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 年初的上海,一场审判牵动全国人心。
受审者是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冈村宁次,这个主导 “三光” 政策、策划多次 “大扫荡”,仅 1942 年就造成华北 270 万平民丧生的甲级战犯,本该为累累罪行付出代价。但最终法庭宣判的 “无罪” 二字,让举国哗然。
而在这场审判中,站出来为冈村宁次作无罪辩护的,竟有三位中国律师,江一平便是其中最知名的一位。
江一平曾是民国司法界的风云人物。他出身浙江余杭的知识分子家庭,先后就读于圣约翰大学、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专攻法律专业,凭借扎实的学识和鲜明的立场崭露头角。
27 岁时,他为 “五卅” 运动中的爱国学生出庭辩护,不顾风险伸张正义,赢得广泛赞誉。此后,他担任复旦大学校董、上海律师公会常委,甚至当选制宪国民大会代表,成为业界公认的 “大状”。
上海沦陷期间,汪精卫政权以伪司法部长之职拉拢他,江一平严词拒绝,辗转逃往重庆,那时的他,仍是人们眼中坚守气节的爱国律师。
转折发生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为抢占内战先机,看中冈村宁次麾下残留的军事力量,决意保全这位战犯。为了让 “无罪释放” 显得名正言顺,国民党高层选中了声望卓著的江一平,希望借助他的专业身份为审判背书。
面对高层的威逼利诱,以及一笔高达 20 万银元的 “法律事务费”,江一平最终动摇了。这个曾经拒绝伪职、坚守正义的律师,选择违背良知,接手了这场注定遭人唾弃的辩护。
他的决定瞬间引爆争议。父亲得知后怒不可遏,在报纸上公开宣布与他断绝父子关系;妻子无法忍受外界非议,毅然搬回娘家,随后提出离婚。亲友们纷纷与他划清界限,指责他背叛民族。但江一平并未回头,在 1948 年 8 月的庭审现场,他无视冈村宁次的滔天罪行,公然歪曲事实。
他声称冈村宁次在华北期间 “为农民提供棉布、帮助恢复生产”,甚至将其 “投降时协助接收武器” 说成功绩,试图以此证明其 “无罪”。
庭审现场的听众席上,嘘声与怒骂声此起彼伏,人们无法理解,一个曾为爱国学生辩护的律师,为何会为双手沾满同胞鲜血的战犯摇旗呐喊。
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就充满政治操纵。国民党高层早已定下 “无罪” 基调,审判长石美瑜收到了盖有国防部长大印的预拟判决书,法官们只能被迫签字。江一平的辩护,不过是这场闹剧的注脚。
但在普通民众眼中,他的辩词成为冈村宁次逃脱惩罚的直接推手,所有愤怒与唾弃都集中到了这位中国律师身上。1949 年 1 月 26 日,冈村宁次被当庭释放,随后秘密前往台湾担任国民党军事顾问,而江一平则彻底背上了 “民族败类” 的骂名。
上海解放后,江一平为躲避民众讨伐,跟着国民党逃往台湾。可在台湾,他的日子同样不好过。曾经的亲友对他避之不及,没人愿意与一个为战犯辩护的人交往。他与妻子的婚姻早已破裂,又无子嗣,身边连个亲近的人都没有。
早年积累的声望荡然无存,律师业务无人问津,生活日渐窘迫。晚年的他独居在台北的小屋里,病痛缠身却无人照料。偶尔想联系上海的亲戚,寄出去的信件要么被退回,要么石沉大海。有一次,他托香港朋友捎去五美元,只求亲戚收到后烧纸告知,却终究没能得到回应。
冈村宁次 1961 年专程赴台拜访他,将其称作 “救命恩人”,可这份 “恩情” 并未给江一平带来任何慰藉。相反,每次想起自己在法庭上的辩词,想起那些死于日军屠刀下的同胞,他都备受煎熬,日记中多次出现 “夜不能寐” 的字句。
1971 年,73 岁的江一平在孤独与病痛中离世,身边没有亲人送别,身后也无人祭扫。家族后人在上海为他预留的墓地,碑上连名字都不敢刻,只偶尔有人远远放上一束白菊,默认那是一座空坟。
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大律师,因一次错误的选择,彻底改写了人生轨迹。他背离良知换来的短暂利益,最终化为无尽的孤独与骂名,落得家破人亡、无人照料的结局。
历史的尘埃落定,冈村宁次的罪行被永远钉在耻辱柱上,而江一平的故事,也成为一个沉重的警示,提醒着人们,在民族大义面前,任何利益的诱惑都不应成为背叛良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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