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枪口抵着胸膛，辩护席上仍有声音。萨达姆案里，这群律师的选择，比审判本身更值得铭记。
提起萨达姆，大多数人脑海里跳出来的，是绞刑架上的画面，是宣判日的一片混乱，还有录像里那张写满苍老与冷漠的脸。
但很少有人会留意，在这场万众瞩目的审判背后，藏着一群差点被历史淹没的人——萨达姆的辩护律师。
萨达姆被捕时，伊拉克旧政权已经分崩离析，街头巷尾仍弥漫着武装冲突的硝烟。复仇的情绪，在社会中公开流动，几乎成了一种“正当情感”。
在这样的世道里，敢站出来为萨达姆辩护，根本不是什么普通的职业选择，而是一场拿生命当赌注的豪赌。
很多人以为，萨达姆的辩护席上，坐的会是一群国际大牌律师。
事实恰恰相反。
虽然确实有少数国际法律顾问在幕后提供过咨询、背书或程序意见，但真正站在法庭上、当庭发言、签字担责的，几乎清一色是伊拉克本土律师。
他们用母语发言，对面坐着的，是法官、检察官，还有全副武装的警卫人员。没有人不知道，他们此刻的处境有多凶险。
更令人肃然起敬的是，这些律师并非没有“更安全”的选择。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只要劝萨达姆认罪，或者干脆只在量刑阶段象征性辩护，甚至主动退出案件，他们大概率都能保住性命。
但萨达姆的辩护团队没有这么做。
他们选择了最危险、也最不讨好的那条路——做实质性的无罪辩护。
他们质疑伊拉克特别法庭的合法性，直言这是在外国军事占领背景下设立的法庭；
他们否认萨达姆对部分屠杀行为存在直接指挥或有效控制；
他们逐条拆解“反人类罪”的构成要件，要求检方拿出可经得起法律审查的证据。
他们并不天真。恰恰相反，他们很清楚：
一旦程序与法律被彻底放弃，这场审判就不再是司法，而只是清算。
代价，来得比想象中更快，也更残酷。
审判尚未结束，暗杀就已经开始。
2005年10月，庭审开始不久，萨德昂·安塔尔·阿尔-贾纳比，一名为前政权高级官员辩护的伊拉克律师，在巴格达的办公室被身穿警服的蒙面人员掳走。不久后，他的尸体在清真寺附近被发现，头部中弹身亡。
一个月后，2005年11月，阿德尔·阿尔-祖拜迪，另一名辩护律师，在巴格达街头遭枪手伏击，当场身亡。同行律师受重伤。他生前曾对友人说过，自己可能“随时会出事”，但仍然坚持出庭。
2006年6月，轮到卡米斯·奥贝迪——萨达姆本人的辩护律师之一。他在住所附近被武装人员带走，随后被发现死于枪杀。
三名辩护律师，相继遇害。
没有哪一次暗杀得到彻底调查，也没有哪一次凶手被真正追责。
死亡不再是抽象的威胁，而是明确的信息：
谁继续辩护，谁就可能成为下一个。
在这样的现实下，威胁从来不是匿名电话和恐吓信，而是随时可能对准他们的枪口。
辩护律师们不得不频繁更换住所，隐藏行踪，甚至连上庭的路线都要反复调整。
没人能保证，自己能否活着走进法庭，又是否能平安离开。
暴力的阴影，自始至终都悬在那间审判庭的上空。
也正因为如此，这群律师的选择才显得格外沉重。
他们并不是在为萨达姆这个人洗白，而是在为一个看似早已败局已定的原则坚持：
即便是倒台的独裁者，也必须通过正当的司法程序接受审判，而不是被胜利者随意清算。
这种辩护，在专制政权崩塌后的社会里，本就极其罕见。
它两头不讨好：
在胜利者眼中，他们是阻碍清算的绊脚石；
在愤怒的公众眼里，他们是为“恶人”摇旗呐喊的帮凶；
而对他们自己而言，这是把职业伦理，看得比生命还重。
从结果看，这场辩护并没有改变萨达姆的命运。
他最终仍以反人类罪被判处死刑，走上绞刑架。
许多辩护意见被置若罔闻，法庭合法性的争议，也从未得到真正回应。
但如果从法治的角度看，这些律师的努力并非徒劳。
正是因为有人敢在枪口前挺直腰杆说话，历史才无法把这场审判，轻描淡写地包装成“正义自动降临”。
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辩护，人们才不得不承认：
这不是一场纯粹的胜利审判，而是一场从头到尾都裹着争议与阴影的司法博弈。
多年以后，当人们讨论国家元首是否应被送上法庭，讨论审判能否替代战争与处决时，萨达姆案里的这群辩护律师，始终是一个绕不开的注脚。
他们没有赢。
但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一件事：
在最危险的时刻，律师这个职业，从来不只是一门谋生的技术，而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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