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一份公开的判决书刷屏了。不是因为案情有多复杂，而是因为它荒唐到让人匪夷所思。
某地一位派出所副所长马某，为了完成“查处任务”，找到了社会人员徐某，想让对方提供涉毒线索。徐某找不到线索，倒是出了一个“馊主意”——马某提供含新型毒品的电子烟，徐某召集6名未成年人在宾馆吸食，然后马某带队“神兵天降”，一举查获。
如此“完美”的计划最终还是露了馅。最终，马某因犯欺骗他人吸毒罪，被判有期徒刑五年，另有3名涉案社会人员也一同获刑。
这起案件最让人不寒而栗的，不是副所长知法犯法，而是他犯罪的动机——居然是为了“完成任务”。
“完成任务”四个字，成了毒害未成年人的通行证
我们常说，有什么样的考核，就有什么样的行为。当一个地方的执法考核机制出了问题，基层执法人员的行为就会被扭曲。
这位副所长不是不知道毒品的危害，更不是不明白诱骗未成年人吸毒的后果。但在他眼里，“完成任务”比孩子们的安危更重要。这不是一个人的堕落，而是一套机制的失败。
抓毒的工作，本质上是遏制毒品蔓延、保护人民群众免受毒品侵害。按照这个逻辑，如果一个辖区内的涉毒问题越来越少，吸毒人员越来越少，恰恰说明工作做得出色，老百姓生活得更安全。
可荒唐的考核逻辑不这么看。它不管辖区实际情况如何，只管你有没有完成任务数字。没发现线索？那就意味着你工作不努力、不作为。没有抓到人？那就说明你能力不行、态度有问题。
于是，一个荒诞的悖论出现了：为了证明自己干得好，你必须制造出问题；为了完成任务，你必须先制造出犯罪。
这不是在执法，这是在“养案”，是在教人作恶。
荒唐的KPI，正在把各行各业逼上梁山
类似的问题，绝非个例。
就在前不久，某省被曝出招商引资数据造假的问题，一个县就能虚报77亿元，全省加起来更是天文数字。这些虚高的数字是下面吹出来的吗？恐怕不是，而是上面压出来的、考出来的。
前几年，北方某县级市专门下发文件，给各部门下达罚款任务，67天内向2443家企业罚款高达6700万元。罚款不是为了规范市场秩序、维护公平正义，而是为了完成财政创收指标。
当考核指标脱离了实际、违背了规律，就会变成一把扭曲行为的利刃。上面压任务，下面想办法——既然老老实实干完不成，那就只能造假、只能走歪路。
在这个过程中，没有人觉得自己是坏人。副所长觉得他在完成工作，招商引资的干部觉得他在为地方发展努力，罚款的部门觉得他们在执行上级指示。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没得选，每个人都在荒诞的机制里扮演着荒诞的角色。
可问题是，那些被诱骗吸毒的未成年人呢？那些被虚报的数字掩盖的真实情况呢？那些被乱罚的企业呢？
恶的机制不除，什么荒唐事都可能发生
一个副所长被判刑，不是问题的终点，而是一个警醒的起点。
个体的恶，我们可以通过法律来惩治。但机制性的恶，如果不从根本上反思和纠正，就会源源不断地生产出下一个“马某”，下一个为了完成任务不择手段的人。
我们需要认真问一问：抓毒的任务是根据什么标准制定的？有没有考虑过辖区实际情况？那些完不成的任务，背后是因为工作不力，还是因为本来就没有那么多毒可抓？其他地方的执法人员又是怎样完成任务的？是不是还有更多看不见的“马某”？
同样，招商引资的任务是谁定下的？一个县77亿的虚报，难道上级部门真的毫不知情吗？罚款任务的文件是如何出台的？那些签字下发文件的领导，有没有为此承担过责任？
考核不是越多越好、越严越好，更不是单向施压、不问实际。好的考核机制应该调动积极性、推动工作落实，而不是把人逼到墙角的“催命符”。如果一项任务只能通过造假、违法才能完成，那这项任务本身就出了问题。
让作恶的机制寿终正寝
副所长马某被判了五年，这是他应得的惩罚。但比追究个人责任更重要的，是让那个逼他走上犯罪道路的考核机制也一起“寿终正寝”。
我们需要建立的是科学的、符合实际的评价体系。在一个辖区，如果涉毒问题越来越少，即便一个都没抓到，也应该是优秀；如果因为工作扎实，辖区治安持续向好，各类案件逐年下降，那就是最大的成绩，而不是“任务完成得不好”。
否则，今天逼出一个诱骗未成年人吸毒的副所长，明天就可能逼出更多的“马某”。到那时，什么离谱的事都不奇怪了。
因为恶的机制下，必然会把正常变成极不正常，进而戕害人性的良善，破坏社会的底线。
所以，与其追问“谁在造假”、“谁在作恶”，不如追问：是谁在逼人造假？是谁在掩耳盗铃？是谁设计了这些荒唐的KPI，然后假装不知道下面会怎么应对？
这些问题不回答，类似的荒诞剧，还会一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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