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日历翻回到1958年，地点是湖南长沙县的一座荒山头。
几个老农原本正挥着锄头垦荒，突然间，手里的活儿不得不停了下来。
锄头下的泥土里，不再是石块或者树根，而是一根接一根发白的骨头。
越挖越多，最后清点下来，足足有几十具。
这些遗骨到底是谁家的？
又为什么会被人像倒垃圾一样，乱七八糟地埋在这个穷乡僻壤？
旁边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长叹一口气，浑浊的眼神望向远处，把大伙儿带回到了17年前——那个燥热的1941年夏天。
埋在这里的人，既有运气不好被抓的国军士兵，也有没跑赢鬼子的普通老百姓。
他们之所以把命丢在这儿，根源就在一件事上：
那一回，日本人在长沙吃了败仗。
翻开历史书，人们总是习惯盯着胜利者的光环看。
可你要是想弄明白人性究竟能烂到什么地步，你就得去看看打了败仗的军队是怎么逃命的。
1941年8月7日，第二次长沙会战还没正式开打，日军搞的这次进犯，说实话，打得极其窝囊。
他们在长沙城根底下撞得头破血流，损兵折将不说，还得扔下满地的尸体往回撤。
这会儿，摆在日军指挥官面前的棋局，其实就剩两条路。
头一条，像个正经军人那样，收拢队伍，赶紧收缩防线，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准备下一场再打。
第二条，彻底撕下脸皮，既然仗打输了，就把那一肚子的邪火撒在路边的老百姓身上，干回土匪的勾当。
这帮日本人，毫不犹豫地选了第二条路。
那年才16岁的赵向鲁，家就住在沿江山脚下的赵家老屋，偏偏这就让他撞上了这场“泄愤式的大撤退”。
按说兵败如山倒，逃跑的时候那是恨不得爹妈多生两条腿，多耽误一分钟都可能把命搭上。
可赵向鲁眼里的这帮鬼子，路数完全不对。
第二天一大早，躲在后山坡上的赵向鲁往下一看，来的根本不像是一支急行军的队伍，倒像是一群刚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野兽。
好多日本兵居然光着腚，身上就挂着一块遮羞布，手里提着大盖枪，满山遍野地撵着村里的妇女跑。
这哪是行军啊，这分明就是在围猎。
这帮人的心理扭曲得很：在前线被中国正规军揍得抬不起头，就把威风耍在手无寸铁的女人身上，好找回那点可怜的“征服者”感觉。
为了这点所谓的面子，他们甚至大白天都不怕暴露行踪，在村子里见东西就砸。
门窗家具全毁了不说，连吃饭的碗碟都要摔个粉碎。
过了四五天，赵向鲁壮着胆子摸回村里的禾场坪，眼前的这一幕，正常人根本没法理解。
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全是死猪死羊。
要是为了填饱肚子杀猪宰羊，那你倒是把肉带走啊。
但这帮鬼子是怎么干的？
他们就把猪羊大腿上那点好肉割走了，剩下的大半个身子就这么扔在地上发臭。
更让人反胃的是，他们居然在村民的油罐子和米缸里拉屎。
这事儿你怎么琢磨？
顺走一条猪腿那是为了吃，把整头猪弄死那是搞破坏，可往米缸里排泄，那就是纯粹的恶心人。
这说明当时这帮日军心里头，毁掉中国老百姓的活路，比他们自己活命还重要。
他们就是要让你觉得绝望：“老子得不到的东西，你也别想用。”
隔壁那家姓邹的，几个大老爷们正从池塘里往外捞邹四大娘的遗体。
这位性子刚烈的女人，死活不肯受辱，最后只能跳水寻了短见。
至于那些没能自我了断的乡亲，日军使出来的手段，你要是用“残忍”来形容都显得轻了，那简直就是违背了生物的本能，彻底疯了。
在赵屋湾那个地方，有11个老百姓落到了鬼子手里。
照理说，想杀人，枪毙最痛快；想省子弹，拼刺刀也利索。
可那帮日本兵偏不，他们挑了一种最费劲、场面最吓人的法子。
他们逼着这11个人跪成一排，动手的鬼子手里拿的都不是军刀，而是一把从农户家里抢来的切菜刀。
他就这么从排头第一个开始剁。
砍到后来，那菜刀的刃都卷边了，根本砍不进肉里。
这群杀红眼的畜生才想起来腰里还别着刺刀，这才开始乱捅。
为什么要用菜刀？
因为刺刀那是打仗用的家伙，菜刀才是折磨人的刑具。
在他们眼里，这11个中国人既不是战俘，也不是对手，就是一群用来取乐的“消耗品”。
还没断气的人在血水里疼得打滚，周围看热闹的日本兵却在在那儿狞笑。
这一阵阵笑声，就是这支军队彻底退化成野兽的铁证。
更挑战人伦底线的事，发生在村民易裕春的家里。
易裕春有两个儿子，大的刚满两岁，小的才一岁多点。
但在那天，这两个娃娃成了日军手里的“玩物”。
丧心病狂的日本兵举起了刺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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