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一辆旧吉普车停在南京中山路口的暗巷里，马季良把一沓刚校对完的清样塞进车座，压低声音对同伴说了句“今晚版面别出错”。同伴点头应道：“放心。”谁也没料到，这位忙于报纸的年轻主笔，三十二年后会以“法国餐馆老板”的名义回到北京，引来叶剑英和罗青长亲自接待。
拉回到1914年。那一年，他出生在江苏一个通晓外语的铁路职员家庭。两岁丧父，被伯父收养，家境仍旧殷实，因而得以系统学习外文与文学。中学时代，他已能在报纸副刊上发表短评，《申报》的编辑给过赞许：“小子有锐气。”
1932年“上海一·二八”炮声响起，他躲过租界的搜捕，混迹于圣约翰大学。课堂之余，他去外滩的小剧院写影评，笔锋辛辣，很快被一家电影公司邀去做编剧。外表俊朗，导演干脆拉他上台演男主角，银幕风光背后，却是隐秘的地下联系在生根。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他秘密加入中共。表面身份是记者，暗地里给党的情报网递送材料。凭着写稿人的敏感，他捕捉国民党机关报的内部矛盾，在评论栏暗植“火种”。文章越写越红，《中央日报》的审查员盯上了他。为了保全关系链，他改投《文汇报》，并促成多位进步人士在香港创办《文汇报》海外版。
香港时期是转折点。潘汉年对他评价颇高，两人结为异姓兄弟。潘直接交给他的任务很简单：保持新闻人身份，建立与各路政要的非正式管道，必要时“推一把”。这句话的分量，只有情报行当里的人懂。
1948年春，他按潘汉年的指令离开香港，经美国纽约暂住半年，随后转赴法国。公开理由是与恋人陈润琼团聚，实际则是为情报网打开一条欧洲线。陈润琼的父亲是国民党“外交系”要员，这层身份让马季良更像“自带通行证”。婚后，夫妻俩在巴黎左岸开了一家名叫“东方之风”的中餐小馆。饭做得不错，更主要的是，那儿成了各色人等的聚点：文化人、议员助手、商界代表、情报掮客。有人调侃，“吃一顿川菜，能听到半个地球的风声”。
1960年代，法国政坛屡有风云，华人圈却保持低调。马季良此时改用“唐纳”这个笔名，既纪念旧时银幕，也方便掩护。开馆子、写影评、筹办华人社团，他在三重角色间游刃有余。偶有友人问及他的政治立场，他笑而不答，只举杯说“做菜要小火慢炖”。
1978年5月，国家情报系统注意到西欧若干关于“中法航天合作”的流向，需要一位熟悉两边逻辑的人来“核对信息”。唐纳被点了名。对外公布的是“应侨务部门之邀回国探亲”，实则在中调部具体安排下秘密返沪。
抵沪后，他先在锦江招待所与老友夏其言碰面。三十年不见，夏其言感觉唐纳话里藏锋，每一句都像过秤，“以前那股豪气少了”。唐纳只是低声提醒：“此行任务重，别添话柄。”当晚，他没有像以前那样去美琪电影院，而是在招待所的小放映室看了《南征北战》。
随即北上。6月初，他入住北京东城区一处僻静的院落。一天清晨，罗青长乘红旗轿车抵达，带他进中南海西门。有意思的是，院门口连岗哨姓名牌都摘了。这场会见中，叶剑英仔细询问了三类问题：法国政商界对中国改革举措的反应；海外华人对中苏关系的看法；以及中方在西欧获得前沿科技信息的可能通道。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没有留下文字纪录，仅有一张合影存档。
事后，有传闻称唐纳携带的一只皮包里装的是法国核工业的公开刊物与几份议员问答记录，份量不大，价值却在信息交叉印证。真伪如何，不在公开资料中出现，但接待规格已说明问题：非同寻常。
同年秋，他回到巴黎继续掌勺。餐馆门口那块手写今日菜单的黑板依旧，只是有顾客发现老板走路开始喘。1985年，国家安全部安排他偕妻女再度访沪，住进波特曼饭店。期间，他悄悄提交了一份关于“欧洲高科技企业对华出口限制评估”的备忘录，署名仍是唐纳。
1988年1月，肺癌夺走了他的生命，享年七十四岁。葬礼简单，来宾寥寥，法国朋友大多只记得他“懂电影、菜做得好”。而在北京的档案柜里，这个人名却被归入“对外情报工作杰出贡献”一栏。
唐纳的一生像是一部交叉剪辑的胶片：文艺青年、编剧导演、战时密探、海外餐馆老板。每一次身份变换都紧扣时代的暗流，既有个人抉择，也有组织指令。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那家巴黎小馆的灯火，也许中方在某些关键信息点上得不到及时印证；而若没有早年在报纸上的锋利笔触，他又无法赢得信任从容穿梭各色人群。
在风起云涌的近现代史中，这位被称作“华侨商人唐纳”的男子只留下一张合影、一叠零散剪报与一道川味宫保鸡丁的配方，然而正是这些不起眼的碎片，拼起了一条隐蔽却清晰的情报线索。历史不声不响，却从不遗漏每一环伏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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