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十月二十一日清晨，闽江边雾气未散，福州东站一辆绿皮列车缓缓停靠。拥挤的站台上，几名警卫默默簇拥着一位拄拐的高个老人——他正是久未露面的罗瑞卿。身旁没有鲜花标语，也没有欢迎锣鼓，罗瑞卿本想就这样悄悄下车，径直去汤井巷养病。可谁也没料到，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突然现身，他快步迎上去，紧紧握住罗瑞卿的手，小声却铿锵地说了一句：“罗总长，我皮定均还是有担当的！”
火车微微轰鸣，四周人群来去匆匆，那一句“有担当”却分外清晰。罗瑞卿怔了怔，苦笑道：“原本不想惊动旁人。”皮定均摆手：“老首长治伤是大事，岂能让我缺位。”寥寥对话，仅十余秒，却为接下来两年多的深情帮扶埋下伏笔。
时钟拨回一年前。一九七三年秋，在北京总参第三招待所，张爱萍向罗瑞卿提到福建名医林如阔，直言“这老先生的手法真灵”。张爱萍当年股骨颈粉碎性骨折，就是在福建养好重新站起。罗瑞卿因坠马旧伤久治不愈，早已心急如焚。得知此事，他立刻向中央请示前往福州治疗。邓小平、叶剑英当即批示同意，但也再三交代“低调行事”。
低调归低调，可到了福州却怎么也低调不下来。皮定均不仅亲自迎接，还把罗瑞卿夫妇安顿在环境清幽的汤井巷，并配备警卫、医护、专车，一应俱全。按当时组织口径，罗瑞卿只是“释放管制就医养病人员”，待遇不宜张扬。皮定均却想都没想就顶了上去：“我只认老战友，不认条框。”
这一句豪气，说来轻巧，背后压力可不小。那几年风声鹤唳，谁都怕踩到红线。然而皮定均行事一贯利落，他知道罗瑞卿若能早点站起，对军队、对国家都是好事。更何况，两人虽在战火中少有并肩，却同在枪林弹雨里见过生死，对同志义气看得比山高。
治疗周期漫长而枯燥。林如阔每日号脉、正骨，罗瑞卿疼得满头汗，却咬牙不吭声。皮定均隔三差五拎着一包家乡米粉或一瓶绍兴黄，笑嘻嘻闯进客厅：“味道怎么样？医者苦口，饭菜可不能也苦。”有意思的是，他每回都借机谈点军区事务：演习方案如何压缩路线、海防工事哪处需要加固。罗瑞卿听得认真，时而提出细节改动，时而干脆拿出铅笔涂画示意图。谈完公事再聊旧事，三杯两盏，夜色已深。
一九七五年夏，罗瑞卿首次丢掉轮椅，用拐杖独立走出院子。福州入夜的海风吹在他脸上，他难得露出孩子般的笑。当天傍晚，皮定均接到罗点点电话，放下文件就往汤井巷冲。门一开，他压低嗓子：“真的？您站住给我看看！”罗瑞卿轻轻挺直腰，拐杖点地，两秒不晃。皮定均长舒一口气，拍掌相贺。
值得一提的是，皮定均不只顾病情，还替罗瑞卿一家解决现实难题。罗原没有户口、学籍悬空，他一句话压在公文上：“安排到福建军区当兵。”随即嘱托三十一军政委：“孩子背景别乱说，先让他安心磨炼。”这种悄无声息的帮忙，日后被罗家人视作雪中送炭。
时间来到一九七六年一月。周恩来逝世，罗瑞卿急欲北上吊唁，却碰到手续卡壳。皮定均听闻，当即拍板：“军区值班机待命。”傍晚六点，银灰色伊尔—14直飞南苑机场。回程路上，罗瑞卿沉默很久，忽然叹道：“欠你一声谢谢。”皮定均抬手制止：“说这些见外。”
然而命运从不预告转折。同年七月七日中午，海峡上空雷雨翻滚，皮定均在组织演习巡察途中，座机失事。消息传到福州，罗瑞卿手中茶杯落地，瓷片四散，他的声音沙哑：“怎么会……”那晚福州城灯火寂静，雨下了一夜。第二天早晨，罗瑞卿执意推迟赴京参加纪念朱德元帅活动，亲笔写信慰问张烽，并在灵前默立许久。
“像他这样的主官难得。”罗瑞卿对警卫低声说。熟悉他的干部都明白，这评价分量极重。战争年代，罗瑞卿见过无数猛将，但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又能顾全大局者，并不多。
皮定均的离去令福州军区上下痛惜，也在罗瑞卿心里留下不可弥合的空洞。直到一九七八年秋，他离开福州返回北京，仍把皮司令的照片随身放在办公桌抽屉。偶尔翻到，他会轻轻抚平边角，好像那位豪爽的湖北汉子仍在耳畔朗声道：“罗总长，有事冲我。”
回看那两年，兵荒马乱、人情冷暖尽显。有人谨慎自保，也有人逆流而行。皮定均一句“我还是有担当的”，不仅兑现了朋友情义，也印证了老红军骨血里最原始的信条：危难之际，先顾同志，再顾自身。这样的担当，让罗瑞卿重新站了起来，也让后来者在史册中读到一行铿锵的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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