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八宝山放着一位老人的骨灰，他的墓碑只有三个字：袁学易。没有代号，没有头衔，连当年响彻情报圈的名字都不敢刻上去。他就是史上独一份的五重间谍“秋蝉”袁殊，五个阵营都把他当自己人，每个阵营都想弄死他，直到去世，还有人搞不清他到底站在哪边。
他是湖北人，小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八岁那年外祖父去世，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卷着铺盖去上海找父亲，结果父亲连自己都顾不住。母亲靠教棚户区工人识字换口饭吃，他就跟着弟弟上街卖大饼油条、擦皮鞋讨生活。
谁能想到这样的出身，后来居然能去日本早稻田大学读新闻学。回国之后，他拿着妻子从娘家借来的五百块银元，在上海租了一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办起了《文艺新闻》。这份杂志一开始只印三千份，最后卖到一万份，整整出了六十期，是左翼文化圈所有刊物里活得最久的。
真正让他被记住的，是1931年的一次报道。那年国民党秘密杀害了柔石、胡也频等五位左翼作家，上海的大报没有一家敢发消息，封锁得严严实实。袁殊想了个绝妙的点子，在杂志开了读者来信栏目，让冯雪峰化名写信，问有没有人知道这几位作家去哪了，编辑部再顺着话把真相抛出来。
这种操作压根抓不到把柄，消息顺利放了出去，直接引发舆论哗然。也是这次报道，让潘汉年注意到了这个脑子活胆气大的年轻人。潘汉年在上海的咖啡馆约他见面，问他愿不愿意干一件比写文章更重要的事。袁殊一口答应，就此把自己的新闻生涯锁进了抽屉，再也没打开过。
从此他开始了一辈子的演戏，同时效力五个阵营，中共情报系统、国民党军统、日本海军情报机关、汪伪政府还有青帮，五套身份五张脸，每一张都能让对方深信他是自己人。“秋蝉”这个代号就是这么来的，蝉叫了一辈子，没人真的听得懂它在说什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超过八百名文化人被困在香港，宋庆龄、柳亚子、邹韬奋都在其中。那时候袁殊顶着汪伪江苏省教育厅长的头衔，借着这个身份他向日军申请了大量通行证，理由是要调香港的同事回上海增援。拿到通行证后他配合潘汉年，把八百多名文化人陆续安全撤出了香港。
日本投降之后，他直接把岩井公馆名下十几个单位，价值近千万元的印刷设备、厂房和物资，整体移交给了中共地下党。这些都是他实打实给党攒的家底，换作旁人根本做不到。命运偏跟他开了个天大的玩笑。
1955年政治运动高峰期，潘汉年被捕，袁殊作为潘汉年系统的核心成员，同年也被拘留，给他安的名头是“特嫌”。说起来太讽刺，当年那些五重身份是他干情报的工具，每一步都是按指示走，到这会儿所有和敌对阵营接触的记录，全变成了甩不掉的历史问题。
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就在这，核心细节全是机密，他根本没法公开解释，更没法自证清白，妥妥陷入了死局。这一拖就是十年，1965年法院判了他十二年有期徒刑。1967年刑期就满了，赶上文革闹得凶，没人管他出不出狱，接着关。
前前后后加起来，他一共被关了二十年零四十天，时间精确到天，都在秦城监狱和湖北的劳改场所度过。这段日子里，他的妻子1968年服安眠药自杀未遂，之后离家出走，从此再也没了消息。几个孩子都改了姓，填表的时候父亲那一栏长期是空着的，不敢填。
1975年他终于走出了关押的大门，又等了两年，1977年才回北京探亲，见到了阔别二十二年的孩子们。据说见面的时候，孩子们愣是叫不出“爸爸”两个字，想想都让人鼻酸。
出狱之后他也没闲着，在秦城关押的那些年，他读完了《资本论》，翻译了大量日文书籍，还写了将近八万字的《南窗杂记》，整理自己整段工作经历。这些文字，算是他给自己一辈子的交代。
1982年8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撤销了1965年的判决，宣告他无罪，判决书里写得明明白白，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接受了党的指示。九天之后，他恢复了党籍。这时候距离他被拘留，已经过去了整整二十七年。
平反之后他常去江苏宜兴，那是潘汉年的故乡。潘汉年1977年就死在了狱中，比他平反早了五年，没能等到这一天。袁殊每次去也不说什么，就是安安静静待一会儿，看看故人的故乡。
1987年11月，袁殊病逝于北京，享年七十六岁。他早就在遗嘱里交代好了墓碑的事，只刻“袁学易”三个字，那时他出生的他说，那些名字都是任务，不是我。你可以把这句话看成一个演了一辈子戏的人，终于攒够力气脱掉了戏服。也能看成他比谁都清醒，那些名字是历史的需要，从来都不是他自己。
时后父亲给他取的名字，从来没有用于任何一项任务。袁殊不刻，秋蝉不刻，其他所有化名都不刻
外界到现在还在讨论“秋蝉”这个符号，有人说他是英雄，有人说他是传奇，也有人给他安上各种标签。可他自己什么都不要，只要那三个字刻在石头上，就够了。死亡是他这一生，唯一一次不需要向任何人交代的时刻，他终于做回了袁学易。
参考资料：人民网 “秋蝉”原型袁殊的情报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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