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的秋天,墙外的世界正张灯结彩。

一份报纸,一张名单,一个名字——陈赓,大将。

这个名字像一把滚烫的烙铁,印在了一个叫韩浚的战犯心里。

他不是在读报,报纸上的铅字隔着老花镜都在跳。

他只是听着旁边的人念,念到那个名字时,他手里那把扫院子的扫帚“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周围的喧闹声仿佛一下子都静了。

他整个人僵在那里,脸色灰白。

嘴唇哆嗦了半天,才挤出一句几乎没几个人听见的话:

“要是没那回事…

今天授衔的也有我一个。”

周围的人都当他魔怔了,一个国民党的中将军长,在这里待了好几年了,怎么想起跟开国大将比肩了?

可他们不知道,韩浚嘴里那句“要是没那回事”,指的根本不是他在山东莱芜被解放军俘虏,而是三十年前,另一桩几乎被岁月尘封的往事。

把时间倒回到1924年的广州,黄埔军校门口,两个湖南伢子相遇了。

一个叫陈赓,一个叫韩浚。

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心里都装着一团火,要给这旧中国换个样。

他们不光是同乡、同学,还是同一批秘密入党的同志。

在那个年代,这意味着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跟着一个当时看起来还很弱小的组织,去干一件天大的事。

毕业后,两个人的人生轨迹起初是重叠的。

东征、北伐,枪林弹雨里一起闯。

陈赓机灵,仗打得漂亮,很快就出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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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浚也不差,有勇有谋,是组织里重点培养的军事骨干。

到了1927年,革命到了最紧要的关头。

南昌城头枪响之后,毛泽东同志要在湘赣边界搞一场更大的动作——秋收起义。

在这场起义的军事班底里,韩浚的名字赫然在列,职务是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这个位置有多重?

说白了,他就是起义部队的二号军事首长,卢德铭总指挥的副手,是毛泽东同志身边负责具体军事谋划和指挥的核心人物。

只要不出意外,他的名字,本该和那些开创历史的元勋们写在一起。

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他栽了。

就在韩浚满心壮志,从武昌动身要去湖南铜鼓集结,参加起义的军事会议时,他在路上被捕了。

这次被捕,来得太突然,也太不是时候。

等他靠着自己的一些关系和社会经验折腾出监狱,外面已经天翻地覆。

起义部队打完仗,转上了井冈山。

他跑回武汉,想找组织,却发现原来的联络点早就人去楼空。

那时候的武汉,白色恐怖笼罩,熟人见面都不敢打招呼。

他像个断了线的风筝,飘在空中,找不到落脚的地方。

组织找不到他,他也找不到组织。

昔日的同志们正在山沟里开辟根据地,他却在繁华又凶险的大城市里,成了个没名没分的“黑户”。

人一旦没了组织,没了目标,就容易犯糊涂。

饥饿和迷茫是两头狼,不停地啃食着他的意志。

他扛不住了。

他想到了另一条路——投奔黄埔的同学。

他找到了当时在国民党第十一军当军长的陈铭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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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可能觉得,这只是暂时的落脚,先找口饭吃,以后再想办法。

但这条路,一旦踏上去,就由不得他了。

蒋介石很快就知道了韩浚的下落。

对于共产党,老蒋向来是宁可错杀一千,不放过一个。

他立刻给陈铭枢下令,让他把韩浚抓起来。

陈铭枢倒也讲点同学情谊,看重韩浚的军事本事,冒着风险偷偷把他放了。

可逃过一劫的韩浚,日子更难了。

他东躲西藏,最惨的时候,连饭都吃不上,跟个叫花子没什么两样。

就在他穷困潦倒,快要绝望的时候,命运跟他开了个大玩笑。

1931年,那个当初下令要抓他的蒋介石,居然通过别人传话,向他伸出了橄榄枝。

一边是前途未卜、甚至可能饿死的革命道路,另一边是高官厚禄、看得见摸得着的荣华富贵。

韩浚心里的那杆秤,彻底失衡了。

他见了蒋介石,放弃了曾经的信仰,换上了一身国民党的将军服。

从此,他和陈赓,这两个从同一点出发的挚友,走向了完全相反的方向。

当陈赓在鄂豫皖苏区带着红军跟国民党的“围剿”大军兜圈子、在长征路上抬着担架走过草地、在太行山里用地雷战跟日本人玩命的时候,韩浚正在国民党的阵营里平步青云。

他把黄埔军校学来的本事,全用在了对付昔日的同志身上。

蒋介石也确实“器重”他,一路提拔,给钱给枪给人。

到1944年,韩浚已经当上了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3军军长。

这支部队,清一色的美式装备,是蒋介石心尖上的嫡系。

手握重兵的韩浚,大概早已忘了当年在广州码头立下的誓言。

两条平行线,终究还是有了交点,只不过,这个交点是在战场上。

1947年2月的山东莱芜,天寒地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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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野战军的陈毅和粟裕两位首长,布下了一个巨大的口袋阵。

李仙洲指挥的国民党大军,稀里糊涂地就一头扎了进来。

韩浚和他那支装备精良的73军,就在这口袋里。

战斗打响后,韩浚才发现,自己引以为傲的美式大炮和坦克,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里,根本不管用。

解放军的攻势排山倒海,分割包围,穿插迂回,打得他们晕头转向。

仅仅三天时间,李仙洲集团数万大军灰飞烟灭。

韩浚在最后关头化装成伙夫,想混出包围圈,结果还是被一个眼尖的解放军战士给认了出来。

他作为战犯被押送的路上,据说还碰上了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官。

别人问他:“你认识陈赓吗?”

韩浚点点头,神情复杂。

他当然认识,那曾是他最亲密的战友。

功德林院子里的阳光,暖洋洋地照在身上,可韩浚的心里却是一片冰凉。

他终于想明白了,他口中的“那回事”,那次改变命运的被捕,其实根本不是真正的理由。

被捕、掉队、与组织失联,在那个年代是家常便饭。

陈赓也曾被捕过,差点被枪毙,可他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寻找组织。

真正的岔路口,不在武汉的监狱里,而在他出狱后,面对饥饿与迷茫时,内心的选择。

那一刻,他选了安逸,放弃了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