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 年，王蒙给彭荆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你是“老”作家了，读者、青年作家和你的同行们，都是很关心你并对你寄以厚望的。
彭荆风时年54岁，王蒙49岁，王蒙给“老”打了个引号，从文学创作年头上讲，彭荆风的确挺老，可是一个引号，似乎也传达了彭荆风文学创作的“嫩”。
这封信是针对彭荆风的中篇小说《云里雾里》写的，大概是彭荆风请王蒙指教，王蒙回了一封信。
小说写云南边陲，解放军战士高大壮，被怀疑与瑶族姑娘有不正当关系，从前哨被押往团部。途中发现瑶族姑娘失踪，并有敌人越过边境入侵的迹象。高大壮忍辱负重，主动请缨，带路深入原始森林，与入侵敌人殊死搏斗，最后献出了生命。
只看主人公这名字，高大壮，就知道彭荆风想要塑造什么形象了：又高又大又壮。
王蒙说了一段好话，然后说：
可惜，你大概太钟爱你的主人公，并生怕读者误解了你的主人公了。小说一开始，你就不断地暗示乃至明白告诉读者，你的主人公是无辜的，这就大大减少了悬念，减少了云里雾里的浓重气氛，也减少了这一特殊场合的严峻性和考验的严峻性。甚至读者会想，这本来是很容易弄清的一个问题嘛，何严峻之有？
这就是小说创作最容易犯的毛病。幼稚的写作者总是试图告诉读者，这个是好人，他被冤枉了，他被误解了，他是高大壮的，传统说书人基本都是这个叙述方式，但是作为复杂的小说，也这样写，是因为作家的恐惧：作家总是在作品中证明自己是爱憎分明的。
实际上小说中的形象，有他自己的成长过程，就像现实中的人，昨天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又换了一个想法，昨天面对美女不敢碰一下人家的手，今天又抓心挠肝地想，昨天在战场上拉不开枪栓，但今天非常勇敢顽强。作家在这个过程中，就像足球场上的裁判，完全隐身，让人物自己活出一个过程来，才是高明的写手。
彭荆风这篇小说，前半部分反复告诉读者，高大壮是清白的，他受了冤枉，然而押解他的战士就是不听他的，连和敌人激战时都是如此。这样一来，这个简单的战斗小组，一方是纯洁到高大全，智慧与勇敢，忍辱与牺牲共存，另一方却是懵懂无知，即使大敌当前，战士也在当他是犯罪分子。高大壮太过高大全不真实，战士的呆头呆脑同样不真实。
其实，彭荆风还可以有另一种写法：高大壮和瑶族姑娘有些小暧昧，又何损他的英雄形象？甚至的确犯了错误，是不是也可以写？战士在押解他、在深入原始森林搜索，在后来的战斗中，从不理解到理解他的爱情，又有何不可？
我看这样更加符合“云里雾里”这个题目，不过在1983年，作者没那个脑子，没那个技巧。
写带有缺点、不足的人物，曾经叫“中间人物论”，那是“黑八论”之一，是被大批特批的。赵树理最擅长写这种“中间人物”，比如有着小九九、小算盘的农民，结果赵树理受到残酷迫害。
王蒙说：
主人公在这种被误解、因而连武器也没有的状况下与敌人拼搏的精神，也未能贯彻始终，使我这个对军事生活外行的人觉得可惜，他最后只是白白地挨了一枪。
这个几人的小组，遭遇了几十名侵入国境的敌人，他们埋伏起来观察，但敌人用一把无声手枪，冲着远处随便打了两枪，就打中了高大壮。所以王蒙说，白白挨了一枪。本来是高大全的形象，但是在到来的激战中，却没有发挥什么作用，总之不明不白地牺牲了。
王蒙说：
我想，你的作品也许还有一个副主题：即是对于那种简单化的、惩办主义的工作方法的批评。如果人们稍微动一动脑筋，注重调查研究，注重听取不同意见和当事人的申诉，坚持实事求是，不是本来可以不这样误解一位好同志吗？
这是彭荆风更加做不到的事，他哪敢有任何批评精神？
彭荆风写的东西是这样的：少将坐的吉普车已经很老旧了，机关给将军配了新车，但是将军死活不换。在去大礼堂观看演出时，少将发现自己的老上级、中将司令骑自行车来的，于是第二天将军骑上了自行车。
这就是典型的马屁文学。这种文学可以拍一切上级，从科长到处长到将军，一路拍上去。
1983年，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已经走向尾声，寻根文学开始萌芽，而彭荆风对文学的理解，仍然停留在六十年代。他一辈子也没有走出那个年代。
所以1995年，当莫言在云南拿走了10万元大奖，彭荆风批莫言的行为，第一从话风上可以看到某些年代的遗留物，第二从到处乱送攻击莫言小报的手段上，可以看到熊熊妒火。
砚边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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