实记录了她和孩子们朝夕相处的日常，其中不仅有快乐和收获，也有她在面对青少年犯错和心理问题时的反思，如她所说，“摄影不会改变生活的航向，但可能让我们更深地体验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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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收音机、汽车和飞机忽然都消失了，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如果没有了椅子和房子呢？AI突飞猛进的时代里，这样的问题似乎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却也难以想象。在荷兰社会学家瓦尔纳·奥斯特班看来，没有物品，农业、工业和文明都无从谈起，我们今天所知的人类也将不复存在——物品可以唤起一个完整的世界。在《世界充满了物品》这本书里，奥斯特班从各种物品入手，从母亲使用过的老牌洗衣机、摆放在野地里的一只花瓶，到纽约和大阪埋藏时轰动世界的时间胶囊、各民族的历史遗迹，从而串联起微观物件与宏观的社会生活，通过剖析物品的泛滥、清理与保留、品位与格调、遗失与损坏等各种问题，奥斯特班生动地阐述了人与物品之间错综复杂的“亲密关系”，他在书中引用法国人类学家布鲁诺·拉图尔的说法：只有告别“社会完全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荒谬想法”，我们才有希望真正理解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